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不同的种族最早都分布在相互隔绝的地理范围之内，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不存在接触和交流的可能。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普世的、世界主义的文化。文化的交流和扩张在主流文化派系之间是一个历史的错误。文化是一个种族精神的维系和表现。人类心态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的逐渐变化或者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突变都会给文化带来严重的影响，当然，所谓的突变也有一个逐渐转变和积累作为前奏。一般来说，有历史传统的文化能够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在古罗马帝国后期，人的奢侈和颓废注定了罗马文化以及罗马帝国的灭亡。孟德斯鸠对古罗马历史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败坏了古罗马人的精神，最终造成古罗马帝国的覆灭。在中世纪末期，教士败坏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对基督教的信心。一些人厌烦基督教严格的内省精神，转向对人的理性和欲望的追寻。欲望在扩张，消费在膨胀，放纵在悄悄弥漫。教会对世俗权力和财富的贪恋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这背叛了基督教的原则。出于愤世嫉俗，人们在指责一些教士行为的同时却错误地将个人的败坏归罪于基督教。在20世纪头20年，中国人的心态在社会变迁和西方文化入侵的情况下发生很大的变化：走向城市的新知识分子在心态和生活方式上不同于旧私塾培养出来的乡绅，他们渴望自由和独立，对传统的人际关系越来越不习惯；科学的常识经过宣传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判断事物的标准，人们对儒家传统不再敬重。金观涛和刘青峰的研究表明，常识理性和人之常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事实上是人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著的《新文化运动与常识理性的变迁》）。人们把战争的失败、国家的衰亡、民众的劣根性归罪于儒家传统。这些构成摒弃儒家传统、接受西方思潮的心理基础。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在摒弃传统的时候都认为这个传统压抑了个性并带来了黑暗和愚昧。正如金观涛和刘青峰的研究表明的那样，传统文化下人的常识理性和儒家传统是一致的，不存在“以理杀人”的愤慨，而五四运动时期人们用于判断社会合理性的标准“常识理性”就完全变化了。儒家传统之下人的心态和五四运动时人的心态是不同的。一个乡绅的内心世界和一个城市新学堂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差距很大；一个基督徒可以理解的事情，对于一个无神论者而言就是荒谬的；一个心境平和的人觉得很自然的东西，对于一个狂躁的人可能就接受不了。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心密切相关；人心变了，时代就要更替，文化就要变迁。
（二）文化的学术化
文化概念的提出与丰富为社会科学描述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世界的急剧变化，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一阵研究文化主题的热潮。各种各样的社会理论不得不对以前的传统思维方式、古典视角与研究范式进行重新思考。社会科学学者在重视文化研究时，一直把建立一种可行的文化理论作为自身学科与研究内容的必要前提。作者在进行大学文化研究之初，也试图对现有的文化理论进行梳理。总的来说，在研究文化理论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早在1946年，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曾指出，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是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剖面组成的，其中的核心和精髓是文化。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指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文化将是截然分割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亨廷顿的许多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但他对文化重要性的论述是值得注意的。对于教育问题，我们是否可以仿照亨廷顿的句式说：“新世纪的教育，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技术，文化将是培育人才的主要手段。”要真正认识和认同这一点，需要我们对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以获得新的体悟。文化的学术化主要表现在哲学领域。哲学体系的庞杂和论证的深奥是一种文化的不幸，平实、简洁的真理被弄得面目全非。黑格尔和康德都是所谓的基督徒，在他们那里基督教是哲学体系的一部分，真是可笑之极。耗尽一生研究他们的哲学，最终发现什么都没有，体系、繁杂的论证和生僻的措辞搞得你精疲力竭、心力憔悴，绝无内心的清凉和感知真理后的融融快乐。文化也主要不是学问，而是指导人生实践的真谛，中国人是讲究知行合一的。看看《圣经》和《论语》，那朴实的面向大众的语言含有多么深刻的道理！人们已经发现许多理性的运用都导致严重的问题，在文化领域更是如此。对自我理性的崇拜是人最大的愚蠢，在这样的自以为是中，人们明目张胆地在黑暗中远离神，而这是从标榜进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的。如果人的理性是可靠的，圣人们就没有必要苦口婆心地在人间传播和留下文化和真理，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就可以了。如果过分推崇自我理性而忽视内涵深邃的原始文化，那么慢慢就会导致对真正智慧的漠视和背离。理性往往是一种算计、思考、逻辑判断和利益上的权衡，而智慧是以一种非功利的心态对真理和道德的感知和坚守。真正的智慧主要不来自于苦思冥想，而渊源于一个伟大的灵魂。因此，人应该在秉承和学习传统文化中获得理性，这种理性才有可靠的基础。而对人的理性的片面强调必然造成人类走向对道德、良知、传统的不信任和对人为设计、制度、创新的推崇。这是人类一个最重大的心灵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奠定了现代科学文明的心理基础。从此，发展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人在发展中远离本质、走向肤浅。
事实上，对古老的原始文化的解释和论证与人心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在衰败的过程中，原始文化的社会覆盖面不断缩小，而由于论证造成的学术化使其越来越集中和龟缩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例如，中国的五四运动后，儒家传统被一刀两断，但儒学在所谓新儒家的知识分子中至今仍然存在，但这时古老的文化已经堕落为一种纯粹的学术，而和社会大众没有任何关系了。
（三）大学“大文化”概念整合大学文化
