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是一个农家女儿，这可能是她多年致力于乡土文学研究的心理动力。然而，文学研究毕竟是通过分析、概括、解读别人的作品来表达想法，若要传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就显得隔靴搔痒。梁鸿对这种研究工作甚至产生了羞耻之心，感到这些文章言不及义，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她要越过这层阻隔，寻找更直接的言说方式。于是她选择了散文，选择了纪实。她利用2008年和2009年两个暑假的五个月时间，回到故乡采访家人、采访乡亲、采访基层干部，倾听他们的述说，记录他们的命运，写出了这本《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她要让更多的人近距离地感受当今中国农民的真实存在，听一听当今的农民到底在想什么？盼什么？怎么生？怎么死？生活对于他们意义在哪里？
数年前，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出版时，有人就察觉到，与农村保持密切联系的人，往往缺少宏观的社会文化意识；有宏观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又很难接通与中国乡土的血肉联系。上海学者曹锦清是通过私人朋友关系走近了黄河边上的中国，成为两面兼通的人。梁鸿二十岁以前，就是梁庄土生土长的人，对那片土地有着完整的记忆，至今和那里保持着血脉相通的联系。走出乡村十几年，到北京读书、求学、思考、研究，让她获得了一个宽广的文化视野，使她拥有乡村农民、乡村知识分子和京城专家难以兼备的优势。她这本书，从诸多的视角，展开了对梁庄、对中国的审视。
首先是历史的视角。
家族的历史，是通过“父亲”的回忆呈现出来的：
“‘你爷是1960年的春上二月十四日死的。你三爷正月初七死的。’你大伯全身浮肿，‘饿得都哭不动了’，‘咱们梁庄的梁家人1960年前有两百多人，1960年饿死六七十人，几乎是挨家挨户都有死人。’‘当时的粮食都控制在各大队的粮仓里，都放坏了，也不让吃，……麦收之后，又死了一批老人，因为饿的时间长了，肠子饿细了，一吃多，就撑死了。’”
这段历史，虽然并不久远，但已经被遮蔽得十分模糊了。像父亲这样的平民百姓，对大饥荒的体验和记忆，在文字记载中相当稀缺。前两年，就有学生在课堂上提出：说中国大跃进以后饿死过几千万人，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妖魔化。最近，网上也有年轻人说，大批饿死人是政治夸张，他自己就从来没有听到过饿死人的事。不能怪青年无知，这方面的民间叙述的确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占不到应有的位置。而“父亲”不但经历过饥饿，目击过死亡，还看到粮食被控制在粮仓里。于是，这就呈现出了体制的严酷：为什么明明看着百姓饿死，“都放坏了”，“也不让吃”？当时的“国库”和“队库”是什么关系？“国库”的主人到底是谁？
饥饿不只持续了三年，而是整整一个时代。“梁庄一直是‘人多地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人均八分地。……20世纪80年代之前梁庄几乎家家挣扎于贫困线上，一到春天就断粮，闹春荒。”在产粮区为什么每年都会闹春荒，“交公粮”为什么还要吃“返销粮”？这一页历史刚刚翻过二十几年，下一代已经不知道了。
父亲还说到更久远的历史，梁庄有几大家族。韩姓文化水平比较高，富裕人家也出在韩姓。民国时期韩立阁在县里做过事，当过区长，但对家乡人很好。“国民党倒台后，他逃跑到北京， 1950年‘放匪’，政府宣传宽大处理，韩立阁一定要回来，争取做人的机会……1950年秋回来后，在家从事生产，年底把他逮住。1951年初公开审判大会要枪毙，村里人都哭着保他，说他人好，到底还是枪毙了”。“韩立阁的老婆被逼财，打瘸了腿，很快就死了。”这样的讲述完全是父亲个人的感受，而不是官方对历史的裁定，但分明让读者看到了民心对史官文化的校正。这种来自民间的历史感受，可以和杨奎松等学者对“镇反运动”的整体研究互为印证，一文一史，异曲同工。父亲的言说，打开了乡村的历史纵深。
我非常喜欢作者笔下父亲的生动话语和作者对父亲的亲切描写。“我的父亲，一个浪漫的农民，一生多情，母亲瘫痪八年，父亲始终不离不弃，……我们兄弟姊妹六个，从小没有挨过打，更重要的是无论家境如何艰难，父亲都坚持让我们上学。在方圆几十里的村庄里，父亲有着良好的口碑。”
