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节日在继续。揪出了一个背景更大的“南霸天”。这个“南霸天”一手遮天，曾经，他说亩产二十万，就是二十万。右倾、瞒产，是他捆绑吊打人的理由；他堵截外出讨饭的人们，把一个省封锁成一个独立王国，那个王国饿死了上百万人。他的血债没有偿，还换一个地方升了官。
那个时代，人们也想生活在一个更理想的社会。如何产生这种社会，他们听信当代“人民之神”的教导，先要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人民之神”又以保卫正确路线为名，让学生们分成派，武斗起来，冷兵器、热兵器都用上了。武斗中，一个女孩子的手被砍掉。一名男生被钢钎穿刺过胸背，一名女生被子弹击碎了颅骨。“整个城市武装起来，大街小巷都是街垒，看上去像是巴黎公社的街垒。”
“人民之神”借用红卫兵、造反派的手，把他身边的修正主义干掉了，他觉得这些青少年太闹腾了，先制造一个反动组织“五一六”，把一些帮助他夺权的造反派圈起来，让他们俯首认罪。然后让更多的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让机关干部都去“五七干校”。城市一下子静了下来。尽管宁愿生产社会主义的草，也要抵制资本主义的苗。物质极度匮乏。
筱敏的《幸存者手记》让那个年代的历史画面、重大事件和人们的心理演变过程，惊心动魄地在一个“目睹者”的心灵屏幕上上演着；让那个时代的心灵史在思索与燃烧的情绪中叙述着。这本书，与当今浮躁的社会心理显得格格不入，也许注定不会大红大紫，但我还是看重作者的对历史记忆的顽强坚守。
从散文转向小说创作的还有章诒和。她最近出版了中篇小说《刘氏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另一部小说《杨氏女》也快要面世。章诒和“文革”中在四川坐牢，与来自底层的女犯朝夕相处，她们的悲惨命运更属历史记忆的空白。筱敏在“文革”后期也坐过监狱，如同《手记》里女主人公为同学朋友们的冤魂呼喊，被吉普车、手铐带走一样。几年后，她生还了，也长大了。作为幸存者，她觉得如果不把这些噩梦记述下来，她的精神永远不会得到安宁。但她和章诒和不同，她只涉及自己入狱前后的精神历程，还没有展开狱友的命运。
章诒和的《刘氏女》以同狱女囚为原型。刘氏女是乡下人，向往城市生活。经父母包办嫁给了一个城里人，被承诺婚后可进工厂。不想丈夫是个严重的羊角疯患者。包办婚姻、隐瞒病情，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医治无效，又说这个病不影响寿命。刘氏女心说，“那我这辈子不就完了？”绝望之下，她以非常手段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仅仅是为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故事给人的震撼不仅仅是她犯罪的手段，更是那个非常简单又深刻的原因：人的感情和欲望的无法实现。这个案例在牢犯中也是异类，但围绕着刘氏女的监狱生存，却反映着那个社会将什么样的人视为“异类”。她们中间有麻省理工学院出身的女性专家，因拒不认罪，挨了不少打，受了许多罚，后来不断加刑，孩子病死，丈夫离婚，人被逼疯；有张雨荷这样仅仅因为阶级、出身、以记日记表达思想的知识分子，就被关在监狱里长达十年。所有在监狱中的人最后的欲望就是能吃饱。她们在监狱中为了吃、为了洗澡的相互争斗与伤害，和刘氏女为达到简单欲望实施的手段本质上几无区别。在全社会都没有人权观念的情况下，监狱管教又是如何对待囚犯呢？一个管教让男囚们尿完尿后将最后几滴尿抖进两个他要惩罚的犯人嘴里。“我现在就让他俩跪在厕所门口，一边跪一个。正好茅坑有两排，左边尿的，抖在跪在左边人的嘴里，右边的抖进右边人的嘴里”。
《杨氏女》的悲剧是出身不好的情人把自己不爱的军人丈夫砍伤，情人处死刑，她也被判刑二十年。故事是在漂亮少女的真情与她的物欲纠结中展开。杨氏女的监狱生活，集中表现了被压抑的监狱女性们的性心理的状况与扭曲。比如一个叫巫丽雪的女犯一到春天就“发疯”。其实无论是从民间常识还是从性科学去看，她的表现都是病态。但她总是因发疯骂了人而被管教长年戴着脚镣。有时被打、被捆绑得皮肉发青或溃烂。而漂亮的杨氏女在监狱中又被管教诱淫，要去忍受兽医的刮宫。章诒和想表现人在非常状态下爱与欲的无奈，她甚至想说人类性行为的千奇百怪，是幸福还是灾难区别只有一个是否自愿。她觉得小说更能进入人性的深层探讨人生的罪与罚。这时她已经把历史记忆、社会批判放置为背景了。尽管如此，无论从社会学角度还是文学角度或政治学角度，都是在填补空白。
