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里，我拼命补充知识，提高能力。我想，要于出一番事业来，没有这两样不行，缺一不可。”“大约也是为此，你才又来了一次‘洋插队’？”“没错儿。我去日本，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无非是想开阔眼界，看看当今世界上都发生了什么，进一步给自己充电、加油。”
“不如此，也就不可能有今天发出来的光和热。”
“我想是的。”
我一边翻着笔记本，一边说：“可不可以这么说，你的一次‘土插队’和一次‘洋插队’，形成了你以后开创商贸事业两块可靠的、不可替代的基石。”
他提高了声音：“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我看着他那有些激动的表情，心里在想：看来，一个人没有追求是不行的，然而，一个人没有追求的条件同样也是不行的。这时，我又突然想起了一位哲人的话——“困难的，更困难的，是把命运转化为使命，因为，使命的含义要远远超过神话的内容，它不但要替自己的生存谋求出路，更要在感受到苦难带来的痛楚之中，替祖国，替人类，去创造出快乐和幸福。”
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和家里仅有的二千块钱当做起跑线，从此，他开始了崭新的，也是艰难的，前途未卜的人生旅程我说：“真不能想像，你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北京东西南北城奔波是个什么样子。”
他摆着手：“第一笔生意是做电缆，一下子赚了八千块钱，我真是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大约所有企业家都不会忘记自己做的第一笔生意，不管是赚了多少钱，甚至也不管是赚了钱还是赔了本。”
“对，这就是那可贵的第一步嘛。后来，我又做起了一次性注射器的生意，当时在北京还是第一家。接着，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我借到了二十万块钱，这才注册了一个起家的公司。”他停了下来，把头转向窗外，仿佛在眺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在香港正式建立了林达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的内容也就更多、更广、更大了？”
他仍然看着远方：“有医疗器械，纺织品，房地产，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等。”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北京投资的呢？”
“一九九四年以后，”他把头又转向我，“最早是房地产，后来是兼并、收购，或者与之合作几个国营大中型企业。”
我抬起头来：“有哪些家呢？”
“北京益童食品厂，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北京补花二厂，北京煤炭四厂。”
我继续问：“听说，你说过这样的话——‘五年之内，我要在北京搞出五个像样的作品来。’是吗？”
他连连点头：“是的。那是指牡丹公寓、西直门公寓、幸福公寓、紫玉饭店写字楼和林达大厦。”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这些大型建筑的彩色立体图拿给我看。“现在大部分已经最后装修和投入使用了。”
我看着立体图问：“投资大约也很可观？”
他停了一下说：“投资资本近十个亿，市场价值数十个亿吧。”
“我还听说，为此你还得了一个美称——京城投资界的一匹‘黑马’。”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那是因为我是在宏观调控时期投的资。”
“也就是在大批外商撤退，不少房地产公司被‘套牢’的情况下。对吗？”
“不错。”
“那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在宏观调控时期，银根缩紧，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然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个时期往往地价便宜，合作条件比较友好，又是最佳的投资机会。只要认真研究市场，走对路子，就能在饱和当中发现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
“你举个例子看。”
“比如，北京东面的写字楼大量开发，导致大面积过剩，但是西三环一线连一个像样子的写字楼都没有。在全城一片写字楼过剩的叫喊声中，我投资紫玉饭店十七层写字楼，事实证明做对了。再比如，朝阳区的公寓大量过剩，被套住的人唉天叹地，我这个时候投资建幸福公寓，被骂成‘疯子’，其实我们仔细研究过市场，过剩的是外商用的高档公寓，适合国人用的中档公寓并不饱和，事实证明也做对了。”
“看来，投资也和我们的文学创作一样，一定要独具慧眼，另辟蹊径。”
他加重语气说：“现在市场的划分越来越细，作为投资者，眼光一定要独到。其中，关键是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金子。”
在采访当中，他不只一次地说：“我一定要取之社会，回报人民。”产业报国，是他不可动摇的宗旨和终生的最高追求我发现，只要一谈到他的夫人杭燕女士，他就有说不完的话。
他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太太，也许最主要的一点是她给我支持，给我力量，给我信心。在我每月工资只有二十六块五毛钱的时候，人家嫁给了咱；在家里只有二千块钱积蓄的时候，人家支持咱拿去经商冒险。而且，在我经商以后，经常出差在外，一去就是几个月，整个家庭的事情，其中包括女儿的养育、教育等等，全部由她一人承担。对于这一切，我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吗？”
我问：“那么，她说的哪句话最能体现对你的支持呢？”
他想了一下：“在我为难的时候，或者在我困惑的时候，在我信心不大足的时候，她总会说——‘干吧，你能行！’只这一句，就能使我昂首挺胸、信心百倍地去迎接各种挑战。”
在我准备插话的时候，他又说了下去：“杭燕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现在本来完全可以只照顾家里不再去工作了，可她还是坚持在一家报社当会计师。而且，在单位与同事也相处得很好。最难得的是，她始终保持那样一种纯朴，那样一种本色，那样一种真诚。”
