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起头来看着阿松，突然感觉到他站得那么高，看得那么远，又想得那么深。
李鹏总理在罗马听了关于阿松的介绍以后，凝视着他的脸庞，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很好！很好！”
记得，老一代华侨领袖蚁美厚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情同于怀土上，如高山流水，世代相传。”这，正是他和他那一代老华侨历尽沧桑以后的人生总结。是的，在广袤的地球上哪里有大海，哪里就有华侨；而哪里有华侨，哪里就有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虽然阿松在出国以前备受磨难，装了一肚子的委屈无法也无处诉说，甚至发誓再也不回到这片土地上来，然而，到了异国他乡以后，他梦绕魂牵的依旧是生他养他，与他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祖国。阿松并没有忘记过去的一切，但是他认为与之爱国爱乡的深情厚意相比较都是算不了什么的。著名作家冰心先生说得好：“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颗爱国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了。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
阿松说：“为了为祖国建设作出自己一份贡献，报答国家对我的养育之恩，我首先想到把多年的积蓄投到中国。”甚至他还说：“我创办意大利比诺公司的初衷，就是为中意贸易‘牵线搭桥’。”从一九九。年开始，阿松就把自己的发展与命运和祖国的发展与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他是第一个意大利华人企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企业家。自那以后，意大利比诺公司渐渐被国内人们所了解和熟悉，生意也越做越多，越做越大。他既把意大利建材、塑料、制革、服装、汽车零配件等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到国内来，又把中国的纺织品、丝绸、玩具、工艺品等产品推向意大利去。比诺公司是一家集工、商、贸为一体的企业，至今在罗马已有六家分公司，在国内已有八家企业。由于他的成绩显著，热心公益事业，一九九五年被推选为北京侨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和北京青年联合会荣誉委员，成为欧洲地区侨资企业的惟一代表。
六年以来，阿松几乎每年都要有半年的时间在国内工作。对此，他说：“几年来，我感到非常忙，也很苦。但我不怕忙，不怕苦，忙中有乐，苦中有乐。有时我也很矛盾，很多事情很难办，总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比如整天在外边跑，就很少有时间和妻子孩子在一起，四岁的儿子对爸爸很陌生，四年来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想起这些，我非常内疚，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有时我真想流泪。”请看，凭着阿松的财富和地位是完全可以在意大利过上一种优越而又悠闲的生活的，而他却偏要回到国内来费心费力地做生意，费心费力地促进中意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并且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毫不退缩，毫不动摇。不是吗？当年老一代华侨领袖曾经全力支援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今天新一代华侨领袖又在全力支援改革开放，为祖国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李鹏总理在访问意大利期间亲切会见了阿松和华侨代表们。当大使馆的同志向李鹏介绍阿松是六年来一直坚持在国内投资，并且成为中意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民间大使”时，李鹏凝视着他的脸庞，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很好！很好！”
在笔者写蚁美厚先生那篇报告文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蚁美厚对于我们祖国那份诚挚爱慕之心，不正像大海一样宽广，大海一样深邃，大海一样汹涌，大海一样沉静吗？不正像大海一样天长地久，无法动摇与改变吗？一切旅居国外，心系华夏的人们哪，你们是多么多么像大海。不，你们就是大海。
我想，阿松作为新一代华侨领袖，也是和所有心系华夏的人完全一样的。
1996年冬于安华西里，李晓林董事长印象他一米八的个子，方脸，大眼，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四十岁出头，说起话来实实在在，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香港林达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林出门之前，我又看了一遍李晓林先生的名片——“香港林达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学校名誉校长北京晓林棋校名誉校长”
在去采访的路上，我想他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从过去对企业家的印象出发，我把他想像成中等个子，身材瘦小，面目清秀，皮肤黝黑，操着一口广东普通话，并时不时来上一两句英语的人。然而，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以后，完全意外地看到了这样一个形象：一米八的个子，方脸，大眼，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四十岁出头，说起话来实实在在，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
