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九八一年徐存松乘坐飞机离开中国去意大利，曾经发誓再也不回到这片土地来；一九九一年他又乘坐飞机从意大利来到中国，投资参加经济建设，并且发誓一定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强烈的反差后面，到底有个什么故事呢？
“请您等一下，最好不叫我徐会长，就叫我阿松好了。这样更随便一点，更亲切一点。可以吗？”
今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才认识徐存松，记得那是在北京城南新建方庄小区，意大利比诺公司驻京办事处里。
意大利比诺公司董事长徐存松见面之前就听人介绍，这个只有三十五岁的温州小伙子，他侨居意大利十五年，从在中国餐馆里“打工”开始，后来当了小老板和中老板，如今不但是意大利比诺公司的董事长，而且是罗马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副会长。于是，我很想认识一下这位年轻有为的新一代华侨领袖。
那天的下午，我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方庄一幢大楼的十四层，按照记录下来的房间号码按了半天电铃也不见有人应声。朋友很着急——明明已经约好时间怎么会不在呢？她赶忙用手机与徐存松进行联系，原来人家早在房间里等候，是我们记错了楼门号。我们匆匆乘电梯下来，准备重新从另外一个楼门上去。再也没想到，在楼前小广场上见到了专门从楼上下来接我们的徐存松。他中等身材，浓密的黑发，一张相当清秀、淳朴的脸庞，一副温良谦恭的表情，穿着一身浅驼色西装，打着一条素花领带，与其说是个华侨领袖、董事长，不如说是个普普通通的江南书生。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并一再抱歉让我们跑了冤枉路，然后，非常热情而又很有礼貌地把我们带上楼去。
他的谦虚、热情和周到，使我一下子想起了关于他种种动人的传说。几年来，这位新侨领在意大利接待过几十个国内去的代表团。每一个团都是从启程前安排日程做起，然后便是在国外照顾衣食住行，组织考察参观，当好翻译向导，以及陪同逛街购物，处理车祸、丢失物品，直到最后送上回国的飞机为止。每次他都要放下自己的生意和其它事情，甚至有时是带病接待，有时是接待以后累病，为了祖国的建设，也为了中意友好，贡献出全部的力量。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看出，新老侨领在爱国爱乡上真是一脉相承，世代相传的。
当我们坐下来以后，我认真地观察着徐存松那张经看的脸庞，心里多少有些疑问：他就是积极促进中国和意大利两国之间经济和贸易合作，并曾经在罗马接待过国内近三十个代表团、考察团的民间“经济大使”？他就是热情地促进中国和意大利之间文化交流，在罗马接待过国内一批艺术家和演出团体，并在自己的家乡母校——浙江省瑞安市中学设立奖学基金会的文化教育热心人士？他就是几年以来在中国不断投资，已经建立起北京比诺皮革制品有限公司、江苏省镇江比诺皮革制品有限公司、浙江省龙松工艺服装公司以及北京昆仑比诺比萨饼屋的华侨企业家？……更没有想到的是，在谈话开始不久，我刚刚称呼了一声“徐会长”就被他的话给打断了。
他笑着说：“请您等一下，最好不要叫我‘徐会长’。”我不大懂地摇摇头。他有些腼腆地继续说：“您就叫我‘阿松’好了。”我问：“为什么？”
他的解释相当平和自然：“这样更随便一点，更亲切一点。可以吗？”
我在一阵惊讶之后缓缓点着头。
有人说，认识一个人常常就在那片刻之间，甚至就在第一句语言交流的刹那间。是的，我认识徐存松就是如此。当时，我心里想：遇到这样一个平易近人一见如故的人，这样一个像水晶石一样透亮的人，大约采访一定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人们都说童年应当是光彩夺目的，但他的童年并不是金色的，而是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为了尊重他的意见，也因为我喜欢，从这里开始我将使用“阿松”这个亲切的称谓。
阿松的童年并不是金色的，而是灰色的，甚至也可以说是黑色的。
那是全中国都陷于一场空前大灾难的日子里，南方沿海的一座县城，有一所专门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每逢家属可以来探视的时间，总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来看望父亲，并且一定要送一些牙刷、牙膏、肥皂、毛巾之类的日常用品。难道小男孩的家里没有别的人了吗？不，有的。有母亲，有哥哥、姐姐，也有妹妹，所以让小男孩来探视是另有原因的。而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个子不高，满头黑发，有着一双闪闪发光黑眼睛的小男孩牵动着父亲的心，和“牛棚”里所有被关押人的心。
有一天，小男孩又来探视，看押的人员根本不在意，甚至还有几分看不起，于是连看也不看一眼就放他进来了。
父亲问：“你又送来了什么？”小男孩答：“一条肥皂。”“我还有。”
