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元祐八年“冬”之说。这通常是将“程门立雪”故事记述于元祐八年而后说“这年冬天”或“至冬”云云，多见于今人的解读文章。如《开闽学先河者——游酢》在引述“《河南程氏书》卷十二”之后谓：“‘程门立雪’一事发生在元祐八年（1093年），这时游酢已是进士出身的太学博士，仍好学不辍。这年冬天，游酢冒着大风雪偕好友杨时一起到洛阳向伊川先生程颐请教。到程家时，正巧程颐瞑目静坐……门外雪积有一尺之深，可见两人侍立等候先生时间之久。”《关于游酢研究的几个问题》（《游酢研究》第2辑和《南平文史资料》第15辑）亦谓：“（游酢）四十一岁从学程伊川（颐）于洛阳。这年是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五月间，游酢领杨时首次见程颐先生。至冬，有一天……留下的‘立雪程门’的佳话。”再如《游酢生平纪略和史迹》（《游酢研究》第1辑）所谓“游酢四十一岁（1093年）……就在这年严冬，从河南河清县又前往洛阳拜程颢之弟、大理学家程颐为师。据《宋史.杨时传》记载……游、杨程门立雪”云云。据杨时诸《年谱》及《杨时（龟山）年表》，杨时最迟于元祐八年六月初十前后就“去”（即离开）洛阳了，而且，杨时《年谱》视杨时离开洛阳之后就返回家乡，故次年即“绍圣元年甲戌，公年四十二。二月二日，离家赴浏阳任”（黄谱）。因此，所谓“程门立雪”发生于元祐八年“这年冬天”或“至冬”是想当然的误解，既没有见到黄谱之“顷年”、毛谱之“初”，也没有看过《师友叙述》之“尝”。
其四是“年四十”即元祐七年说。此说以《宋史》“时盖年四十矣”为主，亦有含意相类的“年已四十”等说法。然而，清黄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杨龟山先生年谱考证》谓：元祐八年“五月，以师礼见程伊川先生于洛。按《宋史》本传，见程颐于洛，时年已四十一。”作为《考证》而擅改“四十矣”为“四十一”实属不妥。此说如明万历《闽书》卷一百一《英旧》载：“杨时……明道卒，复入洛见伊川，年已四十。初读……遂大豁然。他日，与游酢侍伊川，伊川瞑坐移时，时与酢立侧不去，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明万历《将乐县志》卷九《人物》载：“杨时……颢卒，又师事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谓：“明道没，又见伊川于洛，先生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与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其卷十五《伊川学案》（上）亦谓：“其接学者以严毅。尝瞑目静坐，游定夫、杨龟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顾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余矣。”如果坐实“年四十”，依古人计年龄习惯“虚岁”，而杨时生于皇祐五年（1053年），则所指为元祐七年。故清张夏《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谓：杨时于元祐七年“在制。冬，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先生与游定夫初见伊川先生，伊川偶瞑坐，二公侍立不去，既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门外雪深尺余。八年癸酉，四十一岁。正月，服阕赴调。四月，至京……五月十六日，出京，遂往西洛……见伊川，寓长寿寺拜表院……六月五日，偕定夫离河清返洛，同见伊川于拜表院，又五日而后去。”张谱此说的最大问题在于儒家传统极为重视的“丧礼”制度，元祐七年“冬”杨时因丁其父忧而仍“在制”，丧服还在身上的杨时，无论出于何种高尚的目的，似都不宜出门拜访他人，就现实而言人有忌讳，就礼制而言不合礼法。而这一点，生活于清朝的张夏应当是心知肚明的，那么张夏为什么仍然如此记述呢？就是因为张夏看到了上述种种说法的不足与缺陷，却苦于无法破解，无可奈何之下就依“时盖年四十矣”与“雪深一尺”而确定于元祐七年“冬”却疏忽了儒家传统的“丧礼”制度；至于元祐八年六月前的记述则仍旧。
