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冬》的主要线索只是一个小小的“独立寒秋”文艺宣传队起起落落的过程，却呈现了一幅风云变幻的斑斓画卷。小说的背景是1966年冬天到1967年，虚构的湖城实际上是武汉。作者选择这样的时空固然是因为自己曾经生活在其中，但客观上正好选择了“文革”时代最重要的舞台。毛泽东1966年7月16日在武汉畅游长江，第二年又在武汉亲历720事件，正是“文革”第一年到第二年的两个重要结点。前一个结点，标志毛泽东准备结束自己在中共中央的二线位置，毛刘之间的冲突即将在党内公开化。后一个结点，标志毛泽东号召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战略遭受空前的阻力和挫折，他只好调整“文革”的整体部署，强调两派无条件联合，即所谓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在“文革”中打头阵的王、关、戚不久便被他抛弃。这是当时真实的历史背景，但作者并没有正面呈现上层的争斗，而是聚焦在这个背景中活动着的一群文艺青年，以及他们的朋友和长辈，诉说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让人感受历史中普通人命运的无常和无奈。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天下大乱，导致了各种政治力量、各个社会阶层令人眼花缭乱的重新洗牌。“文革”前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都被激活，遭到歧视的民国遗民，打入另册的右派诗人，在党内倾轧中失利的当朝官员，在“文革”初期遭受冲击的文臣武将及子女，他们在这场重新洗牌过程中，尤其在1967年初夺权前后，卷入其间，态度各异。小说不论对哪种人，都没有做漫画式的简单处理，而是在可靠的历史背景中，传神地描写他们的心理逻辑、行为轨迹和利益诉求。这种对历史脉搏准确性的把握，没有亲身体验根本做不到，没有诚实而深入的反思也达不到。在戏说历史成风的今天，胡发云登上了历史和艺术交融的精神制高点。
“独立寒秋”是一组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一群颇有艺术才华的初高中学生，在青春的蹉跎与迷茫中，追求着他们的憧憬和梦想，体会着青涩的爱情和患难的友谊。主角多多在“文革”中不是趾高气扬的红卫兵，也不是抬不起头的“黑五类”，身份比较灰色，是一个多愁善感、艺术气质很强的文艺青年。他在“文革”初就边缘化了，所以看待这场革命的眼光相对冷峻，超然。我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以己度人，我也曾设问：“那时他就这么想吗？”联想到一些“出身不好”的人的回忆录，我有了一种理解：在阶级斗争调门越来越高的“文革”前，他已经开始自处于社会主流。主人公多多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他是独立寒秋文艺宣传队艺术上的灵魂人物。但在宣传队躲到造反派占优势的师范学院以后，多多却不能继续担任宣传队的领导。即使是反感“血统论”的造反派，也不得不按家庭出身在自己的队伍中分成两个等级，出身好的成员发“红司红卫兵证”，出身不好的发“红司兵团证”，前者是革命的骨干，后者是革命的外围。多多由此而离开了文艺宣传队的领导机构“勤务组”。这一情节，表明了作者观察和记录“文革”政治逻辑的细致。
小说甚至带些昆德拉的味道。如写大串联：“两次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次挤掉一只鞋，一次尿了裤子，许多人都尿了裤子，因为十来个小时没法上厕所，天又冷，不出汗，再一激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林副主席说他能活一百五十岁是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羊子唧唧咕咕算了一下有些怅惘地说，到时候我们都死了他老人家还活着。”“整个城市都穿上了大字报的衣服——一个人均纸张消耗量几乎在世界之末、大部分成员还是半文盲的国家，打响了一场纸质的战争……人们在为数月后真刀真枪的全面内战积蓄着仇恨与激情。”