“慢慢用吧。”
小男孩趁着看押的人员不注意，赶忙用小手指了指肥皂的中间部位。
父亲会意地点了一下头。
等小男孩走了以后，父亲回到关押室，在众人的掩护下，很快从肥皂的中间部位取出一张纸条来。那纸条上写着他自己和别人家里的真实情况，于是，人们就把这小小的纸条当成抵万金的家书来传看着。
小男孩由于聪明、机警又不大被人注意，便担当了父亲和众人心目中的“绿衣天使”。
小男孩就是阿松，被探视的就是他的父亲徐锦华。
徐锦华早在五十年代任浙江省瑞安县法院副院长的时候，曾经为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从家里捎过衣服，院长知道以后，非要他检讨划不清阶级界限不可，而他认为这是人之常情根本没有错，死也不肯检讨，并且一气之下跑到上海准备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由于错过了机遇才又回到瑞安县。回来以后很快就被公安局抓起来。后来是他的一位老上级，当时的专署副专员出面说情才解救出来，被送到瑞安郊区的一个农场下放劳动，而全家也都回了老家。只有六岁的阿松不得不过上了整天割草、拾粪、捡柴的农村孩子生活。
几年以后，徐锦华被调回县城在文教局当办事员，后来又到一个区里当文教负责人。“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人手不够，他才被调到县生产指挥组当上相当于副县级的办公室主任。这时，全家也都回到了县城。
然而，谁也预料不到，天上再次飞来横祸。
“革命造反派”从徐锦华家的一只旧木箱里，抄查出了重大的“反革命罪证”。所谓“罪证”就是一张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日日新闻》旧报纸，因为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国民党中央主席蒋介石参加了徐希光的追悼大会。而这位担任《日日新闻》社采访部主任的徐希光，正是阿松的二爷爷，也就是阿松祖父的弟弟。
也许今天看来这件事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在那个根本不讲任何道理的疯狂年代，徐锦华却一下子就被打成了“藏有企图推翻现政权变天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而阿松的全家也都像魔术师手中的道具那样，一下子从“革命群众”变成了“反革命亲属”。
刚刚调到县里领导岗位上的徐锦华，先是被停职隔离起来，后又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送到金华县的劳改农场服刑。一贯要强不肯服输的徐锦华虽然心里感到天大的冤枉和不平，但是依然拼上命地劳动种田。心灵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再加之体力上过分的疲惫，一年零十个月以后，因心肌梗塞含冤饮恨离开了人世间。时年只有五十三岁。不久，由于看不到家里的前途，母亲叶纯柳和三姐徐银薇也先后服毒自杀了。
从此，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硬是被毁掉了，毁得那样重，毁得那样惨。
他在十九岁的时候，就离开中国，立下志愿要凭自己的力量在意大利闯出一条崭新的路来作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子女，阿松在家乡一直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对待。
由于阿松和父亲“划不清界限”，“政治上不可靠”——首先，他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就被不懂事的同学欺负，张口谩骂以至动手便打；其次，上初中期间被开除“共青团”的团籍；再次，高中毕业竟然成了全校六个班中惟一不发给毕业证书的人；最后，全校只有三个应届毕业生考上大学，其中有阿松，但是硬不准他走进大学的校f-j。这就是阿松在青少年时代受到的一切。人为的辍学以后，他为了每个月挣到二十元钱糊口，不得不去当拉平板车运炸药的临时工，由于过度劳累得了肝炎，干了十天，只挣到九元钱，却花掉三百多元钱的医药费。
就这样，阿松倒下了，身体被整垮了，精神也被整垮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阿松身上只带着一百元美金去投奔刚到意大利不久的大姐徐银平。当时，徐银平刚刚结婚和丈夫一起去意大利接受遗产。
阿松出走时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够离开中国，到国外去干什么都可以。甚至，当他坐在飞机上就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曾经望着机窗下方的黄土地喃喃地说：“我再也不会回到这片土地上来了！”
