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诸葛亮与刘备同归新野，刘备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朝夕请教，并委以重任，拜为军师。这时，关羽、张飞都认为诸葛亮没有立过汗马功劳，只会空谈，对刘备的作法表示不满。刘备向他们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
诸葛亮确实没有辜负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在他的辅佐之下，刘备终于扭转了以前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按照诸葛亮提出的战略方针，与孙权结为同盟，在赤壁一战中击败曹操的百万大军，随即又通过外交手段取得荆州作为立足之地，以后，刘备又进取益州，终于建立起蜀汉政权。
局势的发展变化，充分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刘备讲请出诸葛亮犹如鱼之得水，这一点都不过分。而诸葛亮对刘备的至诚礼遇也矢志不忘，终身报答，即使在刘备去世之后，仍南征北战，欲图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备之所以能够由弱变强，扭转局面，是因为得到诸葛亮这位贤才的辅佐。然而他能够得到诸葛亮，关键在于他求贤若渴，能够礼贤下士。刘备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知道诸葛亮是一个能够帮助自己成大业的难得人才，所以他在求贤过程遇到挫折时，不顾关羽、张飞的埋怨，放下架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往拜谒，以诚示人，以礼待人，终于打动了诸葛亮，这才有了“隆中之对”，做出了争雄天下的重大决策。
欲求贤才，必须礼贤下士。但要真正办到这一点，却又极不容易。从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的经过始末中看，礼贤下士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礼尊。孟子有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帝王和政治家往往通过谦让恭顺、虚怀若谷、尊敬贤才、礼貌待人、问病吊恤等形式和方法，表现出对贤能之士的礼尊，从而达到争取人才的目的。前文所述刘备“三顾茅庐”而得诸葛亮，即其一例。二、重用。许多贤俊决定自己去留的条件往往是“言听计从则留，不从则去”。如韩信，在项羽手下不过是个持戟侍卫的郎官；而到了刘邦那里，在萧何的力主下，被封为大将军，从此死心塌地为刘邦东征西讨。后来，蒯通劝韩信三分天下，韩信马上拒绝，并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刘项之得失显而易见。三、政策得人心。争取贤能，人才管理方法（如礼尊、重用等）的正确应用固然十分重要，但更为关键的还是所奉行的政策必须得人心，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如商朝末年，商王纣荒淫无度，暴虐民众，以致民怨沸腾，贤才匿迹。与之相反的是，周文王待民宽惠，在其所辖范围内推行保民政策，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在文王仁政的感召下，大批贤士仁人不招自至，云集周围。
现代社会，人才成了各行各业发展的能动因素。可以说，一个企业要想有所发展，必须造就和吸引一大批人才，而这对管理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有了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想得到优秀人才，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素质，做好本职工作，创造一个为发挥人才作用的良好环境。才能吸引有所作为的人才与之共同奋斗。那么领导者自身魅力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第一，道德高尚。由于领导者大都掌握一定权力，所以要耍一耍权威大概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是一般来说，单凭权力只能吸附那些趋炎附势之徒，而真正的贤能之士并不会买账。贤才对那些只凭权力的领导虽然也能够服从，但对领导者个人却总是敬而远之的。他们对于领导，固然不能无视他手中的权力，但是更看重他的思想和人格。因此，只有那些本身道德高尚。有较高声望的领导者，才能成为众望所归的干部，大家才愿意跟着他干工作。
第二，大度容人。胸中天地宽，常有度人船。作为领导者大度容人，首先要容人小过，容人小短。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对于他人的小过，需要有点糊涂。宽小过，总大纲，以纲行律己，不以纲行取人，这些都是值得记取的经验之谈。相反吹毛求疵，就会失去含弘气象，这样是最容易失掉人心的。另外，领导者大度容人还要善于容纳异己。容人的要害之点在于容异，就是能容纳不同意见的人。领导者只有做到对人宽宏大度，容人以德，才能感人肺腑，令人尊重，也才能吸引大批贤才。
第三，学识渊博。领导者的魅力不是领导权利带来的，而是凭其本身学识才干赢得的。没有学识才干，有了权力也不会产生多大维力。一个领导者只有具备所管业务的具体知识和领导工作的规则等方面学识才干，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拥戴，贤才才有可能向你靠拢。