对于大学文化研究来说，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根据作者对文化不同维度内容的分析框架，针对某一文化群体搜集资料，并且对该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静态描述；其次，在这个模型中，文化因素之间关系不是界线分明或者单向影响的，因此，我们有可能在大学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内部因素之间如何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某个特定大学的文化进行一定的分析。例如，大学如何利用制作识别标志来塑造大学成员的态度和规范，大学如何启动礼仪和仪式系统来影响制度文化的改变等。这些研究使得我们对大学文化的研究可以不仅仅停留在静态的描述工作中。再次，我们对文化研究理论的回顾，寻找了一些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大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例如社会文化、先进文化等）、或者与亚文化（例如院系文化、不同类别不同层次大学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与非文化因素（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的理论。西方文化研究者认为，“文化”是由多种“小文化现象”构成的集合体，考察一种文化不能脱离或者忽视大、小文化之间的联系。例如，法国人类学家莱韦·斯特劳斯说，如果缺乏“大文化”（Culture）的参照背景，就无法理解各种“小文化”（Cultures）。前者是人类共同资本的集中体现，不同的“小文化”以它为参照对自己的特定模式给予阐释。同时他们也指出，文化不是多种文化属性的总和与累加，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诸多因素共同构建的集合体，所以对于文化的研究不能忽视那些非文化因素或者环境因素。克鲁伯曾强调，“一方面，人们在理解文化时，主要借助于一些文化因素；但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脱离了非文化因素或所谓的环境因素，它将不能被人们完全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与这些非文化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关联，并时常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这些基本见解提醒我们在进行大学文化研究中要树立一种“大文化”概念，这种大文化概念能够帮助我们较好地解释一些文化现象，包括大学办学理念、价值取向、决策方式、管理风格、成员的交往方式、校色、校训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原因、功能和作用。
我们对文化研究理论的回顾，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文化是被组织成员共享的，但是它强调了文化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解释功能；也指出文化处于人性与人格之间，是不能被遗传的和继承的。尽管组织成员享有共同的文化、表达自己的文化都要经受个体人格的调控。文化人类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诞生于19世纪，人类学的奠基者们在一致承认人类社会文化的统一性的同时，试图提供一种比较客观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各种问题。在19世纪，人类学学者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以泰勒为代表，极力提倡人类文化的统一性，把文化多样性带来的社会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另一个代表学者克鲁伯提出，文化是一种普遍的、超生物的统一体，它超越人类个体以独立的形态存在着。克鲁伯创建了“文化地区”“文化模式”等概念，并借用这些文化概念来研究一个特定地理地区内各种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的空间上的传播与这些群体在不同文化环境里的适应方式。而与“文化统一派”持相反意见的另外一派，以伯斯为代表，重视各种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化。譬如，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迪尔凯姆认为，各种社会现象必定具备一定的文化含义。
在针对文化理论所做的研究中，我们在对组织文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批判后指出，组织文化理论不能完全满足关于大学文化研究需要而会继续寻求可能会克服组织文化理论不足的其他理论。在继续寻找其他可能理论的时候，侧重考虑以下两个目标：一是寻求可以整合各文化要素的因素，另一个是寻求对文化要素间的动态关系的解释。我们先后考虑尝试过的理论包括教育学中的关于大学与大学生的理论、哲学里的人性和自我的理论、心理学关于期望与动机的理论、社会学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等等。最终，我们尝试了布尔迪厄生存心态的理论。研究了生存心态理论之后，我们确认这个理论可以解决在批判组织文化理论时提出的全部问题。因此，这个理论成为整合大学文化并分析其间各文化要素间动态关系的工具。
（四）“生存心态”一词代表了一个人或团体的精神结构
它作用的方式类似于文化要素中的假设，而且它正是那个能够使文化各要素成为一体的因素。生存心态理论也可以称为实践理论，因为该理论的目的就是解释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的实践活动，也正是由于这个目的，该理论可以满足本研究的需要。在研究生存心态理论过程中，有四个特质正是组织文化理论所缺乏的。第一，生存心态理论把资本的概念引入文化领域来解释文化或生存心态自身的功能。即文化之所以有上述功能，在于它有资本的性质。第二，生存心态理论把时间或历史的概念引入文化理论，从而超越、连接和协调了文化（或精神）决定论和环境（或社会）决定论之间的悖论。而且生存心态理论以时间的因素连接了过去与未来。因此，人们可以以此来解释一个文化是否因时间而变化，并预测其未来。第三，生存心态理论提供了生存心态概念。这在组织文化理论的假设要素中，特别是从整体维度中得到暗示，但是没有阐述清楚。生存心态概念增强了文化理论，而且整合了各文化要素。第四，生存心态理论提供了场的概念，以表示各个团体在相应的场中的位置或者在同一个场中的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个概念也反映了一个组织和所在的场或社会的关系。最后，生存心态理论显示了各文化要素间的互动逻辑关系，并以此可以解释文化内的动态运作过程。
正是由于生存心态理论的上述长处，就可以运用这个理论来研究大学文化。这种应用帮助回答了关于大学文化的许多深层问题，其中包括：一所大学的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大学内部文化因素和外部环境是怎样互动的？大学文化包含哪些因素？这些因素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它们之间是怎样互动的？大学的生存心态存在于哪里？为什么一所大学的文化可以持续？是怎样持续的？大学文化是怎样从个人到集体、从一代到下一代得到传递的？一所大学文化在将来会如何？一所大学文化中精神的因素和行为的因素有怎样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