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再是一个世界，真相也就不再只有一个，“就事论事”的古训因此不再适用。某个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情，在不同的参与者和观众看来，并非是同一个事件。比如，一些医院和医生所谓的“医闹”，在病人及其家属眼中，在曾经深受医患双方权利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的群众眼中，只是无奈的维权之举。谁不想当贵族？谁不愿意优雅地言说举止？可是很不幸，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种权利，没有这种地位。真假胡斌的纷纭网议所表明的，也不过如此，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一个事件都会被置于宏大的背景之上。群众可能不明白某个具体事件的真相，那又怎样？从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早已感受到生活的真相，从这种真相的认知出发，单个事件中的细枝末叶无关紧要。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李大钊不以为然，不谈主义，怎么能弄清问题呢？离开“主义”之光的照耀，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至少不是有待大刀阔斧予以解决的问题，而只能是零碎的修修补补。李大钊寄望于一个主义，“大一统”的主义，这个主义曾经试图关照所有的群众，而今，却为某些人、某些阶层、某些机构所垄断，他们所希望的，是群众相信真相已经存在，而无需了解具体的内容，更无需群众自己观看真相。
末了，做出两个推断：
之一，群众从来都是明了真相的，即使不甚明了一时一地某个具体事件的真相，也非常明了生活的真相。还有，群众其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个体。指责群众“不明真相”实在过于笨拙。群体性事件从来都是鼓动起来的，承认这一点无妨，要害在于鼓动的社会基础。由于判断视角的不同，鼓动可以是正面的发动、引导，也可以是反面的煽动和蛊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群众是被鼓动起来了，这是事实，也是毋庸置疑的真相。
之二，所谓真相不过是叙事的要求而已。既然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得承认“事”的存在，但“是”求出来后，也会影响“事”的感受。还有，真相不是一开始就摆在那里的，它需要展开，有待展开。真相并不存在；真相应当存在。在多元主义的年代，应当允许各种各样的“真相”叙述，也应当允许有“不明真相”的人的存在，对话、交流、互通有无，方方面面的真相和“非真相”融通起来，拼接起来，才能形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真相。
承认与尊严
“承认”这个词我们很小就知道，“承认”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承认的政治”获得广泛关注，则是近年来的事情。域外一些大牌理论家的著述被翻译过来，人云亦云，高深莫测，我还是从自己的经历谈点简单的道理吧。
昨天去一家很有名气的书店，经过检测门时，我听到“啲”的响声，就意识到背包里的书没有消磁。一本是前天从一家书店买的，另一本是很多年前买的，估计是后者发出的声音。我没有在意，径直进去找书。一个小时后，自己需要的书都没有下落，只好怏怏而去。检测门再次发出响声。门卫阻拦了我，我打开背包，指了指书，声明是在别处买的。门卫打量着我，我也打量着他，他瞬即摆摆手，我转身纵身而去。
我们都看过这样的报导，说商场里防盗系统报警，顾客被怀疑，被迫接受检查，引发了不愉快乃至纠纷。其中固然有防盗系统的过度反应，商家对顾客的极端猜疑，譬如说，每个顾客都是潜在的窃贼，但更多的情况下，还是一个承认问题。古话说，看人下菜碟儿，现在依然如此。依照习惯的认识，畏畏缩缩、破破烂烂的人容易被视作小偷，若不是做了亏心事何必畏缩？钱包瘪瘪的人哪能没有眼红的道理？大多数商家的保安，原本也是农村出来的，这从他们的相貌和衣着就可以看出，但恰恰是他们，对貌似底层的过客趾高气昂，瞪着一双审视而不屑的大眼或小眼。每每见到这种情景，我的心都会隐隐作痛。
