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对现实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领域之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逐步把城市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生活视界。马克思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实本身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变异和假象化，因此资本的生产关系被遮蔽起来，交换关系仿佛成为主导性的东西，人与人的关系被历史地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并成为事实本身，而且不断地被神化。这就必然出现资产阶级的拜物教意识形态。人们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实中不再能看到真相，而只能执迷于外在的表象。这是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下脚步的地方，也是马克思必须向前走的出发点。因此，到哪里去探寻资产阶级社会资本关系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形成呢？城市！城市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和运行机制的原生地和最佳解剖场。城市是资本最重要的日常生活世界。因为人类历史性存在的四种原初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阶段里日益集中表现在工业化大城市里。城市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人口的增殖即人自身的生产这三方面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成了决定性的部分，而城市里的资本关系主导着其他一切关系。“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新兴工业城市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经济中心，工业革命使城市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产业系统，引起了一系列技术革新，“一个工业部门的发明，引起了其他工业部门相应平衡的发明”。工业革命后，城市聚集了巨大的先进生产力，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又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工业化城市迅猛发展的时代，是一个由工业化牵引城市化进程的时代。农耕文明日益衰败并让位于大工业机器文明，乡村巨大的推动力和城市强烈的拉动力使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并形成了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趋向——人口继续向大城市集中，这使得大城市数量、规模迅速增加。城市社会关系也变成一个巨系统体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一个重要的规定性，城市社会关系主要是指各级城市主体共同的交往实践活动。这种规定性具有三层含义：首先，这种共同活动方式始终与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相联系。这种共同活动的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其次，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城市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最后，从城市一开始创立起市民之间就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联系不断随着生产方式的演变而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在空间上就表现为工业城市的历史。
由此可见，要理解资本关系、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奥妙必须到城市去，把城市作为理论研究和创新的生活视界。
什么样的交往实践就决定着什么样的本质。费尔巴哈把恬静的乡村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生活视界，亲近大自然，远离这个“社会决定性的交往实践场——城市”，远离这个“肮脏、喧嚣的城市”。因此，他的哲学只能是自然唯物主义。马克思却把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关注城市中一切实践运动，置身于这种“周围感性世界”，而且是工商业最发达、规模最大的英国城市——伦敦和曼彻斯特。这里是发生工业化城市变革最典型的国家，也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结果——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一切社会关系的重塑、发展的典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马克思以此来研究人类历史，即一方面研究资本关系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形成真实的历史视域；另一方面把城市大工业和商业作为观察人类历史中一切社会关系和运动的最高观测点，从而创立了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交往实践唯物主义。如果说代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历史本质”的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真正支配一切的“普照的光”，那么，城市就是这种普照之光的光源。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城市批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生活视界。
马克思对资本城市化的精彩描述就是展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工业化城市图景，就是展现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生活视界。马克思、恩格斯一道通过对资本城市化图景的科学分析与把握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新世界观。
城市及其发展是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对城市的批判反思是他的哲学的多元出场语境之一，其中的辩证法展现的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客观历史过程，通过对城市的批判反思来展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并以此实现批判地解构资本主义的功能。马克思在探索历史之谜的过程中通过揭示对城市的批判这种外在的形式来展示自己的时代性，用这种生活视界来观察工业化城市外表掩盖下的资本运作的全部奥妙，从而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二、马克思、恩格斯构建城市化学说的主要理论
1.城市起源论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古代城市产生、演变以及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可贵性及其主要标志之一，便是理清了城市的来龙去脉，阐明了人类最初城市的出现是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而城市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就在于社会的分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城市是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是人们活动的汇聚点，是生产方式、社会分工和军事组织方式的产物。古代城市有各种形式，它们大多取决于军事和政治两大职能。这些城市有的是最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有的是国家首脑或地方总督的所在地，有的则是军事防卫的活动中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阐述了城市的演变依赖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的观点。他指出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发展史；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舞台出发的，然后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分析奴隶社会形成特征时指出：“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民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产生城市的决定性因素无疑是社会大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便明确地提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换句话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事实上，社会分工的出现也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下的结果。人类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中，生产力的主要标志在为人类服务；生产关系中氏族公有制已在瓦解，私有制和财产差异已成为可能，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壮大，加上这个时期萌发的手工业和农业的第二次大分工，从多方面促成了城乡的分离和城市的出现。归结到底，城市是人类生产力、生产关系互动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结论。
2.城市发展阶段论
恩格斯对近代城市的发展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城市化主要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人口脱离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一方面，资本主义不断地剥夺农村居民，并把他们中的一部分赶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完全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农业，聚集到城市，结果使原有大城市日益膨胀，中小城市日益扩大，发展为大中城市；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大工业又不断地利用农村廉价的劳动力，从城市迁往农村，由此，村镇变成小城市，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越大，吸引力越大，这样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大商业城市、大港口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认识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方面，列宁提出了在城乡协同发展的基础上自觉地、有计划地推进城市发展的观点。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意义远不止于促成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发展壮大每一阶段的进程中无不打上了社会分工的烙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指出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这种分离是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城市里继承下来的，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进一步分析马克思、列宁等人的城市发展理论，发现他们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都有所论述，具体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中的城市、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城乡一体化的趋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东西方奴隶制和封建制度下的城市特征作过较宏观的比较分析。他们在谈到亚洲城市出现时说道：“在亚洲各社会中，君主是国内剩余产品的唯一所有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互相交换，结果出现了一批城市，这些城市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流动的营房。”在论及西方封建社会中的城市特征时，他们指出：“在封建制度繁荣时代，分工不大发达。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虽然等级结构表现得非常鲜明，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在比较老的城市中工业和商业早就分工了，而在新的城市中，只是后来当这些城市彼此发生了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分工才日益显著。”在论述到古代城乡关系时，恩格斯指出：“在罗马帝国存在的最后数百年间，城市丧失了它从前对乡村的统治，而在德意志人统治最初数百年间，也没有恢复这一统治。这是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很低为前提的。”在中世纪，城乡对立、城市对农村的统治剥削远未达到后来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时期那么突出和矛盾激化。
城市发展的第二大阶段，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交织并起的时期。这一阶段源起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造就了现代工业和现代城市，这一阶段中社会分工日益加快、越分越细，城市发展速度空前，遍及全球，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越加突出。在1844年，恩格斯便发现并指出：“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产业革命而形成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工业把劳动力集中到工厂和城市里，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城市人口增加了两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工人。”工业革命不仅给城市带来了全新的面貌，而且使城乡关系发生了逆转。如同马克思揭示的：“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城市发展的第三阶段社会主义时期是在列宁时代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没有目睹到这一现实，但他们早在创建共产主义理论的初期，便已预见了人类历史必然超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乡对立阶段，并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一再提出无产阶级建设未来社会时的奋斗目标是“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
3.城市本质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城市化发展及其和社会经济形态变迁关系的分析，可以认为是对唯物史观成功运用的典范。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近代城市化是一种工业革命出现后，“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等各种社会要素向城市集中的综合变迁过程，它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在于社会分工和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出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至于近代社会中出现的城市化特征，他又进一步阐述为：“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中世纪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