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二年（1005年）春，吕蒙正上表请求回洛阳，宋真宗再次想把吕蒙正两个儿子召到朝廷当官，吕蒙正还是不答应，说：“多谢陛下关照，息兵少财，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方略，愿陛下以天下百姓为重，不要因为我的地位显贵，就召他们到朝廷做官。”宋真宗采纳了吕蒙正的意见。
吕蒙正不仅有知己之明，更有知人之智。他有个叫富言的朋友，想把自己的儿子富弼送到皇家书院去读书，吕蒙正满足了他的要求。事后，富言领着他的儿子向吕蒙正拜谢。吕蒙正见其子彬彬有礼，谈吐不凡，便高兴地对富言说：“此子日后与我的官位相似，功业远在我之上。”
于是，他不嫌富弼出身贫寒，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一块读书，供给他全部费用，照顾得十分周全。后来，富弼果然在宋神宗时期当了丞相。
奉公举贤，不徇私情是推荐人才的关键所在。而要做到这一点，负责推荐人才的人本身必须是贤才，需要有识贤的慧眼和举贤的胸襟。现在，有的领导，虽然明知自己熟悉的一些人颇有才干，却不敢大胆地推荐和选拔，生怕被人说成是“任人惟亲”。其实，这大可不必，自己熟悉、了解的人，如果确实有真才实学，用一用又有何妨？只要是出于公正平和的心态，秉公办事，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何必多虑呢？上例中的吕蒙正再三拒绝提拔自己的儿子，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自己的亲人就刻意不提拔，而是认为他们没有才华，不值得重用。而他认为侄子吕夷简有将相之才，故大胆地加以推荐，后来吕夷简果不负众望，成了宋代一名相。如果吕蒙正因为他是自己的侄子，为了避嫌就不敢推荐，岂不是压抑了一个优秀的人才？因此，要想真正做到“举贤以公，不避亲仇”，就必须能够克服各个方面的诱惑和压力以及各种因素的干扰，不计较得失，不拘一格地大胆推荐和选拔人才。
当然，出于公心，并不是说“亲”就不能“任”，关键在于惟才是举，任人惟贤。
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举贤不避亲仇”的典范。亲，只要他是贤能之才，卓越之士，没有什么不可以用的。但基本的条件是，所用之亲必须有真正的才能。任人惟亲的弊端，其实就在于一个私字。用私来防害天下，用无用之亲来阻滞真正有才之士，结果天下的事都为一帮“家天下”的胡作非为之人所左右，这样，天下的事也就没有不败坏的理由了。
其实，把话说穿了，任人惟亲的人，并不真正懂得如何用人，也并不真正懂得政治策略。任人惟亲的人。要不是私心太重，就是没有多少本事，这样才需要以亲缘关系的纽带来维护自己的权力，来掩盖自己的自私和罪过。任人惟亲的人，一般心胸都比较狭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绝无曹操那种“吾任天下智力，无所不能”的博大胸怀。任人惟亲的结果，一般是亲信专权，贤能之土不是被赶走，就是被压制。亲信犯了错误，怕连累自己，于是只有包庇一路可走。结果只能是以新的罪恶来掩盖旧的罪恶。
唐代宗时就有一个典型的事例。代宗时，起先常衮相，他想革除前任宰相用人偏滥的弊端，杜绝侥幸得官之人，所以地方向上申报、任命和提升的要求，他一概不予批准和理睬，不管其中是真贤士，还是昏庸之人，结果是贤愚同滞，一无任用。后来崔佑甫取代他为宰相，崔佑甫为收取士心，每天都有提拔和晋升，作宰相不足200多天，选拔任用达几百余人，而且多为亲近故旧。这引起了其他官员的极为不满。这事反映到唐代宗那儿，唐代宗就问崔佑甫：“有人反映你任用提拔的官员多是你的亲故，有这回事吗？”崔佑甫回答说：“臣为陛下选百官，不敢不详慎。有人反映我所用多涉亲故，这是事实，但假如我不认识的人，我又怎么能熟悉他的才行而任用他呢？”
在有些人看来，崔佑甫的理由是很正当的，但是，这个理由正是以偏概全的辩辞，用人不在熟与不熟，而在于其贤与不贤。
现代社会，领导与下属之间的选择是相互的，领导可以选择自己的心腹干将，而下属也可以选择自己所中意的顶头上司。并且在职场中，关系制约的互补性也同样存在，除了以往的上下级控制关系外，下属同样可以巧妙地制约和影响领导的活动。这种由现代领导活动日趋复杂和被领导者的素质大幅度提高所形成的双向选择和双向控制的上下级关系新格局，迫使各级领导者在尽力掌握高超的用人艺术的同时，还必须尽力重视在下属心目中塑造自己的理想形象，千方百计地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鉴于此，不以亲疏来定夺，等距接触原则就产生了。
所谓等距原则，就是指在用人过程中，领导者应该理智地控制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与所有的下属保持等距离接触，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做到公事以外才是朋友。
秉公办事，不仅是每个领导者应具有的美德，而且还是正常从事领导活动的必备条件。应该看到，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性的弱点，就是在社会活动中容易掺杂进自己的感情因素。因此，力求避免和其中一部分下属交往过于密切，尽力防止产生有碍于正常从事领导活动的私人感情，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事实上，等距接触，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乏富有哲理的深层含义。例如：
