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重用有实干精神的人。丰田公司的一位主管曾说：“本公司每年有40万件改善提案，而美国汽车公司只有6万件，这个差别便造成了车子的品质差别。”他们不欢迎能言善道的人，因为这种人经常地提出这个也办不到，那个也办不到，做了也是白费。这些人的聪明往往表现在寻找借口来推托。处世老实的傻瓜才会埋头苦干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他们正好需要这种人。
（4）重用敢于迎接挑战的人。一些公司负责人说，我们寄希望于新人的是，他们将来作分公司经理的候选人。因此他们不应坐等指示，而应该主动迎接挑战。这种人必须有强烈的自我开发意识，他们必须把自己与公司的变化相配合而使自身也发生变化。他们认为具有自我开发的灵活性和求知欲的人是最可取的。在机会均等的原则下，公司一定要重用顽强竞争的人，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5）重用敢于提出问题的人。有的公司经理认为：他们必须对那些将来成为企业骨干力量的人强调，要有提出问题的观念，环境在变化，公司在发展，只会模仿别人是不行的，因此公司需要起用提出问题的新人。这样公司才有希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鼓励员工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并且公司要对他们予以支持。
当然，以上的这几类人才，社会上比比皆是，关键是要有识别和赏识他们的伯乐，因为惟有领导者有一种重视人才的意识和行动，有才者才会纷纷而至。
不捧无用之徒
扶不起的阿斗被扶起
择人是惟德，惟才，还是德才兼备？这不可一概而论，用人若用器，可因其具体情况而定。但是，对于负责全局工作的领导者来说，必须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胜任。因为负有重任的领导：无德，则不能服众，无才则不能完成份内的工作：只有德才兼备，才能团结下属，发挥众人的积极性，并且做出正确的决断，顺利完成所担负的任务。
诸葛亮凭借其才而预知天下三分，又以其“鞠躬尽瘁”尽忠汉室，尽显其德。他不仅以此来要求自己，其选拔官吏也同样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颓废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先后兴起第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戮敢于直言的李膺等贤臣；二人即位其间宦官势力庞大，独得专政，朝政腐败。桓帝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任其专横胡为。灵帝公开标价卖官，敛财私藏，贪污之风盛行，民不聊生，致使社会动荡不安，贼寇四起。之后群雄逐鹿，以至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而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汉室。
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士。
诸葛亮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禅常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天足数，不应增加。刘禅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想干预政事，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使黄皓不敢胡为。
蒋琬、费祎、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初期任广都县令，一次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非常恼怒，要判他死罪。诸葛亮知道蒋琬颇有才干，就对刘备说，蒋琬有治理国家的才能，这只是一次偶然的过失。刘备敬重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亮提拔琬为丞相府长史，亮每次出征，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亮死，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哨代之，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无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宿愿虽没实现，却足见其人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哨、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主才得安坐帝位达41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建魏，虽有45年，却早在17年前就落入了司马懿之手，魏存在实际只有28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也只有27年。二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实是因有德才兼备的贤臣辅佐之故。
可见，人不可无德，无德之人，自古以来必是败事之人。这种人当然是不可任用的。识人之要，首先在于观人之德。但是，德这东西是很难把它说清楚的。简单地说，德就是要知道做人需有约束，不可以己之欲坏了约束。知约束，则可以为官清廉；知约束，则可以待人以宽容；知约束，则可以对事务作理性的判断，择既能利己亦能利人者为之；知约束，方能不叛敌，不卖友。
所以，观人以德，就是要摸清楚这个人心中有无约束。无约束者，可以杀人如麻，卖友求荣而面不改色；无约束者，可以贪得无厌，穷奢极欲，永不满足；无约束者，永远不知道要把别人的利益也考虑在内，寻求双方的合赢局面；无约束者，可能穷兵黩武，把一个国家拖垮……反之，有约束的人，则会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时时用一只良知之眼盯着自己，行事做人，时时不违纪；有约束的人，即使心里有恶、有怨、有仇，也会以约束来调整自己，即使犯了约束，也会自寻矫正，自我教育，一图改过。所谓，无规矩，不能成方圆。心里头的那个约束，就是规矩，有了这个规矩，行事、做人就能面面俱到、灵活机动。所以说，能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又不逾短的人，才是真正的大才、天才。
既然人才之德对一个人乃至一个企业的发展有如此大的影响，那么领导在进行人才选用时怎样才能分辨出真正的贤才和小人呢？通常，贤才和小人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贤人的特点：