有的时候，苦难是人才的学校，是催人奋进的特殊动力。阿松来到意大利以后，虽然有大姐和大姐夫的大力帮助，他却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凭自己的力量闯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来。
阿松于一九八一年以技术移民的方式去意大利，出国之前他到杭州一家大酒家，学习中国烹饪手艺。他那惊人的刻苦和悟性，使两年才能完成的学业，仅仅用了一年就完成了。而且，除了烹饪手艺以外，他还学会了全部餐馆服务。这一切，为他到米兰很快在一家中国餐馆里找到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米兰的餐馆里，他开始了艰苦、艰难又艰险的“打工”生涯。为了锻炼自己磨炼自己，为了凭自己的力量闯出一条路来，他自找苦头吃，自找累活干，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常常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有时累得不止地流着鼻血，也照样干活。用他的话说，“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阿松是一个有心的人，从打工的第一天起，他就一刻也没有停止寻找和思考如何创造出适于意大利人口味的中国菜肴。同时，他还既在厨房里又在厨房外，留意了解餐馆的每一项服务工作，包括如何帮顾客点菜，如何端盘子上菜，如何为顾客开瓶倒酒，等等。除此之外，他又在进货上下了功夫，掌握了各种进货方法和渠道。一年半以后，他改到大姐开的中国餐馆里做厨师兼管理人员。也就是在此期间，他开始在米兰的外国人语言学校学习意大利语。又过了一年半，他到罗马金星饭店工作，并继续在罗马大学学习意大利语。再过了一年，他自己购买了第一家饭店——罗马知味观饭店，担任董事长。在以后的三年里，他又买了三家饭店，同时建立了意大利新罗马实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开始了实力的原始积累，为自己事业的大发展奠定基石。也就是在这一年，由于他年轻有为，能干肯干，为人正直，对友真诚，被广大华侨推选为罗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及秘书长，不久，又被推选为副会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和国内日新月异的发展，阿松越来越思念自己的母亲祖国我问：“这些年，你在意大利闯出一条路来，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阿松认真地想了想说：“艰难。”
我没有吭声。
阿松停了一下又说：“艰难，艰难。”我说：“你能举个例子吗？”
阿松笑了：“很多，就以攒钱来说吧，很不容易，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最早我在米兰中国餐馆里‘打工’，一连三年一天都没有休息过，生了病也不休息。为什么？为了加班赚钱。”
我缓缓地点着头。“那时我每天上下班要徒步走两个小时。”“没有公共汽车？”
“有。而且票价也很便宜，折合人民币只有五分钱一张票。可是这点钱我都舍不得花，硬是用两条腿走。冬天下了深深的雪，天气很冷很冷也照样走。”
我想着说：“你在这方面大概已经养成习惯了吧？”
阿松挥着手：“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有一次，我太太在罗马的街上接到传呼，要她回电话，她就把汽车开到邮局去打电话。实际上她的皮包里就有手机，硬是想不到用，完全习惯了。”
“那你买第一家饭店的钱，也不是一下攒起来的吧？”
“当然不是。在意大利的华侨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团结互助的精神，一方有难处，八方来帮助。一个人要买店，大家都给凑钱，而且不要利息，也不计时间。我的第一家饭店就是这样买的。以后别人要买店，我也伸出手来帮助。”
我喝了一口茶：“你是怎么想起来要回国投资做生意的呢？”
阿松没有马上回答。
“十五年来，你是不是一直思念着祖国？”“是的。”阿松非常肯定地说，“刚到意大利的时候，我拼命攒钱，真是连一分钱都不肯乱花。可是有一样开销是根本不在乎的。”
“什么？”
“邮信。我那时候最大的乐趣是给家人和亲友写信，还有看家人和亲友的来信。”
“我懂了。开始你在国内受了不少的罪，后来到国外又吃了不少的苦，好不容易才创办了企业立住了脚。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马上想到要在国内发展呢？”
阿松的眼睛注视着正前方，没有吭声。
我又说：“我想‘文革’当中的事你是不会轻易忘记的吧。”
“不会忘记，当然不会忘记。”阿松停了一下，“可是‘文革’当中受到伤害的并不是我一家，我家也不是受伤害最重的。我的身上有伤痕，祖国母亲身上也有伤痕，都需要医治，也许经济建设就是最好的医治。”
我点头表示赞同。
阿松继续说：“更重要的是要向前看，一个人，包括一个国家都不能只沉浸在往事当中。应当面向未来，接受未来的挑战。对吗？”
“对的，非常之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