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在故乡的大地上奔走，倾听，观察，追问。她看到，国家做出了许多努力，出台了不少惠农政策，但农村仍然在坍塌着，破败着。展望农村的前景，她有说不出的困惑。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政治家可以有国家富强的规划，经济学家可以有乐观豪迈的预期，作为农家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梁鸿的思绪却更多地伸向另外的一面。她说，从外部看事物与从内部看事物永远是有区别的，而从底层看事情与从上层看事情也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她还说，或许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被我们忽略了，即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漠。在农民眼里，社会仍然是别人的，他们不属于其中。所有的好与不好，他们都只能被动地接受，他们只是“被拯救者”，而不是主人公。文学是人学，农民也是活生生的人。梁鸿用一支传神的笔，说出了乡亲的痛，自己的痛，也深深地触痛了读者，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从内部看，从底层看，站在农民的角度看，说出农民的真实感受，或许正是《中国在梁庄》的独特意义。本书出版以前，曾在《人民文学》选载，就得到热烈的好评，许多人感到眼睛为之一亮。这不是偶然的。
2011年
从宏观历史走向微观心理
——读陈明远《文化名人的个性》
陈明远先生是我们夫妇的朋友。他每写一书都送给我们。
陈明远先生是一个跨越科学和人文两界的多面手。国内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涉足如此之多的学科领域，并都有可观的成绩。他青少年时代写诗，新诗旧诗都写。作诗填词，和郭沫若等老人切磋，有几首不知经谁转手，在“文革”初流入社会，被认为是毛泽东的诗词，一时广为传抄。他的专业，本是计算机科学和数理语言学，1976—1979年著有《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20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走向未来丛书》里有他的一本《语言学和现代科学》，在当时为普及计算机科学知识，产生过不小的影响。90年代，他进入传记写作，著有吴祖光、赵丹等艺术家的传记。他还独家发现了歌唱家盛家伦的思想史意义。储安平关于自由“多少有无”的预见，最早出自盛家伦的言说。后来，他又涉足经济学和现代文化史的边缘地带，写成《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等书。他还关注考古学和世界文明起源，质疑国人关于“四大文明古国”的流行观念，提出五大文明群落的新观点。都引起过读者的反响。
像“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类问题，恐怕只有陈明远一人在研究。记得，我在文学课堂上讲到鲁迅，就曾引用过陈先生的研究。提到：鲁迅后期以完全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生活在上海期间“9年收入相当于今226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2万元以上。”陈先生为什么能得出如此精确的结果？他说：“我在牛棚里算清了鲁迅一生的经济账目，才睁睁眼看清：“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学生听后，感觉有了一个论事看人的新维度。这种研究不仅与陈先生的学识背景有关，与他自己的个性也有关系。他是一个耐繁烦、有定力的人。2010年元月出版的《文化名人的个性》再次表明陈明远先生这一著述的特点。
翻开《文化名人的个性》一书，一看目录，我并不喜欢。“活跃型田汉”“平和型阳翰笙”……对文化人的研究怎么写成了教科书？看了作者的序言和后记才知道，这是陈先生在研究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的同时，得到的另一份收获的延伸。在研究文化人的“金钱收支和生活费用”的同时，不能不涉及他们的心理、人格和个性。陈先生说，他“积累了百多位文化名人个性的资料共有千万多字”，此书中的一些篇章也单独发表过。单独去看这些篇章，确实会让人饶有兴趣。
汇集到一起又怎样呢？此书读后，我还是感到受益颇多。