章诒和早就说过，在写一些政界、艺界人士之后，她要写自己的经历。用真名实姓的纪实性散文表达狱友们的命运有很多的不便，因为令她刻骨铭心的人物都还活着，她们需要过不受媒体骚扰的生活。章诒和选择了可以虚构姓名的小说。情节上也有虚构，比如书中有关刘氏女减刑的情节，以及监狱大火等情节，都发生在别人身上，作者有“移花接木”，为的是引出她与儿子相见后的遭遇——一种人生与人性更深的悲剧。
值得关注的小说还有姚蜀平的《似水流年》（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此书讲述的是一个女医生从50年代到世纪之交的命运。女主角尚安妍“文革”前被中央高干诱奸怀孕，高干为隐瞒真相把她下放到劳改农场。“文革”中高干被打倒，尚安妍却一直报怨，没有趁机复仇。尚的儿子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睁开眼睛看世界，一家人从觉醒走向反思。作者是一个高能物理专家，从事专业之余，亦爱文学创作，曾与人合作剧本《李四光》，拍成电影。她对自己同代人的遭遇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数十年呕心沥血，才完成了这部小说，并争取到公开出版的机会。
2011年1月21日，“山药蛋派”最后一位老作家胡正去世。他在上世纪末完成了三部中篇小说。其中《重阳风雨》（《人民文学》1992年6期）保存了他亲历的“土改”记忆。小说中提到的地主牛佑良，原型就是晋绥边区著名的开明绅士牛友兰。胡正曾经在2006年接受传纪作家陈为人采访时讲述了他当年的真实经历。他说：“我当时是《晋绥日报》的副刊编辑，作为记者出去采访。牛友兰是兴县蔡家崖村的大地主，当时很有名。我们根据地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很穷，他捐出很多白洋，建立了晋绥边区人民银行。部队没有粮食，他捐出很多粮食支援部队，所以大家很尊重他。作为一个开明绅士，参加了边区参议会，相当于现在的人大。打跑日本人，开展‘土改’以后，作为大地主，就开始挨斗了。他的儿子牛荫冠当时是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牛荫冠在抗战初期就是牺盟会领导人之一。边区行署是当时地方行政的最高机构。晋西北行署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那天要斗争牛友兰了，叫‘斗牛大会’。报社派我去，说你去采写一下，回来做个报道。去了以后，我就看见，不让牛荫冠坐在主席台上了。边区书记李井泉‘左’得很，他说，牛荫冠，你不要再摆领导干部的架子了，到群众里面去，到贫下中农里边去。我也在会场，离牛荫冠不远。李井泉还说，牛荫冠，你现在要和你老子划清界限。开会的时候，把牛友兰拉出来，跪在主席台前，弄一排灰渣，好几个地主都跪在上面，膝盖跪得血肉模糊。批斗了一会，开始游街，几个农民说，他妈的，牵牛游街，就拿铁丝把鼻子穿上了。穿的时候，当时就滴滴滴地往下滴血呢。穿上以后，还不行，牛荫冠，你来拉。把人性摧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哎，牛荫冠也没办法，当时就牵上铁丝。牛友兰挺倔的一个老头，当时就不走，牛荫冠劝他，走吧走吧，顺从点，少吃点苦头，让我跟你划清界线呢，我也是没奈何，走吧走吧。儿子也是没办法。牛友兰就是不走，老汉倔得很。那时候气坏了，不要说对边区、对共产党做出过贡献，就是对恶霸地主也不必要这么摧残，这么污辱。你想，肉就连着一点点，最后有个人拉了一下，就扯断了。鼻子上的肉扯裂了。批斗会后，牛友兰从此绝食，几天就死啦。当时我的观点倒不是对地主同情，而是对牛友兰这个人同情。牛友兰对根据地有功啊，不能这么搞呀，把人不当人，特别残酷。对人心灵上最大的创伤是，还要儿子去拉父亲，你说这不是灭绝人性？