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期之我见
一
中国文学自1978年发展至今，已走过三十年的历程。1978年到1989年这一段，一般称作“新时期文学”。自1990年到现在，一般不再称为“新时期文学”。对此一时期的中国文学该如何命名尚无共识。先见有“后新时期文学”的说法，后来有人主张称为“多元化时期文学”。进入21世纪后，又出现了所谓“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并开始流行于批评界的讨论。
考虑到“新时期文学”已是约定俗成的一个历史概念，不宜再做改动，再来看“多元化时期文学”的说法，是值得推敲的。我认为对文学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期要顾及到它的衔接性和延续性，最好是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思考。两个相关时期的划分和命名要有前后的照应。如果用“多元化”的表述来指称“新时期文学”之后的变化，就意味着相对的概念应该是“一元化”。但用“一元化”来指称“新时期文学”又明显不妥，因为“新时期文学”毕竟与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是两个时段的文学，二者不能等同视之。而“多元化”也只涉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表象。若为一个时期繁复的文学表象所惑，就难以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实质。
“新世纪文学”的提法问题更大。它不仅不能涵盖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而且是一个大而无当的非学术概念，是对文学现状无能于把握的产物。显而易见，今天之新，必为明日之旧。如果这个完全没有未来概念的空洞命名能够成立，时过境迁后势必将成为笑谈。
我认为，自“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所走过的三十年历程，是一个前后衔接、又有所断裂的完整的演变过程。两者之间的相异之处很多，这也是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将“新时期文学”之后的文学发展再做分期的一个主要原因。从尊重历史的立场出发，我赞成将“新时期文学”之后的文学发展进程径直称之为“后新时期文学”，而非另起炉灶，再行概念炒作。这不是偷懒，因为任何高明的理性概括都很难用一个描述性的命名为这后一时期复杂的文学发展画像。当然从细究的立场看，“后新时期文学”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概念，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理论”不也同样如此吗？这其中自有其不得已之处。既不能一言以蔽之的演变过程，就只好以时间段来划分了。其实，用以命名的概念未必一定要从字面上就能让人悟出其内涵。关键是它具不具有包容性和理论的张力，能否为进一步的深度阐释留下空间。
对文学发展分期的反思要抓住纲，因为纲举才能目张。
在我看来，“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期的重要标志，是前者尚有明确的社会改造目标的引导而后者已趋向于没有。这是决定两个分期文学现象呈现质的不同的决定性因素。
二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带来了“一种旨在预测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的未来历程，尤其是预测革命的未来进程的”鼓舞人心的“纯粹的历史理论”。它可以解释所有现象，并将这些解释成功地纳入一个统一的、具有普适性的大叙事框架中。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积极的主题”，也随着阶级斗争的思想和苏联经验在中国的逐渐普及，开始慢慢渗透了中国的文学。在宏大叙事的理论感召下，左翼文学家的政治使命感日益强烈。到了解放区文学时期，文学已成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为实现宏大社会改造目标服务的工具。作为解放区文学精神特征的延续，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创作，更是将这一理解推向了极致。这一时段的文学，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这一宏大目标而独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这种“现实主义”，在无产阶级经典作家的笔下，从来都不意味着只是如实地感受和真切地描述客观事物，而是要与历史发展的道德信仰相结合。高尔基曾认为，“革命的浪漫主义”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别名，“其目的不仅仅是批判地描写过去，主要还是促进当前革命成就的巩固，并促成对于社会主义未来的崇高目标的清楚认识”。这与乔治·卢卡契后来所说的现实主义者，“把意义重大的、尤其是现代的经验，放置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只赋予它作为更大的客观整体的组成部分所应得的强调”是同一个意思，也是他所谓的“对于社会和历史现实的正确的审美理解”。反观“十七年文学”，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清晰。以最具典型意义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为例，由于被要求反映“伟大变革”中的农村生活和体现改造农村社会的政治热望，揭示出现实生活的真实本质，所以作家必须自觉地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支配下从事写作；作品所反映的农村社会的现状和变化也必须纳入宏大叙事的框架来理解和把握，并受到其制约和引导。换言之，这是一种先知式的文学把握人及其世界的方式。文学要为、也必须为政治服务。观察和编织生活素材要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自觉。而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要证明农村集体化、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必然性和光明前途；这从《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等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标题即可看出。对宏大叙事的信仰者来说，不确定的历史迷雾已被驱散，未来尽入囊中。凡无法纳入此理解框架的人生情感和生活画面，都是目的论文学所要排斥、否定和回避的。于是，人文关怀的目光从作品中消失了。凡不能与宏大叙事的历史理解保持一致的人和事，都是落后的甚或是反动的。“十七年文学”的创作紧跟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因为认为后者是对历史发展必然进程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充满信心地描写奔向极乐世界的必然历程。