陈先生笔下的文化名人有些他认识，比如四条汉子。因为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所以写起来，不仅仅凭借资料，也凭借自己的感觉和认识。对于周扬，书中写道：“他积极参与制造了对一个伟人的迷信和盲从，同时他也培植手下对他自己的迷信和盲从。”“周扬晚年的忏悔只表现为一种意向、一种姿态，而缺乏实质性可以拓展的具体内涵。他至死没敢坦露自己灵魂深处的秘密。”“我们晚辈眼中的周扬，要么高高在上、得意洋洋，要么就是逢人赔礼道歉。他的心距离我们实在太遥远了。”忏悔的“意向”“姿态”的感觉，在陈先生的印象中再真实、明确不过了。
他引用资料来叙述，是一种集中而精练的介绍，让我这样的阅读者，有了进一步的细节把握。比如在介绍蔡元培的个性特点时，他引用冯友兰的话说：“蔡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是春风化雨，一是兼容并包。……春风化雨可太难了。春风化雨是从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作用。”这种对人的评价，很耐人寻味。我一直在高校教书，深能体会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更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自身的行为与人格的影响。学生与老师亦师亦友长期保持的情感关系，也都是因这种影响而形成的。书中介绍到蔡元培先生所倡言的劳工神圣：“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只有兼具中西文化背景的人，才会远拒“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文化传统。才会在长期的“润物细无声”式教育中，醒润学生的心田。在今天就业很艰难情况下，我曾劝我的学生是否先考虑自食其力，比如某种体力性工作，只要能自己养活了自己，再谋求进一步发展。一个人的学识能力，是不会被社会埋没的。我说在西方，大学生、研究生为了完成学业到餐馆洗盘子是很正常的现象。我的学生说，在国内，那是中学文化程度以下人做的，大学毕业了，去做这种事，人家会怎么看？他们宁可去当“啃老族”，也不肯做与学历不符的事。在我们的教育中，欠缺人格教育，更欠缺“劳工神圣，自食其力”的境界。因为蔡元培的思想没有延续下来。
此书说到鲁迅，引胡行之的回忆，说鲁迅：“发是乱蓬蓬的，穿着一件颇肮脏的布长衫，面色黄黑，赛似一个鸦片鬼，又似一个土老儿……”“有一次鲁迅去银行取工资，他拿出周树人的公章，但银行里的人不肯把钱给他，因为他们不相信穿着破烂的人有能力取这么多钱。”这样的描写，一般教科书，是不用的。但就是如此外表之人，极具做人的人格个性。有人责备鲁迅不宽容。陈先生说：“鲁迅厌恶一切的思想专制和文化专制，无论官方还是商业化的。”“鲁迅说的‘不宽恕’本义是‘不原谅’。宽恕不同于宽容。宽容是人权的保障，是一种民主的社会制度。……对于扼杀人权、残害人命的坏事，不能‘宽恕’即原谅。”如果这是鲁迅“不宽容”的前提，那么鲁迅“不宽恕”一些文化人的现象，岂不正是鲁迅之于他穿着一样的个性化表现？我以为，如同胡适“容忍”诤友一样，鲁迅“不宽恕”与他捣乱的人，同样是个性使然。这正是陈先生著述这本书的目的。
《文化名人的个性》一书中还介绍分析了康有为、章太炎、周作人等很另类的人。让我们知道了形成他们个性的文化的、心理的、历史的背景。有关陈先生笔下的文化人的传记、著述、回忆性文章，我们读了不少，但是将这些文化人的人格个性集中在一起，自然就会形成一种比较。这种比较，是把名人、学者放在个体“人”的位置、放在社会“人”的位置上。于是此书又不失为一种综合的、群体的、现象的文化分析与研究。
2009年
失忆年代，文学何为？
——从散文创作到小说创作
我们处于在一个失忆的时代。普遍的情况是：二十岁的人不知道三十年前的历史真相，三十岁的人不知道四十年前的历史真相，四十岁的人不知道五十年前的历史真相，五十岁以上的人不知道六十年前的历史真相。权力的总体精神导向是遮蔽和失忆，一般公众从教科书和大众传媒中看到的不是空白，便是假象。这种精神格局令人悲哀。延续民族的记忆，史家自然责无旁贷。文学有无责任？也许有人说，无须要求文学承担这种责任。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应当表达个人化的感受；文学创作是高雅的事，应当表现高超的艺术技巧；文学创作是虚构的艺术，应当表现想象的才能。这些道理都不错，但文学仅仅向这些方位伸展，是不能走向高贵的。古往今来，真正高贵的文学，必与延续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有关，从屈原、司马迁到曹雪芹、鲁迅；从荷马、塞万提斯到雨果、马尔克斯，可以举出无数的例证。