第四，重视、尊重人才。即降低身份，敬重现任，延拔群士。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尊贤思才、礼贤下士的逸事掌故，至今仍被人们传为美谈佳话，周公姬旦“一出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魏文帝“思贤甚于饥渴”，他对陈群“待以交友之礼”。这些有作为的帝王将相之所以获得了大批治国安邦的贤才能土，使之在政治舞台上能够大展宏图，正是由于礼贤下士的结果。实践证明，只要领导者放下架子，求才若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实践中树立礼贤下士的形象，你的身边就会吸引大批人才。
有一双慧眼就等于成功
唐太宗纸上慧眼识马周
用人必先识人。用才是艺术，识才也是艺术。
如何识别人才，除了要有一颗热心，还要有一双慧眼。因为有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古时有的官僚显贵动辄养食客三千，偶有可用者即可满足。现在则不同，什么都讲究效率，“精兵简政”反而成了管理科学的一条重要原则，一个机构、一个企业哪能养那么多闲人？这就要求用人者必须慧眼识真才，把真正的人才选拔上来，把俗才、庸才淘汰下去。
古人云：“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说的是：琢玉的匠人最担忧的是像玉一样的石头；相剑的人最担忧的是有像吴干那样的劣剑。这两句话常被用来比喻忠奸相混，贤愚相杂，不易识别。
事实也正是如此，人才在未识之前，如“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外攀未驰，与骛马相杂。”即好玉没剖出来时与瓦石相混在一起，如同一类；千里马没有奔跑时，与跑不快的马杂混在一起，分不出好坏，这就需要良工巧匠那样的贤能之士，才能识别其优劣。也就是说，“终是君子材，还思君子识。”贤明的人才，终究要贤明的人去发现。平凡之人，又怎么可能发现杰出的人才呢？
历史经验也证明：“高世之器，非浅俗所能识也。”唐太宗李世民也正因为具有一双慧眼，才识得了马周这样一位治世之才。
马周，山东博州在平人。自幼父母双亡，家贫如洗，年过而立，尚未娶妻。但勤奋好学，精通书史，志气谋略，件件过人。他曾在博州做过助教，后因酒后失言受责，愤而出走，西游长安，成了中郎将常何家的一名食客。
时值唐太宗李世民广开言路，令百官上书批评时政。常何出身行武，带兵打仗虽堪称英杰，但是论经书则一窍不通。为遵循圣意，他只好下商马周，请其代笔。马周凭其雄才大略，连夜挥毫，代常何言论二十余事。次日，当太宗看了常何的奏章，件件言简意赅，有根有据，完全符合自己的意图，真是又惊又喜。但他突然意识到：常何是位武将，读书甚少，按理是写不出这样剖析入理、文从字顺的奏章的。于是，便问常何：“此等见识议论，非卿所及，卿从何得来？”常何急忙禀实上报。太宗大喜，忙宣马周上殿。太宗随即问了他几个问题，马周对答如流，句句切中要害。太宗断定他是位人才，就令他先在门下省供职。
贞观十一年，太宗想明确规定长孙无忌等14位功臣的职位可以世袭。马周上书阻谏，说：“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太宗认为言之有理，便收回成命。不久，太宗想去离长安数百里远的九成宫避暑。马周得知后又上书阻谏，说：“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清之礼，窃所未安。”太宗看后，深以为是，于是罢行。
久而久之，太宗认为马周识大体、顾大局，敏感性强，又办事公平，且勇于发表意见，于是先后任命他为监察御史、中书舍人，最后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要职，成为贞观时期著名的枢要大臣。
马周作为一个穷困落魄之人而如此发迹，他既无裙带关系可资攀附，又无资荫关系可籍恩赐，全因唐太宗求贤心切，爱才如宝，慧眼识英，用才如器，所以才使一代奇才尽显才华。若无太宗自任伯乐，马周这匹良马也就只好湮没人间。对此，欧阳修评论说：“周之于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对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法？”
识人之慧，首先表现在正确的用人标准上。认识和选拔人才，需要在细微之处用心观察，见微而知著。
其次要有识才的好本领。有的人含而不露，等待知遇之人，有的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只好暂时埋没着，有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将有多大的潜力。这都要靠用人者有爱才、求才的迫切心情，有细微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有不拘一格的选拔和使用人才的魄力，有长时间观察、考验人才的耐心，有不怕纠正在识别和使用人才上失误的胆量。
另外还要在实践中通过业绩来识别人才，而不能仅凭一些空言大话的表象，或是只凭文凭、评语、档案以及主观随意性较强的东西去识才和选才。
一个精明的领导者只有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才能从芸芸众生中撷取自己所需的各类人才。而要达到这一点即科学地识别人、选拔人，则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首先要全面地看人，把人的各个方面的表现、情况联系起来，从而把握其本质和主流；其次要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读人，人在实践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注意人的各方面的动态变化和趋势，看到人的潜力和发展前途；最后要在实践中验人，听其言、观其行，重实际表现，特别是要注意人在关键时刻的表现，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烈火识真金，就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