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法国
英国启蒙思想传入法国。
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精神生活的特点是文化上的自给自足，路易十四死后，法国人开始对英国文化产生了浓厚而热烈的兴趣。人们开始研究英国的国家和教会状况．研究英国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人们开始认识到，在社会和精神发展方面，英国已经实现了许多目标，而法国才刚刚起步。于是，英国发展出来的思想便如汹涌的浪潮纷纷流入法国，并由法国流向整个西欧。启蒙运动成为一种欧洲运动。经由法国人“发现英国”，这简直可以被看做是18世纪初欧洲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当然，由于民族个性和历史条件不同，启蒙运动在欧洲的每一个伟大民族那里都有各自的特色。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法国启蒙运动与英国启蒙运动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一点：法国启蒙运动更为激进。英国思想始终是与传统紧密相连的，即使在启蒙运动时期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对历史上的宗教进行了批判，但是大部分思想家对宗教还是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不管他们是凭感觉，还是出于理性的考虑。在法国，教会作为宗教的代言人与旧有的社会势力关系密切，因此，与传统决裂的形式就变得更加粗暴，并且它所产生的后果也更加严重。当然，在法国，这种严重的后果也是渐渐才显示出来的。
不言而喻，法国的启蒙运动也有自己的先驱和开拓者。笛卡尔的追随者，怀疑论者和批评家皮埃尔．培尔就是其中之一。在没有受到英国思想影响的情况下，他对宗教进行了批判性的和历史的考察，并且也坚定地认为，人的道德观念不应依赖宗教。把英国思想首先介绍给法国人的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
2．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的第一部著作就已经证明，他是一个危险的社会批判者，不过只是在英国逗留之后，他的世界观才得以达到最后成熟，其中也形成了一些真正积极的内容。从那时起，他的明确目标就是要让自己的祖国和整个欧洲都以英国为榜样发展自己。
经过几年的历史研究之后，他写出了两部主要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后者包含31卷书。以上两部著作都以丰富的历史材料为依据，总起来说，表达了同一个基本思想：在历史上，与人民的幸福安康息息相关的关键因素并不是某一个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和独裁，而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状况的本性。国家和法律不是专制统治的工具，也不是可以任意篡改的；毋宁说，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形式依赖于一个国家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如土壤、气候、风俗、教育和宗教都是决定性的因素。与相关民族的民族个性和历史发展状况最为适宜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因此，没有一种抽象的和到哪里都能适用的最好的国家理想和模式。
在古代各民族中，他更喜欢罗马人，在新近的国家中，他更喜欢英国人的国家理论和政治实践。英国的权力分立对于实现政治自由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有利，孟德斯鸠最为关注的问题也就是权力分立。权力分立的理论构想并非孟德斯鸠的首创，基本上说，这是他从约翰·洛克的国家理论那里借用来的，不过他也对其做了一些修改。洛克曾经提出，国家的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应该严格分离，国家的君主作为行政机关的所有者不应该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而应该受到由议会制定的法律的约束，这样，个人的自由和财产就免于受到国家权力的任意侵犯。在以上两种权力划分的基础之上，孟德斯鸠又提出了第三种权力，司法权。他并没有特别强调，行政权和立法权不允许统一起来，而是说，应该保证司法权与前两者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如果不这样，那么独裁统治和自由的毁灭就是不可避免的后果。
3．伏尔泰
我们找不到像伏尔泰这样把话说得那么动听的第二个思想家，尤其是，没有人能够像伏尔泰那样热情激昂和坚忍不拔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还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为此之故，人们在哲学史上为伏尔泰保留了一席之地。
伏尔泰不仅掌握了英语，而且还了解了那个时代的英国主流文化。英国作家和哲学家能够无所顾忌地公开发表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看法，这种思想自由以及政治自由的气氛令伏尔泰赞叹不已。这里没有巴士底狱，一个正直的市民也不会被贵族们任意地拘押起来。在《哲学通信》中，伏尔泰把英国的这种自由与他的故乡里那种腐败的贵族统治以及与之相关的僧侣制度做了尖锐对比。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事实是，那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在国家之内理应得到的地位。而法国离它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有半个多世纪之遥。因此，伏尔泰所做的尖锐对比就像是革命的导火索，尽管伏尔泰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除了创作出一系列戏剧作品。
