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底，就在陈尚健从队里分到六十元钱和三百多斤稻谷，计划春节回家探亲时，接到家里的电报：母亲病故。陈尚健结婚走后，那个曾经觊觎陈尚健的队干部，百般迫害她的家人，让她父亲长年出苦差。不仅如此，从1964年到1966年还扣去父母账上的“义务工分”两千两百分。1966年又将其父亲的“右派分子”上升为“反革命分子”，在无数次批斗会上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将其父母赶到公路边一间摇摇欲坠的茅草棚居住，这里原本是生产队挖在路边供路人大小便地方。为了填平近两米深的粪坑，被打成重伤的父亲与快要临产的母亲一同挣扎着挖土、挑土、填坑。而后，父亲又被赶去烧石灰。屋顶漏水、地下成泥；蚊虫苍蝇成群，陈尚健的小妹妹就诞生在这间茅坑中，死去又活来，成了残废。长期的折磨，母亲病倒了。饥饿残疾的妹妹趴在奄奄一息的母亲身上，十一岁和六岁的两个弟弟不知如何是好。母子四人生不得，死不得。一个路人看到此惨景惊呆了，连夜走几十里山路，将陈尚健的父亲叫回来。母亲终于等不得医治死去，时年才三十九岁，穿不上鞋的脚上一道道伤痕。那个迫害他们的队干部对社员说：“中国人多 [求]得很，死个反革命分子有啥子鸡巴了不起？”
陈尚健用一年辛勤劳动挣来的钱，偿还了安葬母亲的二十七元板子钱，换回父亲和弟弟过冬口粮，留出路费，用余下的几元钱将家里的布票买成布，给父亲和弟弟缝了衣服做了鞋，就回到几百里外的那个自己的家。她说只有在那里，她才有平等的劳动权，享受到同工同酬。
四个月后，她的七岁的弟弟病死。死因是重蛔虫病。贫病交加中，陈尚健已经死了三个弟弟。其父在日记中写道：“收去我家两条宝贵的生命，缘由茅棚内卫生条件差，缺乏营养所造成，此为众人皆知的事实。将何以对亡故之妻？将何以对已故之儿？”陈尚健说：居住在茅坑里，日日承接着四方流来的脏水，每天只用葫芦瓜瓢去舀茅坑旁水沟里流过的水来饮用，此水又是上游洗衣物粪桶流下来的，没有柴草将水烧开，长此以往怎能不病？陈尚健母亲死后医生说她胆道里钻满了蛔虫。
唯一幸存的弟弟每天背着残疾的妹妹上学，仍是好学生。但小学毕业后，生产队、大队均不给出具上中学的“推荐信”，十一岁的弟弟被迫下地干活。
1967年下半年，“文革”之火已经烧到乡下。其父被重庆来的红卫兵反复批斗，肝脏部分被踢得鼓起一个包。这个包块成为其父亲死于肝腹水的根源。“红色风暴”愈演愈烈，已经有杀掉“五类分子”及其全家的宣传单在散发。为给唯一的儿子求一条生路，父亲写信求遍了所有的亲戚熟人，希望有人收养。但是没有人回答！父亲只好写信让陈尚健把弟弟偷走。陈尚健发誓：“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绝不会让弟弟重返那个苦难的世界。”
父亲继续被批斗，宁死不说儿子的去向。最后生产队上报公社取消了其弟弟的户口，其弟从此成了黑户。不久一场暴雨把父亲的茅坑屋泡塌，好心人求队干部，才让其父亲搬到一家半边破楼上。
1977年5月10日陈尚健的父亲没有等到右派平反，因肝腹水病故。父亲埋在柴草堆里给女儿留下了日记、工分簿和书信。其中1968年2月8日是这样记着：“通知每人交两元作大队宣传开支，割茅草100斤，挽成草粑交大队烤火。修大队厕所，又修农业中学，年底照样还要扣义务工360个，何以‘四类分子’差事如此之多？叫人如何喘得过气来？‘人’不是狗，不是猪，‘人’总是人。不是钢筋铁骨或者橡皮。一年到头，分文不进，竟连定量应分稻谷一百多斤也不称给，还要交钱称粮，叫人百思不解，何惨之甚也！劳动、劳动，不停止的劳动。至人于死地的劳动，却连糠菜也难以填饱肚子！数月不知肉味、油味、米味，饭味，却还是不间断地叫去劳动！说不尽的心酸泪，写不完的不平事，人生此时，所犯何罪如此之深；苦难何此之长！此公之为害，为祸，何以对先人，对祖宗，对后代，对儿孙？若干年后岂无正人君子挥铁拳而诛之耶？怪事！”
1978年以后，陈尚健以数万字的材料为父亲申诉，1979年9月父亲平反了。接着她又为母亲申冤，2001年才得到母亲平反的一纸“红头文件”。2002年陈尚健从荒草凄凄的窑柴沟，找回来“右派”父亲、“反革命”母亲和三个弟弟的遗骨带到自己最后的居住地雅安安葬。
陈尚健自己的生活也十分坎坷。结束了第一次婚姻后，为了爱情，也为了没有户口的弟弟，曾做盲流到新疆伊犁农村。为维族社员创建榨油厂，艰苦奋斗，也让生活重新开始。改革开放后，陈尚健再度赴深圳闯生活。五十岁后，她放弃较优厚待遇，返回故乡，为的是写下自己家庭的苦难。
