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的形成和发展(3)

近代城市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变迁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运行作用。马克思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由于城乡分离和城市化的进步，“同工业比较起来农业的比重已经降低，农村已让位给城市”，城市化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化。

在城乡分离加剧、分工扩大、工业化进程加快的作用下，城市化的内在特征更重要的还表现为社会主体人的变化上。人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地区分布数量的迁移和人的现代素质及其行为方式变迁两个方面，前者正如列宁曾表述的：“城市人口（一般地说是工业人口）由于农村人口减少而增加，不仅是目前的现象，而且正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规律的普遍现象。”后者的变化是更深刻、更全面的，即城市化过程中不仅需要而且正在塑造与现代生产方式、生活环境相适应的一代新人，正如恩格斯所说：“当18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

在分析近代城市化的条件、特征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也正确预见了人类城市化的趋势和未来社会中城乡融合的本质性趋势。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在目前已被深深地感到了。同时，“那些将要消灭旧的分工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并且将使全部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已经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中处于萌芽阶段”。

4.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功能理论

城市在现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和多重作用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对于城市功能的揭示，城市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无论哪一学科涉及城市领域时都会作出大量自成体系的阐释。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却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城市功能作出了更为本质、更为综合、也是更高层次上的总结，这是单一学科分析所难以企及的。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功能观主要体现为以下六方面：

第一，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篇文章中以极为肯定和相似的笔调表述过这一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城市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文明时代的重要特征就在于“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声称“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接着他写道：“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一直延续到现在。”

第二，城市化是近代社会全面、快速发展的“历史动力”。近代城市化是由社会分工和工业化启动的，但一旦工业城市形成和繁荣壮大后，便反过来又迅速地推动了工业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马克思曾将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归纳为，它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由于城市把“商业统治权”和“大工业的各种条件的或大或小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使大工业和商业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因此“城市的产生，封建制度到处趋于衰落”。再由于城市体现了大规模的集中，发展了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及因城市中多类工厂、企业、股份公司经济组织的发展，也都“要求生产的高度发展”，并且促成了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第三，城市是现代人类社会以及各个区域发展的中心。这种中心作用是建立在城市中各社会要素的高度集中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描述的：“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

第四，现代城市的发展，直接促成了世界经济市场的形成，并导致了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格局的重组。恩格斯在分析欧洲工业革命后地方中心的利益联系时指出，“当时英法两国工商业的成长促使整个国家中各种利益联成一气，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德国，这个过程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归并成许多利益集团，因而只是促成政治上的分离。”巴黎是上个世纪欧洲的最大城市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它所产生的世界市场的作用都曾作过高度评价：“巴黎是18世纪唯一的世界城市，是各国人物在此进行个人交往的唯一城市。”“像巴黎这样一个首都，不仅有良好的商业组织可随时供应粮食，而且是广大地区的农产品的主要市场和集散地。”现代工业城市的崛起不仅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城乡关系，而且使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都产生了连锁变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已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依赖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

第五，城市作为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和新的生活环境，它为现代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了可能。“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由于城市生活把大批工人集中在一起，它破坏了宗法式生活的陈腐传统，提高了工人的需求与发展水平，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生动地描绘出城市化时代新人的变化特征：“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第六，城市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又一重大贡献在于，城市是现代无产阶级的“摇篮”，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城市在促进现代人的发展和塑造了一代“新人”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出现。恩格斯在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提出，由于城市工业的发展，“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无产阶级的理论导师们才高度评价了城市发展在国际共运史上的突出地位和深远意义，并得出了“总之共产主义运动决不会起源于农村，而总是起源于城市”的明确结论。

5.城乡关系理论

城乡关系以生产关系为基础，是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及其他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每个时代的“城乡关系”都有其确定的变量，城乡关系被认为是该时代的某种综合性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所造成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城乡之间的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个人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一方面，这种对立关系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使农村居民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另一方面，它也破坏了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论证了消灭城乡对立（差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消灭城乡对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城市问题论述极为丰富，但归根结底，都指明了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城市问题其总病根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及其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上，而真正解决这些城市问题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消灭城乡分离对立的社会病态，走城乡融合之路。

城乡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建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伊始便向广大无产阶级提出的社会奋斗口号，并将它视为一种“共产主义原理”，纳入《共产党宣言》的伟大目标之中。在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岁月中，马克思主义导师和其继承者又不断地阐述了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融合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各种方式途径，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城乡融合理论，这些理论至今仍在指导着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进行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实践。

马克思提出了未来社会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些论述和构想。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里城乡是对立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是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早在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时期，城乡之间的对立就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是城乡对立的，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在经济上剥削乡村，“农业服从于工业，乡村服从于城市”。

第二，城乡对立是可以被消灭的。当时的米尔伯格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城乡对立是自然的，是历史上形成的，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是一种“空想”。针对这一错误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指出，“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分析，认为人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认识到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原理，并根据这种认识去建立适合生产要求和人的充分发展的农业和工业的新的联合。但是资本主义永远解决不了城市人口的越来越集中的畸形趋势，更解决不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利益上的对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只不过为社会主义下农业和工业在高度发展形式中的结合，造就了物质基础。马克思从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工业和农业之间差别、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差别的条件和途径，使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这些差别可以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和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既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祸害。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既造成城乡极端分离的结果，又造成消除城乡差别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后，消灭城乡差别就有了物质条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灭城乡差别，既是工业发展的要求，又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和《反杜林论》中，驳斥了那些把城乡分离看成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认为消灭城乡分离是空想的谬论，同时论证了消灭城乡差别的必要与可能。

第三，提出“城乡融合”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乡对立“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与集体制的社会制度是相抵触的”，所以在未来社会里应该被消灭。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在这方面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城乡的对立破坏了工农业间必要的适应和相互依存关系，因此随着资本主义转化为更高的形态，这种对立将会消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城乡融合，显然是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期才能实现。

第四，重视生产力发展在消除城乡对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会在工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后得到改变。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他们还重视生产力的协调安排，把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的分布看成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