音乐形成了这部小说贯穿始终的艺术氛围。我和作者基本上是同代人。当我们开始接触艺术、陶醉音乐的时候，不幸地只能接受国家规定的单一的红色旋律。尤其“文革”开始以后，中国艺术被革命意识形态推向了极端，只允许高调颂圣，民族音乐传统、民间音乐元素、西洋音乐影响，都被当成封资修加以排斥。在这样的音乐氛围里还有没有人性和青春的存在？在革命宣传的坚硬外壳里，有没有少许异质的情调，在夹缝中寻求伸展？人的美好的、多元的天性，能不能在红色的大潮里寻求自己的小小空间？小说的妙趣正在这里。一群家庭背景不同、文化素养有异的文艺青年，在特殊的年代通过择优选拔的方式，聚集到一起，结成艺术社团，上演了这一代人的命运故事。也让人领会到作者神驰深远的音乐修养。他对宣传队某些人甚至这座城市外表市民化而骨子里的贵族气质的理解和表现，我也很喜欢。
小说对人物体验的挖掘可谓细致入微。不但重现了一代人扭曲的心灵史，也重现了一代人辛酸的艺术史。胡发云说，这些如果我不写，比我年长的写不动了，比我年轻的又写不出来。这是实在话。
当今的中国，从哪里走来，向何处走去？眼前社会的种种困扰，曾经在哪里萌芽，今后将如何发酵？这些大问题在胡发云心中始终挥之不去。《如焉》是他的一张答卷，《迷冬》是他的又一张答卷。我珍视这样的作家：他能够与民族共命运，共思考。
2012年
有这样一部书稿
今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一本陌生人寄来的书稿：《走出大凉山的女人》。正要出差，在卧铺上一路看去，泪水难抑。
作者叫陈尚健，1947年出生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她的父亲时年二十四岁，任县政府会计主任。1952年其父因出身贫农，分配到西昌银行工作。不久被派到礼州支行营业所筹建这一带金融系统——乡村信用社，人称草鞋主任。1956年其父工作出色，被送往西昌地委党校学习，作为入党对象培养。陈尚健的母亲高中毕业，1949年以后，接受师资培训分配到礼州高小教书。是毕业班班主任，教研组长，中队辅导员、年级音乐老师。1956年以前，这个边远地区少有的知识分子家庭生活还算平安，已育有四个孩子。随着1957年的来临，她们一家虽艰苦但快乐的日子结束了。
1957年夏季，陈尚健的母亲赖惠清先是在全县“肃反清队运动”中让其交代是否加入过三青团，回答“没有”；继而至其老家宁南县调查。因其家庭出身地主，弟弟被当反革命镇压，而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清除出人民教师队伍。赖惠清欲自杀被救。
几十年后陈尚健才知道自己的外公、赖惠清的父亲赖蓬云是世代行医家族第八代传人，擅长内科、妇科，是当地唯一的小学校校长，兼商会会长。赖蓬云靠一生的积蓄想给儿女留下家业，陆续置房屋十几间，土地几十亩，1949年后被定为地主。宁南是位于川滇交界金沙江畔的一座小县城，今属凉山自治州，那时交通不便要靠马帮运送日用百货。解放初期，县长李清杰亲自主持“破获”了四起反革命案：“第三党”“三七团”“复宁会”“反共救国军”，在不足万人的偏僻山区涉及两百多人。其中就有陈尚健的舅舅、赖惠清的弟弟小学教师赖炳林。赖炳林被以“第三党”“组织反革命暴乱之匪首”的罪名杀害，死时二十五岁；其妻二十岁，刚刚新婚，同时被杀。他们被牵连到的“反革命案”是别人在逼供中乱咬出来的。陈尚健的外婆、赖惠清的母亲因儿子媳妇的惨死，上吊身亡。
1958年，陈尚健父亲工作的礼州区5%的右派指标没有完成，因为不愿意与身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妻子“离婚、划清界线”，其父被补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停发工资。切断了陈尚健一家唯一的生存来源。
1958年8月，陈尚健和三个弟弟随父母被押送到农村劳动改造。陈尚健因小学毕业鉴定书上政治面貌一栏里写有“父右母反”，尽管成绩优秀，也没有初中敢录取，从此失学。她问母亲：“妈妈，你本来当老师，为啥子变成反革命？”母亲沉默良久，轻轻问她：“你看妈妈像是干坏事的人吗？”
1960年，大饥饿年代来临，陈尚健跑遍山野，为家里寻找能吃到嘴里的东西，她的三弟在饥饿和疾病中死去，四弟降生。