“我懂了，这就是所谓一个成功的男人后边，都有一个了不起的女性。”
“是的。”他又认真地想了一下，“不论是从我的普通家庭来说，也不论是从我的太太来说，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定要取之社会，回报人民。”
“是‘取之社会，回报人民’吗？”
他深深地点着头：“也就是要把企业自身的发展与全社会的繁荣昌盛融为一体。不这样做我就是忘了本。”我们没有吭声，都在想着什么。
“听说，你这几年还为公益事业贡献了不小的力量。”他喝了一口茶水：“是吧。”
“说说看。”
“在北京建城三千零四十年举行一系列大型活动的时候，我捐款一百万元作为生日礼物。另外，我捐款五百多万元修缮嵩祝寺，让这座与雍和宫齐名的名胜古迹恢复原来容光焕发的面貌。”他说着递给我一本刚刚印好的画册，指着上面的照片说，“为了表彰这件事，北京市文物局特意为我铸造了一尊高一点八米的‘功德钟’，将来就挂在寺里面。”
“这确乎是一件功著中华，德被后人的善举。”
“我还捐款五十万元办起北京第一所棋类专业学校——北京晓林棋校，被授予‘爱国重教人士’的称号。为了表彰我捐资赞助北京外国语学校主办全国外语教学年会，并资助国内、国外青年学生进行学习交流，被北京外国语学校授予‘名誉校长’。”
我笑着说：“这也刚好是五件事，可以说是你在公益事业上另外五个像样的作品。”
—位老华侨说：“人情同于怀土上，如高山流水，世代相传，世代相传。”他作为新—代港商也是这样想的，这样做的我说：“我想再提一个问题，就结束今天的采访。”他说：“您请提吧。”“你是什么时候想到要在香港发展的？”
“在日本学习和打工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或者说更早，开始在北京做生意的时候。”
“在你已经开始赚钱的时候？”
“是的。那时候虽然运气不错，赚了几笔小钱，可是我很不满足，我清醒地意识到这远远不是我发展的目标，我应当和可能做的事业要比这大得多，好得多。”
“你想要在香港发展，理由是什么？”
“我在日本大大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完全搞明白了应当怎样发展，应当怎样起步，和应当从哪里开始。那就是要充分利用香港自由港的优势，主攻进出口贸易，并且要兼做房地产、纺织品、医疗器械和金融业。一句话，要当就当个有相当实力的、现代化的大老板。”
“你有这种自信？”
“有，完全有的。当时我就想这样一条——就从这儿做起，而且一定要做到底。”
我听着他的话想到：人必须有人格上的独立自主，要在自己生命的土壤上扎根成长。
他看了我一眼又说下去：“在香港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回内地的发展作准备。这一点，我从来就是这样想的，一时一刻也没有动摇过。”
我不得不抬起头来重新审视着面前的“东北大汉”，仿佛一下子对于他所做的一切一切都得到了真切的、深入的和充分的理解。
我记得，德高望众的华侨领袖蚁美厚先生生前说过这样的话：“人情同于怀土上，如高山流水，世代相传，世代相传。”这，无疑是他和他那一代老华侨在历尽沧桑之后的人生总结，也说出了所有华侨——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的心里话。是的，在广袤、博大的地球上，哪里有大海，哪里就有华侨；哪里有华侨，哪里就有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老一代华侨，在祖国贫穷落后的时候走出去，通过自我奋斗发展起来，仍然忘不了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新一代华侨，在祖国起步改革的时候走出去，通过自我奋斗发展起来，同样忘不了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著名作家冰心先生说得好：“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颗爱国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了。”
近几年来，李晓林先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乔石、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王光英、雷洁琼、万国权、孙孚凌和尉健行的接见，他把这些都看成是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决心沿着产业报国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
在整个采访当中，虽然有外面房间的秘书“挡驾”，他还是不得不接了一些急需处理的商务电话，在十几个电话中，有从林达集团设在美国纽约的综合性跨国公司打来的，而且，每一笔生意都有几十万美元之多。在他接完最后一个电话以后，走到我的面前来。
我说：“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他诚恳地说：“只有一个要求，希望您在文章里别称我是亿万富翁，我只不过是一个爱国的港商。”
我相信，他的这句话是会让我记上一辈子的。是的，与那颗火热的、永久的、金不换的“中国心”相比，亿万财富又算得了什么呢？
采访回来，我坐在案前又重读了这样一段闪闪发光的文字——“人可以另外选择居地，但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命之源，即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即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的人口和灾难压榨得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你无法重新选择父辈，他们的脸上隐藏着你的容貌，身上散发出你熟悉的气息。也许更重要的是，这里到处潜伏和流动着你的中文，你的心灵之血。如果你曾经用这种语言说过最动情的心事，最欢乐和最辛酸的体验，最聪明和最幼稚的见解，你就再也不可能与它分离开来了。”
1997年春日写就于安华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