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大学精神的弘扬与培育的现实意义在于对创新人才培养的作用中凸显出它的核心价值：大学的生存发展的价值取向。大学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并具有内在的严密逻辑关系。大学精神是一个比较高位的概念，下位是大学理念，物质基础是大学文化，大学精神体现大学文化的价值。所以研究大学精神必须从文化特质的分析入手，弄清大学“大文化”概念，并首次提出生存心态理论（也被称为是实践理论），它是使文化各要素成为一体的整合因素，从而使大学文化有了新的整合。作为一种理论创新和突破，也赋予大学精神新的含义和结构特点。
园风光
一、大学精神释义
（一）大学精神历史成因
论及大学精神，不少人认为它单纯的是西方大学精神的传承。如今中国大学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要么跟潮随流；要么觉醒其自主意识。选择前者，只需一味模仿、引进，不思任何创新；选择后者，就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自主意识，就必须开拓创新。这种创新无疑要以历史为前提和基础，这种历史当然是全人类的，其中又必然少不了中国大学的历史，尤其是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
1.中国大学精神由说
近期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典型论述如下：
“尽管我国早在公元前15～16世纪的殷商时代就有了大学的雏形‘右学’，其后又有冠名为‘学宫’、‘太学’、‘国子学’、‘书院’等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大学；尽管《大学》中也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理念；严格来说，近代大学发端发展于西方，大学理念的形成、展现与完善也根源于西方，而中国近代大学的办学体制亦是从西方引进而来，因此，在考察大学理念时，我们必须首先对西方大学理念的历史发展进程作一考察。”
“中国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都是西方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传入中国的产物。中国的大学理念萌发于清朝末期，经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家的发展而逐渐确立。”“要在具有几千年集权传统的中国，找回或者重塑产生于西方的大学精神，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他多篇文章大多沿用或认同这一典型论述，与上述观点相左的有陈平原提出：“中国大学的历史，不是‘百年’，而是‘四千年’。”并列举教育史家伍振鷟、熊明安、高奇、曲士培、毛礼锐等人的观点为证。如此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有四千年的大学却没有四千年的大学理念或精神？或中国根本就没有四千年的大学？或依一些论者所言，中国现代大学理念与精神源自西方，那它又是如何传承的？
2.对大学精神源头的判断不只是事实判断
回答上述疑问首先要弄清大学精神形成、传承的机理。依据对中外古今大学精神传承与发展的研究，这一机理就是积淀与认同。所谓积淀，一般是指人的社会实践历史在人的心理深层所形成的一种定型的功能结构。没有人类文化的积淀，就没有人类精神的生成，更不可能有人类大学精神的形成，所以文化积淀是大学精神生成必不可少的前提。正是积淀为新的精神创造储备了源头活水，源头越丰，活力越足。从当代大学人的角度考察，大学精神传承必须通过认同。认同是不同历史时期大学精神相互关联的内在纽结，是大学精神传承和发展的线索和依据。所以大学精神的产生与发展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时空性。文化认同是大学精神产生的根基。
大学精神认同的具体方式常常是特定时代的人通过文本及其他线索与此前产生的原初的智慧与哲学进行对话，文艺复兴及欧洲近现代大学与古希腊文明的关系建立如此，孔子“从周”也是如此。范仲淹一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朱熹、欧阳修、蔡元培等众多后世士人认同与解读，并不断生成新的士人精神。蔡元培对中国古代“士”的价值与德国大学理念的认同也是如此。在这种对话中，后来者会对原初的价值进行“损益”，如中国“古代的礼乐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郑国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孔子更是将其方向“转入了‘人道’领域”，以至春秋以来，中国文化已日益明显地有从天道转向人道的倾向。总体上看，大学精神形成、传承的机理即是积淀与认同，积淀是前提，是基础；认同是后人对积淀的再选择。无积淀则此精神无从产生，没有认同则此精神失去传承的机会。由于认同在其中起作用，对中国大学精神源头的判断本身不只是事实判断，必然是包含价值的判断。认同西方中世纪的大学精神，则认为中国大学精神源自西方；认同中国古代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则可以认为中国大学精神源自春秋战国的百家思想。然而这样的判断只能对于当前的判断者成立，若要具体到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精神源出何处，则要做更为具体的分析。
3.20世纪初中国大学精神源头探析
中国不缺少文化积淀，因此研究20世纪初中国大学精神的源头关键在于弄清当时大学人是如何进行精神认同的。以下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关于中国古代的大学与20世纪初中国大学的关系，他们的观点主要有：寻找中国大学精神。蔡元培认为：“吾国历史上本有一种大学，通称太学；最早谓之上庠，谓之辟雍，最后谓之国子监。其用意与今之大学相类；有学生，有教官，有学科，有积分之法，有入学资格，有学位，其组织亦颇似今之大学。然最近时期，所谓国子监者，早已有名无实，故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代太学演化而成也。”这里他承认了中国古代大学的存在事实，否定了中国古代大学与中国现代大学体制上的传承关系。同时“在古代中国，文明之根一直没有停止过它的生长，尽管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记载极少”。这说明蔡氏认同的文明之根在中国。梅贻琦的看法是：“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即主张中国本土的大学教育虽与西方的大学制度不同，却精神相通，话语中暗含中国大学精神并非源自西方。