作为一个“不安分”的乡村老人，父亲经历参与了中国当代的政治历史，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政治却切切实实地影响着他的人生和家庭。“正是父亲这样对‘政治’充满热情的人，那些乡村的‘刺头’‘事烦儿’‘管闲事’的人，维护着乡村的道德与正义。他们扮演的通常是乡村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一些见识，对权力、对欺上压下有一种天然的不满，自觉地打抱不平、拔刀相助。”我想，乡绅阶层被消灭以后，正是父亲这样的人，替代了以往乡绅的功能，支撑着乡间伦理的底线。
其次是现实的视角。
梁鸿笔下展开了这样的乡村画面：“蓬勃”和“废墟”：蓬勃是沿新公路的一排排崭新的房屋，有二层小楼，有平房，屋前都是水泥浇注的大院子。废墟是一片绵延着的倒塌了的房屋。前者仿佛表达着第一代农民工回乡的宿愿；后者可看做是第二代农民工对家乡的放弃。十几岁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至今没有城市户口和社会保障；但他们不愿意回来了。无论是城还是乡，他们都找不到归属感。“蓬勃”和“废墟”还体现在：乡村有了电视、录像机和让孩子们沉迷的游戏机；烧砖毁了大片的耕地，挖沙破坏了河道，顽皮的儿童被淹死，昔日长满荷花和莲蓬的水塘，成为黑色的淤流。“一走近坑塘，就会被一种臭味熏得睁不开眼。”这就是我的村庄。他们挣了一点钱盖起了楼房，“然而，又是在怎样的黑色淤流之上建立的所谓的幸福生活呢？”
作者最有感情的是“梁庄小学”。兴建伊始，全村人参加盖房，有梁庄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为证。“上学的钟声一响，村民的一种敬仰、尊重之心油然而生”作者求学从这里起步，一直到北京读到博士。这所小学先是沦为猪场，又径自破败消失了。现在，三十几个小学生在镇上读书，梁庄的一群老太太老头一天三趟匆匆地接送。“在我的少年时代，只有因为贫穷孩子才可能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孩子上学的希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只有极少数孩子是真正想上学的，逃学、旷课、整天沉迷于游戏机的，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也会影响到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难道他们命中注定只能成为漂泊在外的打工者？”一幅乡村教育的图景，一个进入负面循环无解的话题。作者有亲身体验。她上小学、中学的时候，虽然穷，但读到高中、大专、大学的人大有人在；而现在，上学的钱有了，农民的孩子却不愿意上学了，学历高的很少。教育从什么时候，从城乡间窄窄的桥梁，变成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她信笔走来，就让人感到生态的严峻，教育的严峻。这是农村在社会转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吗？
其三是心理的视角。
应当说，当今的传媒中，从经济的角度涉及三农的信息不算匮乏，但从心理的角度呈现农民的现状却相当稀少。文学是梁鸿的专业，这使她对当今农民的心态，给予了细致入微的关注。
当今的乡村家庭，大多是反常的老幼组合，青年、中年人都在外面打工。更有甚者，家中只留下正在上学的青少年。“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的老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仅仅因为青春期的一次性冲动，仅仅因为怕遭抵抗，就从从容容地动了锄头和石头先将老人残酷地杀死。“被抓的时候，王家少年非常平静，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还把桌上的文具、书收拾整齐，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天似的。”作者说：“道德感在乡村深深地埋藏着，他们对王家少年的态度显示了乡村对原始古朴道德的尊重。”绝不能轻饶！哪怕公安局用DNA挨个排查，把两个人都吓疯了。但当作者见到犯罪少年时，“我一下子崩溃了”“我忽然无法张口，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作者提出：“我又能问什么呢？……谁能弄清楚，那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在少年心里郁结下怎样的阴暗？谁又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而又有谁关注一个少年最初的性冲动？”