老实说，开始我有些怀疑找错了人。
我坐下来以后，首先问了一句：“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啊？”他笑了笑：“您看呢？”
“我看你像东北人。”
“父亲是哈尔滨人，母亲是沈阳人，我生在北京。”
我忙点头说：“难怪了，难怪了。那你是什么时候到香港去的呢？”
“一九八八年，我在香港建立的林达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在总部也在香港。”我一下明白了，坐在面前的是一位新一代的港商。他问：“咱们怎么谈呢？”他用的是相当纯正的北京话，既没有东北口音，也没有香港口音。
“怎么谈都行。先说说你的人生经历吧。”
他停了一下：“那就从我们家谈起。”
我拿出了笔记本和笔。“我是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里长大的。”“普通到什么程度？”
“我父亲是照明器材厂的技术工人，因为会El语，‘文革’当中愣给打成了‘日本特务’。母亲开始有工作，后来为了要带我们四个孩子，就辞掉工作回家了。”
“你们是兄弟姐妹四个吗？”
“是兄弟四个，没有姐妹。我是老四。”“他们都做什么？”“现在都在做公司，而且可以说都做得不错。”
我笑着：“那你们是普通的家庭，并不普通的子弟，对吧？”
他谦虚地摇着头：“那是我们赶上了好时候。”他又有些动情地补了一句，“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的今天。”
他抬起头来注视着我，直到我理解地点了一下头，才继续说下去。
他说：“如果问我怎么成功的话，有三条原因——首先是在‘东北兵团’锻炼了耐力；其次是回城工作以后增长了能力；再次是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我看，这三条缺一不可。”
我认真思考着他的话，仿佛一下子拿到了理解他人生之路的一把金钥匙。
十六岁那年，他写了血书报名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去，至今已经有二十八个春秋，当时的情景仍然清晰可见，刻骨铭心我问：“在‘兵团’那段生活里，有什么一生也难以忘怀的事吗？”
他的眼睛一亮：“有。我就说一个吃猪肉的故事吧。”
我重新摊开了笔记本。
他几乎想也没有想：“当时我是连队的司务长，专管伙食。”
“一定很不好管。”
“可以说，粮食、蔬菜和肉食都缺，特别是肉食，一年也很难能吃得上一顿肉解解馋。为了让大家能吃上肉，我把文章做在蔬菜上。 怎么个做法？”
“想尽一切办法买便宜的菜，省下钱来再买肉。”
“成功了吗？”、“成功了。我用从菜上省下来的钱，买了一窝小猪崽儿养起来。可是眼看着小猪一天天长大的时候，一场猪瘟要了多数小猪的命。”
“还剩下了几头？”他竖起两个指头来：“两头。”“两头？”
“只有两头。”
“后来呢？”
“好不容易养到了那年的腊月二十九，我们把猪给宰了。”
“这回能过上个好年了。”
他连连摇头：“想是那么想，可没有实现。”我问：“为什么？”
“再也想不到，等宰了一看，竟然是两头痘猪。听说，这种病猪的细菌吃到人的肚子里，能藏上二十年才发作。”“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一气之下挖个坑把猪埋了，继续吃白菜、豆腐炖粉条子。”
“白白高兴了半天。”
“没错儿。可是大伙越想越觉着冤，辛辛苦苦把猪从小养到大愣是不能吃。”
“这可真是眼看到嘴的肉又飞了。”
“就是这么回事。到了那天夜里，炊事班的战友实在憋不住了，又把痘猪从坑里刨出来，第二天先在锅里炖了好一阵子，然后硬是给全连一百多号人吃了。”
“有没有反应？”
“什么反应也没有。大伙多少日子没吃上肉了，吃得倍儿香。”
他笑了，我也笑了。
他继续说：“多少年过去了，我们每次聚会在一起的时候，都得说到这件事。”
“怎么说的？”
“二十年早就过去了，我们不但没有得什么病，而且一个个还都混得不赖。有人说——要不是当年吃了痘猪肉，说不定也就不能有今天事业上的成功。”
我又笑了。
他却严肃地说：“平心而论，一个人可以诅咒战争，诅咒动乱，诅咒浩劫，却不能诅咒自己苦难的青春。因为，它很可能是付出最大也是得到最多的一种宝贵经历。”
我没有吭声，仔细咀嚼着他的话。他拿起一个如同小暖壶一样的茶罐子，大口喝着茶水。我停了一下说：“也许这就是你说的，那段时间锻炼了你的耐力之原因吧？”
他没有说话，缓缓地点着头。
他回城以后，先是待业半年，后又在银行当了基建干部、技术员、行政科长，并且还在大学里读了经济管理专业中午，我们在一家有档次的大餐馆里用餐的时候，他却特意要了一份腌萝卜皮和一盘猪肉酸菜馅饺子。虽然没有作什么说明，但是我感觉到他此刻又想起了儿时的生活。他是一个念旧的人，重感情的人。
我说：“好像有这样一句话——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他应着：“是的。”
“你相信吗？”“当然相信。到现在我也经常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事。”“什么事？”
“比如说，我们家是一口人工作养活六口人吃饭，生活相当困难。就因为是这种情况，母亲才辞职回家带我们兄弟四个。”
我点着头。“比如说，冬天吃不起好菜、细菜，母亲就激上一缸便宜的酸菜，天天吃。”
我又点着头。
“再比如说，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穿的裤子都是在裤口接上一节儿的，穿的鞋也都是前前后后补了又补的。”
我继续点着头。
“还有，我母亲老是念佛，盼着观音菩萨能让全家过上好日子。”
“也许正因如此，你才能比较早地懂得了生活的艰辛、艰苦和艰难。”
“是这样的。”
“而只有懂得了这些，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抱负。”“所以人们才说，苦难是培养人才的学校。”
“一定意义上看，还是最好的学校。”
他停了一下说：“我是一九七五年回城的，回来以后先是待业半年，后来又在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搞过基建，当过技术员，还当过行政科长。”
我插了一句：“但是，这一切你显然并不满足。”
“是的。我真是觉得自己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或者说，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于是，你上大学读了经济管理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