对传统思想文化持疏离和反抗姿态并以非现实主义风格为特色的“新生代”作家群，干脆将写作视为个人生存体验和情感体验的表达。“在他们的创作理论与实践中，都明确表示了对于在现实文学中占主导地位、以‘载道’为主体内容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反叛，试图将文学还原为彻底而纯粹的自我世界”，以避开“宏大意识形态”对其创作的干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新生代”作家群体可视为最典型的“边际人”了。尽管他们出生的年代，整个社会生活领域都弥漫着高度的政治激情，但未能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太深刻的记忆。反倒是“文革”之后社会理想文化的幻灭，成了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共同经历；这种急剧的价值落差使他们更能体会到时代转型所带来的困惑、迷惘乃至精神上的苦闷和疲惫。唯利是图的心理和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造成的混乱无序，逐步地加深着人内心的矛盾冲突，也势必会影响到这一代作家对生活和艺术的价值追求，使之不再具有被传统推崇的确定性。“新生代”作家的作品，是着眼于非常个人化的内在经验的写作。一些小说的描写中甚至展示出越来越多的、被称之为精神“狂欢”和“沉沦”的末世景象。“新生代”也因此被理论界视为是成长于文化废墟中的一代。其实毋宁说，他们在精神上所经历的是一种被称为是后现代式的“耗尽”体验。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借用吸毒者指称的“幻游旅行”来界定这种“非中心化”了的主体感受：在这种“耗尽”感中，人体验到的是一个变形的外部世界，而自我却无法统一起来，正散落成无数的碎片。在这种“非中心化的”虚无体验中，现实不再具有整体的形象特征了。在“新生代”作家的笔下，读者也很难发现什么稳定的价值取向。他们拒绝描写的“深度”概念，而尽情地表现了空虚无聊的人生状态和为了逃避这种失重感而投身于欲望狂欢之中的“存在之轻”。这使“新生代”的小说往往呈现出粗鄙、紊乱和自甘沉沦的“另类”特点以及意义“零散化”的倾向。
然而，仅从伦理的角度非难“新生代”作家是有失公允的。弗·杰姆逊在他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演讲中曾引用过尼采的一句话，意思是说，有些人宁愿要虚无而不愿什么都不要。他就此解释说：“当没有正当的价值可以为之奋斗，而又有形而上的对价值的需要时，人们便选择虚无的价值。”
三
自20世纪90年代始发生的“后新时期文学”，就这样拉开了它的历史序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在其《后现代状态》一书中认为，“具有真理价值的陈述在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建立共识这一规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是“启蒙叙事”——即“包含历史哲学的元叙事”得以流行的前提。我们知道，元叙事又被称作大叙事或宏大叙事。所谓“现代”，在利奥塔尔看来，就是无论元叙事的讲述者还是聆听者，都对陈述内容的合法性不产生怀疑的时代。
如此说来，何为“后现代”就容易理解了：“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做是‘后现代’”。
在西方，“后现代”是指“二战”后出现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时代。在中国，这个时代为20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重大历史事件所开启。
用利奥塔的话说，身处这个时代，从属于思辨哲学的元叙事先前可以取信于人的有关“伟大的英雄、伟大的冒险、伟大的航程以及伟大的目标”的叙述都失去了原有的魅力。鲍德里亚则指出，进入后现代，先前社会理论中的核心内容已经消失，“世界的特点就是不再有其他可能的定义……所有能够做的事情都已被做过了。这些可能性已达到了极限。世界已经毁掉了自身。它解构了它所有的一切，剩下的全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玩弄这些碎片。玩弄碎片，这就是后现代”。而后现代性，“可以被看做是在现代性的意义，指涉对象以及终极目标均被解构之后，对空虚和痛苦所作出的反应”。
以此来反观“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的分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在这“后”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对“包含历史哲学的元叙事”的普遍信任的丧失通过阅读很容易被觉察。我们再也难觅“新时期文学”试图为读者重建的关于“远大前程”的终极影像，面对的只是“一地鸡毛”的、不如意的现实。文学，不再唱颂高调，而是致力于揭示人生世相的复杂、尘世烦恼和人生挣扎的画卷，展现人破碎的内心世界，人性的剖析和人情的抒写也有了用武之地。
从当前现实错杂纷乱的发展趋向看，传统经验中的确定性已从未来的指向中遗失。与此相适应，跨入21世纪后的“后新时期文学”，也进入了难以用命名来概括和界定的混沌的发展阶段。在新世纪迎来了头一个十年的时候，人们竟难以发现值得一提的文学现象和思潮，足见其“多元化”的表征不过是其呈现出来的表象而已。
有论者已对“新世纪文学”中“主要倾情于物质化、欲望化和实利化”的“世俗化”倾向，“对启蒙价值、道德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的疏离，对娱乐价值、生命体验价值的过度倾斜”表示出忧虑。由此可见，“后新时期文学”中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积极的主题”，由于社会改造目标之远景的淡出而式微的趋势已日益明显。重新寻找和构建明确的社会改造目标和不再执著于、也没有了这种目标，是“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两个分期的文学阶段的所有相异之处，都来源于此。
2010年3月
自我追问的阙如
——对中国当代文学缺憾的一种思考