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所谓承认，就是要把人当人看，无论他贫穷或富有，高贵或低落，仪表堂堂还是衣衫褴褛。人生追求来追求去，无论当官发财，著书立说，都是渴望得到承认，扬名立万。一败涂地的人也会挺胸抬头，乞丐也有尊严，罪犯的人格也当承认，何况自由活动的公民呢？很正规的一个事情，办事人员敷衍了事，拖拖拉拉，好像我们是借他的钱，甚至是乞求他的施舍，我们呢，还得一个劲陪笑脸，谄媚的厚颜无耻。
主观也好，客观也罢，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出现错误，关键是如何对待和修正。能妥善而及时地修正当然好，如果暂时难以更改，也应表示必要的态度，至少得承认那的确是个错误吧。在一个人遇到麻烦时，领导说这个他也没有办法，旁人说这个只是个案；遭到不公时，被当做皮球踢来踢去，得不到丝毫的同情，这样的社会很容易激发人的忿恨、仇恨和痛恨。小错误于是膨胀为大问题，层层累积，重峦叠嶂，造成系统性的“肠梗阻”，结局往往是大动干戈。
当然，若是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不必气急败坏违法犯规。只要还有一口饭吃，脖子没有被人扼住，就要积极地活下去。即使不能按部就班继续以往的生活步骤和节奏，也不要把一时一地的不被承认当做首要的事情，似乎不得到这个承认，自己全部的人生就无法正常进行。对不承认不要过度反应，有些不承认其实是无所谓的，有些冤屈暂时得不到昭雪，也不妨搁置起来。人生有很多事情要做。上周五在街上，遇到从前的一个同事，他愤愤不平地表达个人的郁闷，我很理解他，并对他说了这样的意思。渐渐的，他的眉头舒展开来，笑着说，你啥时学会做思想工作了？听你这样一说，心里轻松了许多。我说，你我都一样，我也有自己的不快和屈辱，但总不能因此成天耿耿于怀吧，还是要快乐地生活，顺带着想方设法，解决应当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斤斤计较于所谓的问题，以致扭曲自己的心理。
尊重人，尊重每一个人，自然也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如果这点起码的承认都没有，那也不必过分反应。不懂得尊重他人的人，不值得我们过分反应。我们依然要把他当人看，尽管他的素质有所欠缺，人格有所破损，但还是要尊重他，这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老师的地位
这是周五晚上的课，平时都有同学缺席，第二天是假期，逃课的人数更是直线上升。眼神略微扫视，心中就有了数字：一半，上课的同学只有选课的一半。发火吗？不，发火虽然是针对缺课的同学，但他们听不到，反倒破坏到场同学的情绪。点名吧？不，点名不是我的长项。逃课是学生的自由，没逃过课的学生还是学生吗？何况近年来有这样一种观点流行：学生和学校之间是契约关系，学生付费，学校提供服务。按照契约，学校有责任提供恰当的服务，学生是否享受这种服务则另当别论。这就好比说，我们到饭店就餐，点了一大桌子菜，买了单，我们没动筷子就走人了，厨师应当生气吗？这需要具体分析。
第一，食客没动筷子就走人，可能是忽然有了急事，匆匆而去。这样的话，就和饭菜的好坏没有关系，老板不会生气，对厨师不会有丝毫影响。
第二，食客没动筷子就走人，可能是忽然没了食欲，懒得吃饭了。这和饭菜的关系比较微妙。人的心理是捉摸不定的，本来饥肠辘辘，可不知怎么的，饭菜端上桌来，自己却兴味全无。懂事的食客应该不会埋怨饭菜的颜色和气味。走了就走了。
第三，上述两种情况多了，老板多少会有所疑虑，厨师也会忐忑不安。但只要没有食客投诉，每天前来就餐的客人在数量上没有什么变化，老板就会置若罔闻。厨师自然按部就班。
第四，若食客投诉饭菜质量有问题，老板就会批评厨师；屡屡有食客投诉，厨师就可能被老板炒鱿鱼。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厨师会努力提高厨艺，由此食客盈门，老板一高兴，厨师的薪水或能有所增长。
第五，若食客故意挑剔，以便赖账，甚至索要赔偿，为此责怪饭菜水准，厨师能怎样？饭菜有没有毒，是否干净，大致可以检验；至于具体的口味，断然没有客观的衡量。若是每天都有这样的顾客，老板怪罪下来，厨师只好主动走人了。
学生和老师、学校的关系，类似于食客、厨师和饭店。食客是饭店的上帝，学生是学校的上帝。老师和厨师一样，都是打工仔。两相比较，老师的地位还不如厨师。原因很简单，授课不比烹饪，学生比食客挑剔。