失记年代，文学何为？其实，文学不是无所作为的。以章诒和为例，在她发表回忆父母及其周围那一代人的散文之前，虽然绝大部分右派已经改正，但其父章伯钧和罗隆基、储安平这些不予改正的右派面貌，在公众视野里还是模糊不清，几近被人遗忘。她的散文流传以后，局面很快为之一变，这些鲜活的形象一下子走进公共阅读视野。引起了人们关注的巨大热情。还有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徐晓的《半生为人》、袁敏的《重返1976》、野夫的《尘世挽歌》、赵越胜的《燃灯者》、毕星星的《坚锐的往事》，这些散文兼具很高的文学品质和史学价值，让人们看到，记忆插上了文学的翅膀，产生了比史学著作更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散文有为，小说是否可以同样有为？在这方面，已有作家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有益的尝试。新千年以来，成功打通历史记忆和现实关怀的长篇小说，首推湖北作家胡发云的《如焉》。胡发云是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作家，《如焉》是他年过半百以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只有二十万字，却调动了他的全部生命体验。小说塑造的卫立文、达摩、毛子等文学形象，可以说浓缩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追求与分化。小说让“青马”这样的民间思想群落，从“文革”年代一路走来，一直延伸到互联网时代，使思想史上的一代失踪者带着体温，重现于公众的视野。小说中另一个文学形象江晓力，念兹在兹的是父辈打下的江山，如何紧握在“自己人”手中。这个女性虽着墨不多，却深刻地揭示出官二代们的文化性格与政治逻辑，展示出作者惊人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此书一问世，便引起了“孤篇压全唐”的惊叹。
筱敏原来是一个以散文见长的作家，写过不少深沉、睿智的力作，其中一些篇什进入了大学和中学的课堂。近年来她从散文尝试转向小说，出版了长篇小说《幸存者手记》（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手记》）。这部长篇小说，仍然保持着她一以贯之的写作风格，执著于历史记忆。虽然人名、地点都被虚化，却是一部政治风云的形象纪事史，一幅中国女性从童年、少年到青年，从60年代跨越到70年代末的精神长卷。
对于“文革”初期的狂飙，年轻人为什么会那么狂热地投入？《手记》说：“仇恨是这样培养起来的——站在红旗飘飘台子上的校长总是为学生源源不断地倾泻过滤干净的感情和打制好的思想，更多的时候需要愤怒如喷火。让学生感觉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埋伏着面目模糊的敌人和煽动着阴风和鬼火。”当“盛大的节日”来临，“从地处遥远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到暗藏在我们身边的贪污浪费、蜕化变质、唯心主义、自由主义、叛徒、特务、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些上边指定的帽子就可以给被仇恨的对象任意戴上了。
一个同学曾因为日记本被人翻拣出来上缴，定为反动日记。“组织的权力没有边界，它掌握着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它都长驱直入。没有房门，没有抽屉，书包也够不上锁……在组织面前，没有个人的私事，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对组织忠诚……”
狂飙初降时，多数学生呐喊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一心想战斗、杀敌、主沉浮的青少年成为时代的主角。
“红城楼年复一年听取‘万岁’的呼声，这呼声已经浸透了每一道瓦楞，每一线砖缝，成为它的墙基最稳固的支撑。”“那少年之海，那热血之海，一浪一浪掀动着‘万岁’的呼啸，……一波一波地制造着公共感情。”“神”适时地出现了。
在扫荡一切封资修旧文化中，书被投入火焰中，文字记载的历史在瞬间消失。
历史的细节提出：那个年代，我们为什么那么热衷看大字报，并学着用大字报的语言说话？
《手记》说：“我有阅读任何东西的热情，我太饿了，这是与生俱来的饥饿。……长期只吃一种食物，大量地吃，受虐般地吃，会造成两种结果，或是厌食，或是饥饿，又或是两种结果同时发生。打倒、炮轰、火烧、油炸、横扫……砸烂狗头……我吃的是语言的砂石，这是饥荒之年的代食品。”
杀人是那个盛大节日的一部分。红颜色的人杀黑颜色的人。红色人把黑色人一家一家绑在海滩的树头上，涨潮了，先淹掉孩子，然后淹掉女人，然后淹掉男人。所谓黑颜色的人就是从前有地的人，有牛的人，有瓦房的人……表兄是中农，他说“黑色人杀完了以后，我就是村子里最黑的人。”表哥最后选择了偷渡到不分红黑两种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