其五是元祐八年的“顷年”说。如宋黄去疾《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谓：元祐八年“五月十六日，出京，往西洛见伊川……公顷年初与游御史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非信道之笃，能如是乎？”其中“顷年”为“近年”、“往年”之意。
从以上引述可知，史籍与文献记述“程门立雪”故事多记述于杨时名下，福建诸地方志之记述，延平府与建宁府及其属县方志则杨时与游酢分别记录，省志亦多记诸杨时名下，唯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与民国《福建通志》之记述特立独行。道光通志记诸游酢名下，民国通志则游、杨皆记，且对道光通志作出评论。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一百八十五《人物》载：“游酢……元祐二年，迁博士，以食贫、待次、奉亲不便就，拟知河南府河清县。未赴官，复与时从颐受学益进。颢已前卒，酢事颐如事颢。颐瞑目而坐，酢与时同侍侧。日且暮，久立不去。颐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到官后，颐闻其治迹，语时曰：定夫德气粹然，政事亦绝人远甚也。”其夹注谓：“《墓志》载：酢令河清，颐语时云云，则与时同遊颐门必在知河清县以前。酢知河清县方三十六岁，在元祐三年，其前一年以博士待次而实未授官，至四十一岁，用范纯仁荐，始为博士，然由颍昌教授被召，不得云离河清也。”民国《福建通志》总卷三十四《列传》载：“杨时……年四十，复师事程颐。一日，颐瞑坐，时与游酢侍，颐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又载：“游酢……初，程颐尝语杨时曰：定夫德器粹然，问学日进，政事亦绝人远甚。元祐初，程颢已卒，酢乃受业于颐。一日，与时侍立颐侧，颐瞑目坐；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案：酢受业“二程”之门，据《龟山集》皆在元丰中，据《年谱》受业于伊川在元祐八年。道光志据《年谱》云：公四十一岁官博士，偕友中立（杨时字）离河清，以师礼见伊川于洛。则在知河清后矣。又据《墓志》载：酢令河清，颐语时‘定夫德器’云云，以为遊颐门在知河清前。是自相矛盾也。夫酢见伊川，本先于见明道，故有‘可与适道’语，则平日必有进谒。‘德器’云云何必非未受业以前语。古人虽于前辈不轻执弟子礼守，曾子不以事孔子者，事有若之义也。明道已卒，而后师事伊川，在元祐间离河清后，则无可疑也。”
道光通志与撰述杨时《年谱》的张夏一样，看到了上述诸说的不足与缺陷而试图破解之，却疏于考证，反而承游酢诸《年谱》之弊，以为：游酢于元祐二年迁博士，知河清县在元祐三年（三十六岁），而“程门立雪”就在元祐二、三年之间，至元祐八年四十一岁“始为博士，然由颍昌教授被召，不得云离河清也”。民国通志正是抓住道光通志这一疏漏进行论驳的，然而民国通志于论驳之后却又回到“年四十”与不记年代只述其事的原点上。其实，宣德郎游酢于元祐四年六月随宰相范纯仁出为颍昌府学教授，元祐五年范纯仁转任太原府，游酢没有跟随前往又辞颍昌教授而“待次”，其后再因范纯仁以“著述科”荐之而于元祐六年“得知西京河清县”，元祐八年七月范纯仁“复秉轴，即除公太学博士”而“命再下，就职”。其考证详拙作《游定夫历官辨析》。
三、“程门立雪”综合考述
至此，“程门立雪”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已经有答案了。
可以肯定，“程门立雪”不可能发生于元祐八年夏五月，也不是发生于元祐八年五月之后的“这年冬天”，更不是发生于元祐七年“冬”，但不排除发生于元祐八年五月之前，在洛阳立雪半日且“雪深一尺”，则唯有元祐八年春二三月之时。杨时于元祐八年，黄谱谓“正月一日，公从吉，赴调。四月，至京师”，毛谱、黄谱《考证》与清佚名《杨龟山先生年谱》皆谓“正月，从吉，赴调。四月，至京”，张谱谓“正月，服阕，赴调。四月，至京”。游、杨“程门立雪”就是发生于杨时元祐八年正月“赴调”与四月“至京”期间的春二三月。当时，杨时于正月“赴调”，正常情况下二月中下旬能到达，但在进京前先赴洛阳；游酢于元祐六年得知西京河清县，元祐八年春仍在任，黄谱谓“是时，御史游公知河清县”，毛谱谓“时御史游公酢知河清县”，张谱谓“时游定夫知河清县”，此皆可印证。