这部书稿之所以引起我关注，我想理由有三：一、作者学历不高，仅读至小学，一生坎坷，所拥有的表达权远非作家、学者或离退休官员可比，却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部文字通畅，感情饱满的回忆录，十分难得。二、作者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处偏远，比起通都大邑，记录当地的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的著作较少，这部家史虽系个案，其原生态的生活史料因稀缺更显宝贵。三、作者是一位女性。与男性写男性的回忆录相比，女性写女性的回忆录相对要少，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和文化边缘地带的老年女性，无论作为写作者还是作为写作对象，就更少。最近，一个叫王佩英的普通妇女的命运引起了许多媒体的关注。这是一个和遇罗克同时遇害的思想烈士。试想，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儿子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为纪念母亲投入了巨大的力量，王佩英不是几乎被历史的尘埃完全埋没了吗？上层与底层，中心与边缘，男性与女性，自古至今的春秋往事，不平衡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所以，“被沉默的大多数”一旦发出有分量的声音，便格外值得珍视。
2010年
我看电影《第十三棵泡桐树》
新电影《第十三棵泡桐树》经过重重审查，好不容易快过关了，又因为所谓技术问题卡下来了。但最近它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评委奖。导演吕乐特意请了北京高校和学术界的几个学者观看了这部电影，我也在其中。
多年看电影形成了一个标准：如果该电影看过能让你有所震动，让你对人生人性的感受，难以言说，一时不可名状，首先就可确定这是一部好电影。这部电影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看完我情不自尽地在只有几个人的小放映室内鼓起掌来。
电影故事大体是这样的：泡桐中学是一个普通中学。高中二年级的这个班的学生似乎还没有那些临近高考前的紧张。这些处在青春期躁动不安的学生们不少人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对学习仍是在混，睡觉的还在睡；想挑衅起哄的，想打架的，还在跃跃欲试；恃强凌弱者，还在欺侮人；勒索同学钱包的，照勒不误，不给就打；男女同学相好，人前人后仍然招招摇摇，伴随着吃醋一类的事也依然在进行。
他们学习的环境怎么样呢？影片仅仅出现了两个老师，似乎为师为人都不正常。男语文老师，大讲《离骚》，击赏其中美丽的精神情感，可他自己的眼神却那么暗淡无光，精神气质那么猥琐；新来的女英语老师从肢体到话语都带着一层冰霜，一上来就摆出一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架势，让人极不舒服。校长从不露面，只是到了宣布处分决定时，才在高音喇叭中出现他的声音。让你感到这是一个让孩子精神茫然空洞的学校。
学生的家里呢？女主角何风的父母离异，从父女对话中交代，母亲是跟着父亲的战友跑了。父女之间，总是说不上三句话，父亲就冲她拳打脚踢，无法想象一个父亲会如此对待自己的女儿，显然是在女儿身上宣泄怨气。和何风前后相好的两个男同学，一个叫陶陶，影片中的一个镜头是，其父亲被警车带走了，父亲像是个干部，恐怕和贪污有关；一个叫包京生，其父母都在西藏做买卖，投靠四川的舅舅也在做生意，平时没有人管他。
社会上的情况怎么样呢？老师开家长会时说：离高考不远了，打麻将的先别打了，做生意的先陪陪孩子，闹离婚的等孩子考完再说，这算是由家长构成的社会景观。影片中还有人到工厂大摇大摆地偷公家材料，说是为了孩子的学费。这大约在说学生家中有些人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部电影的主旨，是要表现青年人成长中的问题。问题出在了哪里？让我们看到的是，在青年人成长过程最需要引导，最需要关爱的时候，学校和社会都在放弃教育，放弃关爱。