发端于1978年的“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是有传承关系的，它虽被冠之以“新”字，但仍未走出“十七年文学”的投影，仍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从全国范围看，当时涉及“伤痕”和“反思”的经典作品，如《李大顺造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乡场上》《芙蓉镇》等，在价值观上仍停留在“拨乱反正”、回归正道的认识阶段，仍受着大叙事认知框架的影响。其基调可谓是：悲情难抑而信念犹在。对历史的过去痛心疾首的批判和反思是为了揭示道路曲折而前途光明，是为了振作精神更好地朝着既定的、美好的理想目标前行。廓清阻障、求索前行之路的“改革文学”自不必多言，就是面向更为遥远的过去作发掘状的“寻根文学”，也是为了理清一个民族的脉系，再度找到前进的方向。
拿山西的“晋军崛起”来说，现在大家都能看出它属于启蒙文学的范畴，也注意到它的文化观察视角是居高临下的。那为什么会是居高临下的？就是因为还没有从远大社会改造目标的巨大历史幻觉中走出来，还对一个民族心理构建的“远大前程”有着执著的信念、对历史的进程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由于自以为洞穿了历史和历史发展的走向，所以对生活的现实就有一种从优越的文化立场而生的审视和批判的眼光。说它的创作心态是痛心疾首也好、作品沉重有分量也罢，都生自习惯于宏大叙事的庄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意在“唤起”。
“后新时期文学”就不一样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消费社会开始崛起。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使得“启蒙话语”或大叙事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远大社会改造目标的宏图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求真务实的精神占了上风。大叙事和大叙事余风所需要的千秋承担式的写作冲动已退潮。在这个一切都归于凡俗的时代，后起的年轻作家们心态平实，不再自认为是时代的精英和先知，也没有了做精神引领人的兴趣。当然，这是一个渐次发生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作家对长期以来的乌托邦追求产生的幻灭感和厌恶感，终于充分体现在借鉴和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小说”的作品里。他们的创作表现出了强烈的非现实性特征，其基本的主题之一就是历史的虚无和人生的荒诞，并突出其无意义和不可捉摸。作为精神游戏和文学反叛的先声，“先锋小说”的创作以近乎病态的热情关注着人的死亡与苦难、孤独与梦幻。这表明，作为通向下一阶段文学发展之路的必要过渡，“先锋小说”正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在试图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昭示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已临近尾声。
8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进程的受挫，由“新写实小说”的开端而引发的文学写作开始偏离主流的轨道。与“先锋小说”借助和热衷于异域的“移植”不同，这些小说立足于脚下现实的生活，以平实的低姿态开始着力描写人的“生存”主题，展现普通人在食物、居所的匮乏中的挣扎和焦虑。池莉有篇小说名为《烦恼人生》，可以视为这类小说的破题之作。小说中的主人公已不复有理想的激情，只是在日常生活的困顿中“讨生活”。池莉在其“创作谈”中如是说：“现实是无情的，它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多的幻想色彩……那现实琐碎，浩繁，无边无际，差不多能够淹没销蚀一切。在它面前，你几乎不能说你想干这，或者想干那，你很难和它讲清道理。”作家的价值取向正如她后来的另一篇短篇小说的标题所言：“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体现出一种被现实的压迫所裹挟的无奈与妥协。有研究者指出，“新写实小说”中的贫困“不再预示着解脱的希望”，而是表现出一种对国家现代化的企盼失望的、文化悲观主义的倾向。这是有道理的。
进入90年代，商品经济引发的物质和文化消费潮，终于将人们从一种情绪低落、沉闷的精神状态中唤醒。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代转型期。就是在被冠之以“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作品中，也流露出了与此前“改革文学”相反的“对现代化的深刻怀疑和不同理解”。即使受到舆论的倡导，何申和谈歌在他们的“穷乡”系列和“大厂”系列小说中，留下的光明尾巴仍有生硬拼装的感觉，缺乏说服力。事实上，读者在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中已很难看到前此时期的文学中由于明确的社会改造前景的引导而导致的“积极主题”了。那些反映农村生活的乡土小说，可以说几乎没有一篇是饱含着激情的、乐观而自信的赞歌，对未来的前景也不再抱有什么确定的指望，相反，多是隐含着忧患、忧虑、焦灼、苦涩、悲情和感伤的挽歌。即使在对乡村文化精神作勉力守护的作品中，也缺少了那份恬静自得的安然心态。在《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年前年后》《扶贫纪事》《九月还乡》《杀羊》等一系列触及现实的乡土小说作品中，上至乡镇领导，下至村干部和村民，都忙于应对当下那令人焦头烂额、捉襟见肘的困局；他们得过且过，而且也只对解决当前工作或生活的燃眉之急感兴趣。读者再也看不到、感觉不到原先必然会悬置于小说远景中的那个曾让人空泛地激动了二十多年的明确而鼓舞人心的社会改造目标了。《九月还乡》中的“杨大疙瘩”，作者写他还记得解放后搞土改分田地时热闹而欢喜的景象，然而这一切如今都已消逝，而且在他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了。《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镇领导为了向上头送礼，召集各村村长开会部署采冬茶的任务，村长们几经犹豫讨论，最后竟“一致认为，反正农村是穷定了，多那点茶叶，少那点茶叶都没有利害关系，反倒是丁镇长万一利用冬茶打通了什么关节，为镇里要个什么项目来，说不定真能给全镇带来什么变化。”由于“远景”早已无影无踪，短期行为、权宜之计甚至对犯罪行为的容忍也就在所难免。现实逼得人说一套做一套，权衡变通而已。最终的目标既已失去，又何必在意使用什么手段？《杀羊》中的小桥村村长四平奉乡长之命，需要在几天的晚上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宣读计划生育教育材料，以应付上面形式主义的突然检查。宏大的社会改造目标的消逝，原来起作用的思想控制已经解体。在此背景下，要把村民召集在一起又谈何容易！四平只得绞尽脑汁用杀羊炖肉汤作诱饵把村民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