竺可桢同样认为：“我们中国有现代式的大学，虽还只是近四十年间事，但历史上的国子监实际上近乎国立大学，而许多大书院也具有一时私立大学的规模。”胡适则承认中国大学的断续性，同时肯定其远古起源：“有关于公私立大学校的延续问题，我国可考的历史固然已有四千年，但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有过六十年以上历史的大学。我国第一个大学是在汉武帝时，由公孙弘为相，发起组织，招收学生所设立的太学，这所太学，就是今日国立大学的起源……到第二世纪，这所太学的学生已发展到三万多人，比当今之哈佛、哥伦比亚等，毫无逊色。”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大学是在文化基础上生成的，同时，作为文明体系的丰富的文化需要且只能由大学来承传，而中国不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其中唯一的绵延数千年延续至今的文明，其中若无大学，何以为继？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人类文化的中心之一，它在世界文化中的领先位置保持了许多个世纪。由于地理和文化上诸多方面的原因，在东亚逐步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核心，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在内的中华文化圈（或称东亚文化圈），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并称为世界五大文化圈。”他们对大学精神的表述如下：北大——蔡元培先生曾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字作为北大校训。但因为种种原因，“思想自由”被“遗弃”，只剩下“兼容并包”被广为流传。但毕竟只有四个字，比起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北师大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稍显逊色。又有一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虽然有名，但从来没有被正式作为北大校训使用。改革开放以后，爱国、进步、科学、民主也是北大校训；不知从哪年开始，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刷上八个大字“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曾有人认为这就是新的北大校训。
由上可见，20世纪初中国大学精神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纯粹是西方大学精神，它的真正源头在中国丰厚的文化积淀中。蔡元培192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所作的演讲即把中国的教育精神和西方的教育制度结合起来。北大的制度或多采自西方，北大的精神则多源自中国远古，季羡林所认为的“士”的精神，丁石孙所说的“与中国古代先贤一脉相承”，以及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的《全学纲领》第四条明定：“京师大学堂主持教育，宜合通国之精神脉络而统筹之。”蔡元培也明言北大“当开办的时候，北京环境多是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的倾向，所以当时学校的方针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过程上考察，北京大学的大学精神主要体现于三件事：一是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二是新文化运动；三是“五四”运动。“这三件事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造就了北大的新形象和新精神。”因而北大精神“经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而得以形成并突显和高扬出来……学校精神的形成，是学校与社会互动的产物，是知识与社会碰撞的结晶……北大精神，是当时中国特殊形式下的产物”。这种结论多少反映了北大精神来源的一些真实情况。简而言之，北大精神是以中国文明为根基，容纳古今中外诸多思潮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所进行创新的精神结晶。关于清华精神的源流：“清华早期虽然渗透着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哺育之下，在不断发展的民族救亡运动的影响之下，清华一建校便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庚子赔款’的民族屈辱与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交织在一起，鞭策着清华学子发愤自强，追求真理，振兴教育科技事业，投入到炎黄子孙前赴后继救国救民的历史洪流之中。”
可见，清华精神依然源发于“明道救世”，是清华人在特定时空及文化背景之中志于道的精神体现。建校之初，清华学人提出了“中西兼容，古今贯通”的治学主张，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的‘治学三境界’，在我国学术界影响颇深，脍炙人口。清华早期，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勉励清华师生进德修业，发愤图强，知难而进。开创清华黄金时代的梅贻琦的思想，除了他多年的实践，还有三个理论来源，即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和古希腊教育哲学思想；欧美近代民主与法治思想；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实际上也是中国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欧美近世高等学府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思想。他对儒家处世哲学，心领神会；又笃信基督，融会贯通，身体力行，而形成他独特的人格。所以梅贻琦认为，近代大学教育的宗旨，归根到底仍应是儒家《大学》里所说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清华学人是清华精神的主体，“清华大学的初期发展，虽然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清华学子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以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首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贯通古今，在国内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被称为‘清华文化派’；以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博采中西文化之长，熔铸成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在清华大学形成了‘中西文化、荟萃一堂’的优良传统，对清华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述因素共同决定着清华精神免不了是中西文化融合的新生精神。
研究南开精神的源流，首先不能不看到南开创办之初对美国大学的模仿。然而不能由此得出南开精神完全源于美国的结论，1928年张伯苓再赴欧美考察教育，便“顿觉教育之不振固为中国病，而教育之不能‘土货化’尤为中国大病。因再申前旨，力行‘土货化’于南大”。历史、全面地分析南开精神之源至少可得以下结论：其一，南开精神本原上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内发的，而非外灼的，带有中国传统的“明道救世”烙印。其二，南开精神的主体是南开人，南开精神也不可能以外来的精神为源头，而是在中国文化基础上融合中西价值解决中国大学发展实际问题过程中迸发出的精神。其三，南开精神在形成过程中除了受到日本、欧美文化影响，还受到国内南开校外的各界的启发。南开精神代表着中国当时社会对大学精神的一种取向，它源于中国社会，源于当时众多杰出的学人基于中国传统与全球视野的卓越见识。其四，南开精神的具体内涵也是以中国传统为本。如提倡社会本位的“公”、中国文化传统的勤俭，提倡“土货化”而非“西洋化”等，只是在强调“能”、实干、协作等方面吸纳了欧美文化的优点。简言之，南开精神是沿着中国五千年文明主线，在其内在发展逻辑之上形成和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