那一次，我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震撼。所以回来以后，就没有写报道。《山西文学》的鲁顺民要写‘土改’，把《晋绥日报》查遍了，问我为什么斗争刘少白有报道，斗争牛友兰没有报道呢？刘少白和牛友兰，是晋绥边区两个最大的开明绅士。斗争刘少白大会去了几个记者，我没写，其他人写了，所以报上有记载。‘斗牛大会’，就我一人去了，我没写，不好写。按当时的调调写吧，太残酷了。按真实的写吧，报社也不会登。所以《晋绥日报》就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土改’的‘左’，和我们干部清洗里的‘左’，是一样的。对人的精神摧残太厉害。这件事情，印象深刻，所以写进了我的小说。”（引自陈为人手稿）
本文点评了几位小说家坚守记忆的文学努力。坦率地说，最近十几年来，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小说写作，远远滞后于现实，已经很少对中国社会做出有力的回应，很少成为震撼人心、启发思索的精神资源。中国的知识界已经觉悟到，“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但这并非主流文学界的共识。文学界的主流基本上沉浸在自娱自乐的氛围之中。恢复文学的记忆品质是重振文学尊严的途径之一。任何真正的个人记忆都是和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社会记忆相通相连的。深刻的个人记忆，就是人性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有人说奥斯维辛以后没有了诗。诺贝尔奖百年纪念，瑞典文学院以“见证的文学”为题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各国文学巨匠提出，文学应该起到为历史见证的作用，作家应该记录历史的真切感受，用自己的语言对抗意识形态的谎言。在这方面，尽管当今最给力的体裁不是小说，而是散文。但小说在揭示人内心世界方面的优势是不能抹杀的，况且当前出版小说比出版历史可以减少很多程序上的麻烦。
没有一个永远的主流文体，只有失忆的作家和不失忆的作家。中国文学如何面对世界文学而问心无愧？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2011年
《迷冬》印象
不久前，一位爱好文学的朋友和我闲聊，说到老三届都已步入花甲之年，但有深度地表现“文革”的长篇小说似乎还没有问世。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控诉“文革”的血泪之作曾经多如牛毛，但不过二十年的工夫，很快被人淡忘了，有人为遮蔽的因素，也因为当时的作品自身尚显肤浅，未能从深层次上透视“文革”的肌理，所以禁不起时间的淘汰。多年来在宜粗不宜细的导向下，涉及“文革”的叙事作品大多表述为野心家——造反派得势，老干部——知识分子受害的善恶冲突。沿袭这种逻辑，持续十年，八亿人狂热地卷入的“文革”，往往被简化为荒诞的闹剧。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文学作品中揭示得很少。经历过“文革”的有士之识，对此当然不满足。近几年，保存记忆的历史感，反思教训的使命感，促成了一批个人回忆录以不同的方式问世流传，历史学在民间悄悄地掘进。相比而言，小说似乎停留在80年代的水平上踌躇不前。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女作家筱敏的《幸存者》，这部回溯作者十年心路历程的长篇小说，优点是有一种冷峻清醒的历史理性和反思，缺点是人物和故事还显得单薄，其感性、诗性的叙述有艺术特色却欠缺与那个时代氛围相匹配的艺术概括力。还是不能满足朋友们的期待。
现在，我终于读到了胡发云的力作《迷冬》。虽然这只是他的三部曲的第一部，但已经让我得到某种荡气回肠的史诗感受。作者的追求，甚至有些雨果驾驭《九三年》、托尔斯泰驾驭《战争与和平》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