何风的父亲是个复员军人，随着工厂的停产，已经沦为一个看大门的警卫。他在影片中只是一个粗暴简单的背影。何风是一个崇尚勇武和力量的女孩子。她喜欢陶陶的理由是陶陶为人狠，有霸气。但同时，何风又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善良心，看到强者欺侮弱者，总是站出来打抱不平，且很勇敢。如果说该电影还有一点情节线索，那就是，在缺少人性、道义、理想、责任教育的环境中，学生如何在自己的丛林法则中生存着。新来的同学胖子包京生一来就有江湖的一套，他请全班同学吃烧烤，却让瘦弱的金利同学掏钱，理由是他爸是开酒吧的，家里有钱。何风为此打抱不平，包京生对何风又欣赏又恼恨；陶陶为了给何风出气，教训教训包京生，就在学校厕所中放了炸药，然后骗包京生上厕所，包京生发现后，跑出来忙阻止一个老师上厕所，老师不明就里，被炸，学校就认定是包京生干的，给他记留校查看处分。何风认为陶陶要是男子汉就应该承认放炸药是自己干的，不能让老包背黑锅。陶陶不理会，出于同情，何风的正义感偏向了包京生。陶陶为了气气何风，故意向班上另一女生示好。何风百感莫名，在行动上接受了做包京生女朋友的要求，并发生了性关系。这时，又发生何风与包京生误了一次考试，包京生被校长宣布开除学籍，何风被宣布留校查看。二人都非常沮丧，这期间，何风被父亲暴打，男语文老师因对何风有猥亵之嫌，莫名其妙地自杀了；包京生不知道如何向父母交代，非常害怕父母为此抛弃了自己，他让何风到校长那里替他说情，再给他一次机会。何风没有走到校长门口，就被吓跑了。包京生无望，就上演了一出劫持同学金利的闹剧，当何风和班长去告诉班主任英语老师时，看到的英语老师衣衫不整，屋里坐着同学陶陶。最后包京生被武警击伤。
这似乎是个推理；老师那么变态，从精神到心理如此不健康，学生会怎样呢？何风看到自己心仪的男朋友如此没有底线，颐指气使的老师行为如此龌龊，便自己开除了自己。
影片最后说陶陶和班上语文好的伊娃考上了大学。这和我看到的一部叫《告别天堂》的长篇小说很相似，那个在男女关系上最放纵的男生出国读了博士。这岂不是进一步告诉我们当今学生的在校学习和在校接受教育已经没有直接的关系。班长当了武警女兵到了新疆。画面上的何风穿着端庄美丽。影片中间经常出现沙漠里的阿拉伯人骑着骆驼的画面，暗示何风从童年时代的一个美丽的梦想一直没有中断，这时，经过动荡不安的青春历程，她显然成熟了，走上了正常、健康的人生轨迹。而这个结局不是教育的结果，是她本能的选择。结尾的调子还比较温暖。
这部电影，会使人感到沉重，但相当真实。价值的旁落，孩子们生活的无目标性，已经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我的一个学生无论从相貌的娟秀，穿着打扮的男性化，到眼神的冷漠与不屑，很像电影中的主人公。在大学里她似乎永远选择坐在最后，不记笔记，面容永无表情倾向，天然和老师保持着距离。当然，她学习成绩不错，非常聪明。她在一次作文中讲到了她的一些经历。我感到电影中出现的情况，她都有所经历，学生时代很江湖了一番，终于翻然醒悟，好好学习了一把考上了大学。她像是看透了一切，没有重槌响鼓，黄钟大闾，醍醐灌顶般的声音，是打动不了她的。她那种曾经沧海的面目，让我失语。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价值理想能唤起她们某种绝望中的希望。我只有沉默。
如果正在成长中的孩子都能像我的这个学生和何风一样倒好了。我的学生毕竟选择上了大学，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何风在对学校对老师彻底失望后退了学，但以她的聪颖和未泯的良知，对世事、人性有了更多了解后，会逐渐淡化与释解过去有限经历、有限视野中产生的强烈不满情绪，并能稳妥而明智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更多的孩子会是这种结局吗？按照电影的逻辑，我曾猜测何风会泯灭原有的善良和正义，从此堕落下去。
那么，谁应该对这些孩子们负责呢？我们今天的教育在哪呢？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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