文学的功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现在也没有人再否认文学应该具有审美、认识、教育和娱乐等诸项复合功能了。至于具体作品，在功能上尽可兼容并包，但自会各有偏重，由此形成了文学创作的多元格局。对文学的艺术作品来说，审美功能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在承认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还希望高档次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这不见得就是什么“非文学”的要求。而思想的深度势必要看作品有无相应的认识功能，这是决定其文学品位高低的重要标准。
遗憾的是，一谈到文学的认识功能，有人就以为是指认识外部世界及其规律，认识为种种现实社会关系所界定的人的一般本质。这种狭隘的视野恐怕与多年理论的误导有关。其实，文学的认识功能与一般社会科学的认识功能是大有区别的；前者的优势绝不在于“形象地”反映所谓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而恰恰在于它有助于人正视无法完全为社会关系所制约、所说明的自我。
我认为，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既不适合用来搞那种除语言操作上的熟练外别无独辟意趣的平淡寡味的文字游戏，也不适合忍辱负重去做“历史的书记”，更不适合用作铺排需以读者的智力为中介方能从中破译出作家的所谓微言大义及力透纸背之“高超认识”的密电码文本。与其领教那种反映历史大过程和大规律的“啼笑皆非”或结构繁复而内容玄妙费解的篇幅漫长的作品，毋宁拿出些时间去细心研读一两本鞭辟入里的历史学或西方哲学大师的著作以增加人生的见识和智慧为好。
作为人的一种特殊的自我认识，文学理应烛亮被残酷的生存律所遮蔽的生命的内在真实，以增进人对自身及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从而唤起人真诚生活的愿望。正是这愿望本身，才构成了人反抗自我异化的隐秘力量。所以真正的文学赋有精神解放的意义，是人自由观照和把握自己、获得心灵自由、摆脱被役使状态的一种形式。尽管文学完全也可以致力于其他的认识目的，但这才是文学最高层次的认识功能。
在我看来，尽管中国当代文学画廊里早已不乏人性和人生的复杂画面，但平心而论，还达不到真正的自我认识所需的哲学深度。
西方文化对人的理解倾向于，一个人只有从他扮演的所有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基地，对这些外在的角色作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真正浮现。否则，他只能算是一个没有自己面目的“无名人”。所以早在古希腊的先哲那里，“认识你自己”不仅是哲学勉力追求的目标之一，而且也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人本身和人生意义的关注滥觞于苏格拉底。19世纪后，又出现了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加缪、蒂利希和弗罗姆等一批大师级的人物。与那些热衷于构造庞大体系去说明客观世界的哲学家不同，前者对探讨具体的人、人生的奥秘和人的命运充满了热情。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的出现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按施太格缪勒的说法，随着基督教文化危机的加深，旧有的知识和信仰已经不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生活的必需，于是西方社会产生了日渐强烈的对“世界意义和人类存在意义问题的‘形而上学欲望’”（这里的“形而上学”概念，指的是与非感性的、即“超验的”对象有关的学问，与世俗理解中的“唯心主义”无关）。精神上的那种原始的和谐被打破了：“形而上学的欲望和怀疑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对立，是今天人们精神生活中一种巨大的分裂，第二种分裂就是，一方面生活不安定和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作出明确的实际决定之间的矛盾。”在这种危机的背景下，一个时代对“世界意义和人类存在意义问题”抱有的那种“形而上学欲望”，必然要在更关心人本身的哲学家的思想中获得强烈的、穿透性的表现。他们“借助其敏锐的意识，生活在社会的前沿，也就是说，仿佛生活和立足于未来”，“在自己的血肉之躯中，负荷着时代的冲突”，并预感到“日后将要全面突入到社会中来的种种问题”，以敢于面对荒谬的绝望勇气致力于思考被抛到一个无意义的世界时自我存在的生命意义。在他们的哲学里，总是充满了思维咄咄逼人的焦虑感和精神追求的紧张度。那些置人灵魂于险象环生的绝壁深渊之上无所逃遁的奇思异想，简直令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因为“意义”或“价值”这类关涉人生的纯精神的概念已不再具有可资检验的唯物主义的客观含义，而是浸满摆脱了虚假的人伦和社会关系制约后的自我内在生命体验的强烈主观色彩。这种形而上的、触及存在边缘令灵魂为之战栗不安的探讨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已发展到极致。
正是在这种哲学背景下，出现了《变形记》（卡夫卡）、《月亮和六便士》及《刀锋》（萨姆塞特·毛姆）、《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赫尔曼·黑塞）、《人都是要死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乃至《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德拉）一类极具现代意义和时代感的文学佳作。可以说，发现和寻觅自我、求索人生价值、精神上的解放和再生是西方现代文学艺术一再探讨和关心的主题。在这类优秀的作品中，又无一不渗透着“我是谁？从何而来又将何往？”这一对自我意识的生命来说至高无上、令人震撼的哲理思考。
阅读这些作品，我们能真切地感受那种在平庸的压力下自我丧失的大痛苦，并怀着生存的疑惑和苦恼，尾随作家艰涩地跋涉在永恒的时间长河中以探寻生之真谛及生命的意义；面对着那些不屑于跻身主流社会的超凡脱俗的奇异个性，不由自主地卷入生活价值的自我发现、自我体验的激情中去……一个思考深刻、感受深切的人，不难体验到这些作家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唯恐在稍纵即逝的人生旅途中由于自己的疏忽而与真正的内在自我失之交臂的人性的焦灼和关怀。
应该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几乎没有这类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