老师和厨师一样，都得让顾客高兴，让顾客满意。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比厨师和顾客的关系要复杂。顾客到饭店里来，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哪怕菜单上没有，厨师也会应时而为。比如，你到粤菜馆吃饭，想上一两盘湘菜，厨师大多能够满足要求。学生到学校里来，就读不同的专业，有的是自愿选择，有的是被动服从。填报高考志愿时，在“是否同意调剂”一栏添了“是”，就可能进入自己缺乏兴趣的院系。这就好比你想吃粤菜，却进了湘菜馆，尽管里面也提供几道粤菜，但从总体上不符合你的口味，难免耿耿于怀，从而迁怒于人。这种情况下，厨师最可能成为冤大头，放辣不是太多，就是太少。
想象总是美好的，学生自己理解的专业和实际开设的课程往往相去甚远，课程总是枯燥的。经过十年的勤学苦练，好不容易进入大学，多少希望轻松一些，愉悦一些，随心所欲地学点什么，做点什么，可是不能。大学的课堂有它的特点和难度，此前只要把教科书读好，再做几本习题就可以了，大学里没有固定的教科书，一门课真要学好，至少得读十本相关的书。广博的阅读和创造性的思考是大学课程的要求，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却早已把学生培养成机械的读者，大多数希望拥有简单而正确的答案，唯一的标准答案。大学老师的要求不合乎学生的习惯。
老师授课后，会对学生进行测评和打分，顾客就餐后，则不需要厨师命题考核。老师若是出的题目太难，学生答的不好，分数太低，学生会不满意，进而家长会有看法，作为老师老板的校方也不满意。学生成绩太差，会责怪老师的授课能力，学生逃课，也有堂而皇之的理由，老师水平太差，若能像小品演员一样幽默，课堂具有电影大片的效果，学生能不欢欢喜喜地听讲吗？说来说去，老师不只是厨师，还得现场表演，学生是观众，坐在台下看课外书或打瞌睡，不把老师轰下台算是客气，主动缺席更是礼貌有加，作为演员的老师怎么能点观众的名，看谁到了谁缺席了呢？又怎么可以考核作为观众的学生并打出分数呢？剧院若是如此，恐怕早就关门大吉了，饭店若是如此，早就门可罗雀了。顾客和观众是来享受的，拒绝劳力费神。
每个期末，校方都会让学生给老师打分，内容五花八门，从形式到内容，从态度到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学生是否喜欢，是否满意。老师究竟要怎样做，才能让学生喜欢而又满意呢？这是教育的目的吗？固然不能低估学生的判断和崇高追求，但学生毕竟是来学习提高的，教育的目的正在于促成学生的提高。像我家女儿，如果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她肯定觉得我是个好爸爸。我能这么做吗？不能。我会尽力考虑孩子的心思，但也要从她未来的发展出发，安排她的学习和生活。女儿有时充满敌意：你们把我生下来，就是为了打我骂我的吗？体罚当然不好，但恨铁不成钢的父母，鲜有不如此的。
既要让校方满意，又得让学生高兴，这就是老师所处的位置。老师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只能在夹缝中摇曳了。相对于社会和校方而言，学生属于弱者，他们的抗争只能朝向更为弱小的群体也就是教师了。校方也不容易，过去几年，媒体报道过几期学生和学校打官司的事情。譬如，学生考试作弊，违背校规，被学校开除，学生怎么说呢？考试作弊几次当被除名的校规属于霸王条款，学生是被迫签订的。又说，学生付费购买学校的服务，学校不能单方解约，否则应当支付违约金。说到底，就是学校究竟是教育部门还是服务公司。
对于学生逃课，我首先是自责，觉得自己应该不断提高授课水准，其次是自我安慰，对那些以逃课为习惯和乐趣的学生来说，我的课好又怎样坏又怎样？结果是一样的。但即使只有一个同学听课，也要尽心尽力地讲授，不能因为那些逃课的同学，课堂上左顾右盼的学生，影响自己的情绪，从而有负于前来听课的同学。——这是我的底线伦理。
精神病人
如果你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医生问：“你有病吗？”答：“没有。”那在医生看来，毫无疑问，你肯定是病了，且病得很重。想想看，哪个精神有毛病的人会以为自己有病呢？若你回答“有”，医生自然坚信，你的确是个病人。想想看，哪个精神健全的人会说自己有病呢？所以，无论你说什么，都是你患病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