作者的哥哥毅志，曾经是一个爱读《解放军文艺》的文学青年，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也有写情书的爱好。他的文字，让人如临其境地感受到他的真实心态。比如他将在北京与安阳收容所的经历，就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昌平关了两天两夜，第三天点名往安阳遣送。武警闲着没事干，找些人取乐，说，你，过来过来，说着，就扇这个人两嘴巴子。我悄悄骂：‘日你姐，这算没有地儿说理了。’被听见了，武警问谁，谁说哩，我逞英雄说：‘我’。武警说，过来。往我头上抡了七八皮带，又狠狠踹我几大脚。叫我站军姿，挺胸，打一嘴巴子，抬头，再打一嘴巴子，再抬头。站有两个小时。打得我满脸是血。”
文学的熏陶，使毅志对人的尊严格外敏感。他在城市蒙受的屈辱，不过是上亿农民工命运的一个缩影。梁鸿有意转引了哥哥的数则日记，让这个没有机会出声的农村文学爱好者，在文学的殿堂里亮一次相。
还有那个已经成为企业家的义哥，他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中，以流血、坐牢为代价，争得了自己的一份天地。他说：“我现在可以与县长、公安局局长正大光明地坐一块儿。”这是不是许多农民心中的梦想呢？
作者不仅关注一般的心理问题，还关注到农民的信仰问题。河南是信教的大省，在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中，也有信教人的诉说。明太爷相信牧师“是从思想上改造你”，“讲出来真是在理”，但不相信神神道道的胡说，“只知道要钱”。他反感把“信教”当成生活本身，而将世俗生活抛弃不顾。因为他老婆“几十年如一日地不要家，只要主”。作者听了这家男人的话，想听听“信教”女人的说法，但她外出不在。又专门采访了一个牧师。结果出书时被编辑删去了。其实，如果，从不同角度考察一下在当今农村中信教的动机，对生活的了解岂不更为全面？编辑的自律未免杀风景了。
其四是性别的视角。
作者是女性，这使她格外关注农村女性的命运，关注女性的婚恋、生育。女性的身份，也使她更容易进入女性的隐秘生活、情感世界。
年轻媳妇春梅的自杀，就在作者身边发生。作者以一层层的细节叙述，写下了她婚后心理的一波三折。新婚不到一个月，春梅的丈夫就出门打工去了。出事这一年，一直没有回家，春节没有回来，春种夏收也没有回来。几封信寄去没有回音，也没有手机，媳妇左盼右盼，得了“花痴”病；道听途说，正想反想，想不通，最终在精神不正常时，喝了毒药。这是打工者家庭的又一波涟漪。这个例子，让我们直面到一些乡村女性的残酷命运：夫妻间正常的性生活可望而不可得。在城市、在工厂，在工地，由于条件限制，怎么相聚，已经很难想象，而两地分居，一年一两次的相聚，所造成的性压抑，成为普遍现象。“乡村道德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民工通过自慰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有的干脆在打工地另组建临时家庭，由此产生了性病、重婚、私生子等多重社会问题；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乱伦、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为乡村黑暗的势力提供了土壤，有些地痞、流氓借此机会大肆骚扰女性，有的村干部拥有‘三妻四妾’，妇女们为其争风吃醋，衍生出很多刑事案件。”作者叩问：“人们在探讨农民工的问题时，更多地谈及他们的待遇问题，却很少涉足他们的‘性’问题，仿佛如果待遇好些，他们的性问题就可以忽略不计。可是，难道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又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
还有焕嫂子，一个和丈夫到天津郊区开过拉面馆的精干妇女，结婚十多年间，前后生了七个女儿，她说：“我是七仙女的命”。三个留下，三个引产（做B超得知是女孩），一个送了人。这样的生育史，在当今中国已不多见。作为女性，她有自己的生育观，她喜欢女儿，看到农村儿子越多越不善待父母的现象，她更偏爱女儿。但丈夫三兄弟都是“绝户头”。四十出头的她仍然觉得无论如何得生个男孩儿，似乎看做是为人妇、为人母的使命。她对计划生育、人工流产的感受，对生儿育女的经济盘算，都有自己的说法。这种乡村女性的声音，也是不容易听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