感情上的距离，是不能以接触时间和接触次数的多少来衡量的，在法定工作时间里，领导者只与下属发生工作接触，哪怕这种接触与某甲仅发生一次，而与某乙却发生了十次，那也是等距接触。
让私情到公事范围以外的地方去发泄，去流露，去交融。当着众人的面，领导者在任用下属时，哪怕对其流露出半点私情，也同样会激起大家的嫉妒和猜疑。一个凭感情办事的人，是永远也成不了优秀的领导者的。
在众人面前对某人亲，很可能诱发一部分人对他的嫉妒，也可能引发另一部分人对他的趋从；当着众人的面对某人疏远，很可能激发一部分人对他的同情，又可能招致另外一部分小人对他的蔑视。聪明的领导者，何必将自己对下属的亲疏远近，作为影响人际关系，进而影响工作关系，甚至影响领导活动的毒化剂呢。
在处理下属之间的纠葛和矛盾时，有时候，即使领导者严格按照原则办事，也难免遭到吃亏者的猜疑和不信任，假如你平时就违背了等距接触的原则，让下属看出你对他们有亲疏之别。远近之分，那你又怎能心情坦荡、从容不迫地去处理下属之间的纠葛与矛盾呢？
认真对待大家
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庐
“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人才任之”，“何世无才，急人不识之耳”。任何时代贤才都如过江之鲫，怕就怕没有识才的眼光。有的领导没有爱才之心、求才之渴，认为“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孰不知，再怎么高明的领导也不是万能的神仙，特别是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个人的精力有限，身边没有几个能人干将，身单力薄是成不了大事的。
当然，贤才大多都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的心理，如果领导者想揽为己用，就必须具备礼贤下士的气度，如果一味采取“顺我者用，逆我者除”的方针，则只能得到奴才或庸才，而失掉真正的人才。
东汉末期，战火风云四起，在众多的割据势力中，刘备起兵较晚，势力最小，一直寄人篱下，没有一块稳定的地盘。尽管他身边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批忠心耿耿的骁勇战将。但是缺乏一个运筹帷幄、把握全局的军师，故而始终打不开局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建安十二年（207年），也就是在他“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后才有了历史性的转变。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素怀大志，博学多才，关心时事与政局变化，经常将自己比作管仲与乐毅。知其者皆称他为“卧龙”，对他的才干极为叹服。
刘备偶得谋士徐庶相助打了几场胜仗，却被曹操施计将其逼走。徐庶有感备之情意，临别之际向他推荐诸葛亮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刘备说：“君与俱来。”徐庶回答：“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言下之意，诸葛亮非比常人，是一位自尊自负的贤才，你必须亲自去请才行。
于是，刘备与关羽、张飞兄弟三人备厚礼同往隆中拜访诸葛亮。
第一次去，只见到了守门童子，诸葛亮却杳无踪迹。问童子，童子却说，先生清早便已外出，踪迹不定，不知去往何处，也不知何时归来。刘备兄弟三人只好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数日之后又前往拜访，是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刘备一行顶风冒雪来到隆中卧龙岗，哪知在家的却是诸葛亮之弟诸葛均。又未得见。无奈，刘备亲手写下一信，说：“玄德久慕先生高名，两次前来，均未遇而回，无限惆怅失望。”信中恳切陈述了自己忧国忧民之心，表达了无限仰慕之情，表示还会再来求见。
次年春季，刘备择吉期，更新衣，斋戒二日。当时，关羽认为以刘备的身份，两次前往拜谒，其礼已是不菲，并猜想孔明肯定是徒有虚名而无真才实学，故意避而不见。张飞更是烦躁，直说不用刘备去，他自己去用一条麻绳捆来便是。然而刘备却用古代周文王及齐桓公敬贤之事开导两位结义兄弟，这次前往。孔明虽然在家，但守门童子却说先生在草堂上昼寝未醒。刘备不忍打扰，不让通报，竟拱立阶下耐心等候。童子欲通报，刘备仍坚持不让惊动，直站立候了一个时辰，这位卧龙先生才起身下堂，接待了刘备。
诸葛亮素知刘备是汉朝宗室中的俊杰，又见到他如此诚意求贤，觉得他是个可以辅佐以定天下的明主。于是，与刘备促膝而谈天下大势，详细分析了各方势力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为刘备谋划了南取荆州，西据巴蜀，联吴抗曹，三分天下，进而一统的策略。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策”。刘备闻言，颇为赞赏，顿时拜谢不已，并诚心恳请诸葛亮出山相助，以致“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孔明感其至诚，当即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