据此，上述有关“程门立雪”的各种记述还有几点必要重新厘清。
其一，《侯子雅言》的杨时“初见伊川”。侯仲良记述“程门立雪”的故事必定是事后补记，故其“初”之语意是“原先”、“当初”；后世转述这一故事时，语境其实已经发生变化，故“初”之语意也发生了转变，如“初次”等意思。同时，《侯子雅言》的“初见”不是指见面的第一天，而是指从见面到告辞的一整段时间，或数日或十数日甚或数十日，“程门立雪”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中的某一天；具体地说就是，“程门立雪”发生于元祐八年春二三月间的某一天。这从上述“程门立雪”的情节也可获得佐证，如伊川“既觉”后之言语就不是“初见”时的言语。清毛念恃撰于康熙二年（1663年）的《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谓：元祐八年“五月，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先生出京，遂西往见伊川先生……先生初与游公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公侍立，既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门外，雪深尺余。”其中“初”即为“初次”之意，亦犹《成语典故》之“初次”，只是这个“初次”并非指元祐八年五月此时而是指此前，至于此前何时则不明确。而《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卷首《师友叙述》谓：“先生（杨时）出京，到雒见程先生……先生尝与游御史见伊川，一日，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矣。非信道之笃，能如是乎？”这一记述与黄谱、毛谱相同，其中“尝”意为“曾经”，通常是指本次之前的另一次，与毛谱之“初”意思相同。
其二，杨时诸《年谱》的“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程门立雪”既发生于元祐八年春二三月间的某一天，那么杨时“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也就应当发生于元祐八年春二三月间，且略早于“程门立雪”的这一天，即杨时“以师礼见伊川”不是发生在五月“出京”的这一次。
其三，由于“程门立雪”的原始记述以及早期流传是在杨时名下，因而形成了特定的语言表述；当转述于游酢名下之时，一些表述语言没有随之变更，从而造成误会。如立雪程门这次的“初见伊川”亦即“以师礼见伊川”者是杨时而非游酢，河清知县游酢只是陪从家乡前来的杨时一同前去；某些转述也使用游酢“初见伊川”云云，颇为不妥。例如，游酢当时知河清县，地近洛阳，杨时因“从吉（服阕），赴调”于元祐八年正月从福建前往京师且取道洛阳；转述者生搬硬套，如《游定夫祠〈程朱理学源流〉壁画图解》（《游酢研究》第2辑）即谓“游杨二人不远千里从福建前往河南洛阳向程颐求学，正值寒冬季节……先生正倚椅假寝瞌睡”云。从“见面”的意义上而言，游酢“初见伊川”是在熙宁五年（1072年）赴礼部试之后，其时“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师”，在京师“一见”游酢即“谓其资可与适道”；至于正式拜程颐为师的游酢“初见伊川”，《闽南道学源流.微言》所引“游酢《拾遗》”、《程氏外书》卷八《游氏本拾遗》和《游廌山集》卷三《师训》皆谓：游酢“初见先生（伊川），次日先生复礼，因是安下饭食稳便回。”依游酢的经历，游酢于元祐五年既没有跟随范纯仁前往太原府又辞颍昌府学教授而“待次”之初，正是游酢正式拜程颐为师即“初见先生，次日先生复礼”之时，早于杨时约三年。
（作者系南平市委台办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