胸怀韬略，埋头干事，常常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在实绩考核中崭露头角；贤人忘我，一心为公，不计报酬，不争名夺利，沽名钓誉；贤人襟怀坦荡，心地纯良，吃亏忍让，不会无端发难，素有“君子之心”；贤人对人多奉行中庸之道，不卑不亢，不偏不倚，坚韧沉默；贤人喜欢平淡，他们并不是不聪明，而是在聪明之外，加上“劲气内敛”所以显得大智若愚，而聪明的人，容易“各执一端而自炫”。
小人的特点：
小人则易生惹是非，常捕风捉影，说三道四，颠倒黑白，造谣惑众，歪曲事实真相；小人惯用骗术，曲意奉承，欺上瞒下，两面三刀，狐假虎威，讨好上级；挑拨离间，借机发难，暗箭伤人，使该亲近的人疏远，该疏远的人反而亲近，造成人际关系的扭曲；小人善多变，其绝招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了私欲，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变色龙；拉帮结伙，常常收买人心，称兄道弟，为牟取私利而纠结成一帮势力，惟利是图是他的处事原则；诡计多端，陷害能人，常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之下害人，小人很注意利用人才不可避免的短处和错误，借机发难，大做文章，故意夸大其词，捏造事实，制造流言蜚语，借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渔翁得利，惟恐天下不乱，局势一乱，浑水摸鱼，从中渔利。特别是他眼见领导对能人不满意时，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机会，激化矛盾使得主管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无法专心做事，便趁火打劫。满足他升职、加薪的愿望。
从古至今，人们对小人的痛恨有增无减，领导应该从中看出一点道理。主管领导要防小人，近贤人，除了明了上述的贤人与小人的区别外，更重要的是要头脑清醒、心明眼亮，这样才不至于轻信小人，小人也才无法兴风作浪。
忽必烈，元朝的开国者，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其在择人选才时也非常重视德才皆备。他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就已任用汉儒为其谋士。灭宋后，广泛搜求宋朝名士，为之理政治民。宋魏国公赵孟頫是宋太祖秦王德芳之后，宋亡，家居，后被召入朝任官。
在对叶李、留梦炎的评价上，忽必烈与孟頫的看法是不同的，孟頫认为留梦炎有大臣之器，对叶李则认为其才能与己相当；忽必烈却认为叶李贤于留梦炎。这是以两人对贾似道误国罔民的不同态度而下的定论。
公元1258年，忽必烈因其兄蒙哥死而回去争帝位，适贾似道派使来求和，忽必烈便顺势答应并率大军北返。贾似道却谎报“鄂州大捷”，说蒙古兵已肃清，这事虽能欺骗宋理宗，但朝野上下是清楚的，留梦炎却依附之以取悦于贾似道。时叶李只不过是一个太学生，愤贾似道害国害民，便带头与同学八十人，伏阙上书揭露贾似道的罪恶，责其“变乱纪纲，毒害生灵，神人共怒，以干天谴”。贾似道大怒，知书是叶李所为，使其党人逮捕叶李，叶李逃匿。
适宋亡，叶李归隐富春山。忽必烈多次派人征召不出，后不得已才人见。忽必烈慰问：“卿远来良苦！”又说：“卿往时讼似道，朕尝识之。”言下之意，是对他表示敬意。忽必烈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叶李陈述古帝王的得失成败，忽必烈赞许，命他五日一人议事，后任资善大夫、尚书左丞。叶李在宋时不过是一布衣，忽必烈却如此破格重用，是因赏识其人忠直。而对留梦炎这个宋朝丞相和有名的状元，虽赏识其文才，却认为其人有私心而缺德行，便降级使用。
高明的领导者都懂得，有才无德的人虽能干事，但终究会危害自己的事业，所以力求任用德才兼备者，对才学相当，甚至才学略有高低者，则宁可以德为先。从忽必烈重叶轻留的抉择中，可见其选人用人的非凡见识。
当然，我们强调人才的选用原则应以德才兼备为上，并非意味着对其他人才的排斥和摒弃。德才兼备和用人如器是并行不悖的。另外，德胜才和才胜德之人，又可以通过“勤己”、“自修”的办法弥补不足，不断使自己更加完善。
心中不能有私心
吕蒙正公正无私大胆举贤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一直是推荐和选拔人才的典范。选才至公，不为私利所惑，不为个人情感所欺，不为外部压力所屈，实属不易。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领导者本身具备以公为上的高尚品质外，还要能够游离于亲情之外，不以自己的喜恶为依据。古语有云：“心公则平，心私则偏。”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纵观历史，无数事实说明：凡能知人举贤者，其心必公。
吕蒙正（946—1001），字圣功，北宋河南（今河南洛阳东）人。公元977年（太平兴国二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一，从此名声大噪，太宗、真宗时曾三度为相。
吕蒙正为人率直忠诚，不徇私情，在众臣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特别是在选拔贤能、推举人才方面，一心为公，深孚众望。
古时父贵子荫是很平常的事，卢多逊当宰相时，他的儿子被授为员外郎（指设于名额之外的郎官）。吕蒙正当宰相后，朝廷也想拔擢他的儿子为员外郎，吕蒙正坚决不允，并就此事专门给宋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臣科甲及第，才授九品官，更何况天下有才之士颇多。臣之子刚出襁褓，就援此恩荫，实在不公，倘若陛下执意提拔，不凡以九品官授之。”从此，宰相之子只授九品官便成了“定制”。
一次，宋太宗要吕蒙正从中书省中选一人出使西夏，吕蒙正觉得中书省没有适合的人选，就从另一个地方选了一个精明强干的人。皇帝见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旨意去办，大为不悦，于是命令他重新物色。过了几天问及此事，他仍坚持推荐那个人。皇上急了，愤愤地说：“你为什么这样固执呢？”吕蒙正说：“并不是臣固执己见，只是此人的才能远在他人之上，一定能担负起这项重任。臣不想把那些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小人推荐给陛下，以免这些人误了国家大事。”由于吕蒙毫不退让，弄得皇帝十分难堪。同僚们见此情景，都吓得默不作声。宋太宗退朝后，仔细思量，觉得吕蒙正的话很有道理，便对左右的人说：“蒙正有如此大的气量，吾得有此人，乃社稷之福！”过了不久，皇帝任用吕蒙正推荐的人出使北方，那人果然不负使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后来，真宗即位，仍委任吕蒙正为宰相。太中祥符（公元1008—1016年）之后，宋真宗朝拜永熙陵（即太宗陵墓），封禅泰山，路过洛阳，两次驾幸吕蒙正府第。为了进一步表示对吕蒙正的敬重，宋真宗对吕蒙正说：“卿的儿子哪个可以任用？”吕蒙正回答说：“愚臣之子都不可用，倒是有个侄子叫吕夷简，现任颖州推官，是个将相之材。”后来，吕夷简被宋真宗召见，委以宰相重任，成了宋代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