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强调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恩格斯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消灭城乡对立的最重要条件是，不仅使工业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而且使农业生产资料也由社会占有。在此基础上，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通过把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正如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的，“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两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第六，重视城市和城市化的积极作用。恩格斯曾热情地赞扬了城市在提高英国经济实力、创造生产力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像伦敦这样的城市，这种大规模的集中，万人集聚在一个地方使万人的力量增加了，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城市的发展对人的现代化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决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资本主义生产使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城市“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由于城市有以上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是支持城市化的发展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第七，重视科学技术对城乡关系的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推动了现代工业如棉纺织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几个西方主要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城乡之间逐渐改变了数千年来的相互封闭、相互隔绝，彼此之间的联系大大增加。电的发明和应用是科学技术的又一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看到了它对城乡关系将要起到的巨大作用。他们指出，“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提出城乡融合的社会目标，一方面是因为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已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由于城市过于集中招致各种病态和乡村的愚昧、分散，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严重阻碍了城乡居民身心的健康发展。因而急需城乡之间在结合、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扬长补短，克服自身弊病共同进步。再者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其洞察未来的眼光，已经预见到城乡融合将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如同他们所论证的：“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因此他们预测在未来：“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已经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清醒地看到，“实现城乡融合将是共产主义者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使命”，“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有关城乡融合理论与方法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总之，消灭城乡差别最根本的出发点是要坚决废除私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这是真正实现城乡融合的社会经济的基础和标志。
6.城市区位
马克思主义在考察资本主义城市问题时，分析了城市的区位性质、结构和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力求使一切事物服从尽量少损耗时间这道无上的命令，从而导致了城市区位结构不断突破，克服自己存在的现有空间界限。城市发展由内向外扩张、延伸，已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发展的空间表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分析了当时大城市的区位结构：市中心是一个广阔的商业区，周围环绕着带状的工业区和贫民窟，外面住着中等的资产阶级，郊外则住着高等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示了当时这种分区性结构的阶级对立状况，即富人区总是城市环境最好、最雅致的地区，穷人区则是环境最糟糕的地区。这是贫富两极分化和贫民“迁徙”的结果。并且，资本越是集中，工人也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居住状况就越困难。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形成了资本主义城市的基本区位过程，即地价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上涨，而地价越是上涨，资本家就越是疯狂地在每一小块土地上乱盖房子，造成城市建筑的混乱、拥挤，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不断恶化。同时，资本家为了建造供银行及其他机关用的高楼大厦，以及为交易往来等也改善了部分城市交通和服务设施。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区位的描述和分析，不但比20世纪初美国的古典区位学理论早80多年，而且在揭示其社会根源方面也比古典区位学深刻得多。
7.马克思主义的城市问题论
马克思对城市及其发展的态度，既不是近代工业化城市发展的代言人，突出强调城市发展“积极”的历史作用，又不是侧重于阐发城市发展的严重后果，进而全盘否定城市。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事物的法则是一分为二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城市发展以及它在资产阶级上升期中所具有的功能作了多方面充分的肯定，但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始终是关注、研究资本主义城市中的各种社会问题。早在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创立初期，他们便观察到并剖析了当代大城市给贫苦的工人带来的各种灾难。例如1895年恩格斯在作了大量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后指出：“在这里（大城市）我们除了要注意贫困到处引起的通常后果，还将注意人口如此集中对劳动阶级的身体情况、智力和道德情况的影响……揭露我们大小城市中那些多半被掩盖起来的‘贫民窟’的各种事实，都将受到欢迎。”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更进一步地揭示出各种城市问题的病根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本身而不是其他。他们曾以城市住宅问题为例，指出：“我们现代大城市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所遭遇的住宅缺乏现象，只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
资产阶级学者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把城市社会中的各种弊病笼统地归罪于大城市本身，无产阶级导师们曾尖锐地批评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辩护论调，他们在多篇文章中证明人口、工厂的过度集中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不能归罪于大城市的空间组织形式，他们曾揭露资产阶级学者解释的虚伪性：“统治阶级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从外表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实际上，大城市不过是创造了一些条件，促使那些早已存在，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罪恶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分析可以说相当系统全面，例如：
（1）城市中的失业和童工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资本主义城市中的大量工人失业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了的，“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工人人口相对过剩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同样地发展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所引起的不协调，即资本的不断增加和它对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要的相对减少之间的不协调”。因此无产阶级导师发现城市失业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所以他们说“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在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遇到许多这样的人”。
在发现城市失业现象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发现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的另一相关联的“畸形形象”，即“工人一出现就表现出一回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这种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的行径，是非人道的，它扼杀工人阶级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这一切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因此，无产阶级导师曾大声疾呼：“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法律应当严格禁止9～17岁的人在夜间和在一切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劳动。”
（2）城市中的卖淫和犯罪问题。卖淫和犯罪是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中的又一突出现象，它的直接诱因在于资本剥削下的工人贫困的加剧，即“赤贫现象以加速度产生着赤贫现象，犯罪行为也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人民生命的源泉——青年日益堕落”，然而各种犯罪行为最深刻的原因还是导源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非人道的压榨。正如恩格斯在论及城市卖淫问题时所抨击的：“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千万个妓女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明显吗？”正是基于这种社会背景，可以说：“卖淫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明显的直接肉体剥削，它燃起了复仇的火焰，激起了阶级仇恨。”在这里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结出的恶果，也看到他们贫贱的双手正在挖掘自己的坟墓，正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指出的那样：“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因此有必要“使每一个人，甚至使资产者来思考一下这种情况所引起的后果。如果堕落和犯罪再以同样的比例增长二十年，那结果会怎样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社会正在全面解体”，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战争”也是“一年比一年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
（3）城市住宅和生存环境问题。城市住宅的拥挤和生态环境被污染，导致城市人生活质量的恶化，已为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城市管理者们注意到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既成为管理好现代城市的迫不及待的任务，又将是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个半世纪前便已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环境问题的病因和无产阶级的改造世界、改造生存环境的使命。关于城市住宅问题，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工人的居住生活，他们写道：“我们从各方面都可以证明，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为百病丛生的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便说过：“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可能变得恶劣不堪。”恩格斯则在著名的《论住宅问题》中深刻指出：“住宅缺乏现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种现象是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必然产物，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拥塞在大城市里，而且拥挤的速度比当时条件下给他们修房的速度更快，这种现象连同它的一切影响健康等等的后果，只有在产生这些后果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根本改革的时候，才能消除。”
关于城市环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较早地发现了现代工业生产给大城市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他们指出：“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引起了极端不利的后果。伦敦空间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如果说大城市里的生活本身已经对健康有不好的影响，那么工人区里的污浊空气的危害又该多么大呵，我们已经看到，一切能使空气变得更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而长寿呢？”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导师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用自己的行动改造生存的环境和外部世界，因此他们呼吁工人阶级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