1961年，她姐弟四人和父母都饿得皮包骨头，母亲全身浮肿。这时，让她父亲去西昌一个农场集中“学习”，说是要摘“右派帽子”实际是当无偿劳力使用。一贫如洗的家竟然拿不出一件可以让他抵挡风寒的衣物和一床铺盖，只能每晚滚在茅草堆里取暖，全身布满道道红色的伤痕。多年后，陈尚健听姨母诉说她父亲当时的遭遇，放声痛哭，心里呼号：“一个满腹才华、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何等十恶不赦的罪至于折磨成这样？”
在农村劳动改造期间，其父因懂得财务，被叫去整理公社历年来的乱账。但年底“五类分子评查”时，又因为“阶级敌人妄想篡夺贫下中农经济大权”被一顿拳打脚踢。其父在日记中写道：“不管饥寒交迫，不惧打骂捆吊，只要一家人团聚，此人生一大快事也！”“五七年以后生活逐步下降，日子越过越辛酸，吃野菜、吃代用品、观音土、谷糠壳、四处张罗，八方求助，借一碗过一顿，诚未有过悲伤！何也？盖儿女长依膝下，精神有所寄托，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勉励，虽苦尤甘，虽悲尤欢也！”
就在1961年父亲被押送去农场后，又一件悲惨的事情接踵而至。陈尚健八岁的大弟弟，在一天的上学途中，被饿狼拖走。待解救之后，浑身血肉模糊，没有了气息，流淌中的鲜血还带着温度。母亲昏死过去，陈尚健发疯地号叫：“天啊，你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狠？一点希望也不给我们留下？”村里好心人求生产队开了证明，让陈尚健到公社申请几尺布票，大家凑钱买块布来包裹遍体鳞伤的弟弟。公社书记听了她的哭诉，只说了一句：“你们家没有资格”便扬长而去。最后还是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埋葬了弟弟。她大弟弟死前，刚刚被评为“五好优秀生”，领得红领巾。他非常懂事，总是安慰大人：一定好好读书，将来养活全家。他的死，让一家人陷入绝望的深渊。
仍然是在1961年饥饿的冬天，因陈尚健家的房东“窝藏”粮食，陈尚健毫不知情的母亲和房东一起被绑走了。十四岁的陈尚健带着两个饿得半死的弟弟在一无所有的乡下挣扎着活命，还多次去探监。1962年秋，房东被判刑十五年，母亲被判“管制三年”，可以回家。这年年底被集中的右派父亲从农场解散回家，当得知大儿子的悲惨丧生，从未哭泣的父亲哭哑了嗓子。
其父回家不到一年，公社让她们家搬到“政治空气更浓的”另外一个生产队，理由是父母“拉拢腐蚀干部社员”，比如，她母亲帮助社员们做衣服。
1964年“四清”运动中，她家又被赶到一间牛棚中，和一群水牛隔墙而居。一家人栖身在用砖头围着的稻草地铺上。出来进去，踩着入膝的臭水烂泥，晚上被凶猛的蚊虫包围。就在这时，“贫协主席”、生产队长，不停地让陈尚健的父母出义务工，并一双贼眼总在陈尚健身上打转。为了女儿不在父母身边永远承受屈辱，为了让她能吃饱饭，有个正常人的生活，其父母决定将她远嫁。陈尚健被嫁到几百里外、距离母亲老家宁南县城还有三十多公里的山上、一户木匠人家。母亲给她的嫁妆，是卖掉一只公鸡买来的便宜花布做的两件衣服和用不多的线绳仅纳了前半截和后半截的鞋；父亲给她的嫁妆是两本书：一本《牛虻》，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此时陈尚健才十七岁零两个月。
从此她承担起一个山区媳妇所做的挑水煮饭、喂猪、种地、挣工分等活计。公公经常给她几角零花钱，她舍不得花一分钱，积攒到三五元，就给父母寄去，成为家中买煤油、盐巴的主要来源。陈尚健与陌生的丈夫既没有交流也不能沟通，但她已经很满足。因为能享受到公社社员的待遇。1966年“文革”前夕，丈夫想到生产大队的由木工、铁匠组成的综合工厂当厂长，揭发妻子陈尚健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线，经常给父母写信、寄钱，并且在家内进行阶级报复。陈尚健一气之下，找到工作队长，谈了自己婚前没有隐瞒家庭情况。谈到婚后丈夫多游荡在外，不给生产队交钱，不给家里钱，致使自尊心很强的老木匠公公受公社领导指责、羞辱而自杀。家里家外全靠她一人劳动养家，“阶级报复”从何说起？文质彬彬的工作队长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后半生——“尽早离婚，越早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