之外？还写出了非常成功的小说。这些小说并非一般的小说，虽然它们在形式上极具消遣性，但是伏尔泰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攻击宗教狂热和迷信，这里所说的迷信，在伏尔泰眼里实际上就是当时法国人所理解的宗教。伏尔泰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就已经开始与宗教迷信展开斗争，只是过了很久之后他才真正严肃热情地对待这个问题。在其中的一篇小说中，伏尔泰描述了一个印度人来到法国后改信基督教的故事，他阅读了《新约·圣经》，但是他总是对教会的教义和要求感到不满，因为这些与他在《新约》中读到的并不一致。在另一篇名为《米克罗梅加》的中篇小说中 ，有一个几千尺高的巨人来到了地球上，他与一个地球上的哲学家攀谈起来。当他听说，自古以来，人类就相互残杀，战争连绵不断，而且正在此时，“就有10万名头戴高帽的傻瓜正在与另外10万名头戴缠头布的傻瓜相互厮杀”，这个巨人听后便轻蔑地喊道：“你们这些倒霉蛋！……我倒是有兴趣来帮帮他们，我只消踩上三脚，这些像蚂蚁堆般的可笑的杀人狂就会全部玩完。”哲学家对他说道：“这倒不用你劳神费心，他们完全有能力自我毁灭。你能相信，在十年之后，这些讨厌的东西还能有十分之一存活在世上吗？”哲学家下面的话听起来倒更像伏尔泰自己的口吻：“此外，该受到惩罚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道德败坏的野蛮人，他们在自己的宫殿里饮酒作乐，而让数百万人去流血牺牲，然后又为他们的战绩而设宴庆贺。”
伏尔泰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利希二世书信往来长达十多年之久，其间弗里德利希曾多次向伏尔泰发出邀请。当夏德莱侯爵夫人去世后，弗里德利希再次发出了邀请，伏尔泰终于接受了他的邀请。两年内，伏尔泰一直是弗里德利希宴席上的贵宾，除伏尔泰之外，宴席上还有其他法国思想界的头面人物点缀其间。弗里德利希和伏尔泰彼此之间相互赞赏。关于波茨坦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伏尔泰激动地写道：“15万士兵……歌剧、戏剧、哲学、诗歌、威严和恩宠、身材魁梧的大汉和缪斯女神、军鼓和提琴、柏拉图式的飨宴、社交聚会、自由……”尽管如此，绝交还是发生了，发生在伏尔泰与国王之间的并非无可指摘的金钱交易和搬弄是非致使他们最终反目。
他在柏林发表了他的著作《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在西勒时，他就开始为侯爵夫人写作这部著作，侯爵夫人和伏尔泰意见一致，她认为此前的历史“几乎只是一片混乱，一大堆即无联系、又无下文的琐事，千百次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战争”。伏尔泰并不想罗列一大堆无关紧要的历史事实。他想从大处着手考察历史，他试图寻找一种简化的原则，这个原则应该能够为整体赋予一种意义。他发现了这个原则，这就是，以叙述国王、战争和屠杀为中心的历史将被以叙述社会运动和社会势力、文化和思想进步为中心的历史所取代。“我想写这样一部历史，它应该确切地描述，人们在家庭圈子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都掌握了哪些技艺……我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精神的历史而非无关宏旨的个别细节，对于伟大的统治者们的故事我并不感兴趣……但是我想知道，人类从野蛮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都经过了哪些阶段。”伏尔泰的著作为人们开辟了一种观察历史的崭新视野，在处理异域文化和宗教时，他表现得极为慷慨大方。伏尔泰是首先关注遥远的东方世界如波斯、印度和中国的西方人之一。欧洲看上去不再是整个世界，而是一个与其他文明世界地位平等的精神世界，犹太教和基督教与世界上的其他宗教也是平等的，因此它们也就丧失了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这部著作激起了某些人的愤慨。和孟德斯鸠一样，伏尔泰也从外在资料出发，并逐渐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历史的真正的内在动力，他以一种现代科学的精神撰写了一部历史哲学。
伏尔泰在菲尔奈流亡期间，使这个小城变成了欧洲的一所精神之都。各国的王公贵族和学者或亲自前来拜访伏尔泰或与他书信往来，丹麦和瑞典国王以及俄国女沙皇卡捷琳娜二世都向他表示敬意。弗里德利希大帝也写信要求和他重归于好。除此之外，还有无数来自各个阶层的人来向伏尔泰求助，伏尔泰几乎都向他们一一提供建议或帮助。
在这种成就感和一片赞扬声中，伏尔泰的内心却被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情绪占据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被法国驱逐的个人经历令他深感失望；另一方面，1755年发生了里斯本大地震，共造成了30万人死亡，这使他感到非常悲伤；再则，此后不久又发生了七年战争。由于这次地震，伏尔泰写了一首诗：那个无所不知的神该如何对此做出评价？他一言不发：命运之书对我们关闭着。不管人探求什么，他都不会去探求自己；他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永远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我们这些充满痛苦的尘埃，都将要在泥土里安然入睡，死亡和命运的嘲弄将会把我们吞没…………在这个虚无和丑恶的世界上，只有那些成群结队的病态的傻瓜们还在奢谈何为幸福……
他的哲理小说《老实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悲观主义情绪，就在今天，这本书也仍然值得一读，而如今人们已很少再去阅读伏尔泰的原作了。这本书的写作风格极其风趣，在内容上，它是对莱布尼茨观念中的“最好世界”的辛辣讽刺。
伏尔泰一生的重要功绩还在于，他为《百科全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关于此，我们在这里只简短地提及一下，因为我们在下一节中还要对它详细讨论。有很长一段时间，伏尔泰都是它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后来他又转向写作自己的《哲学辞典》了。这本书涉及了所有能够想得到的主题，当然也少不了伏尔泰那独特的优美文风和准确的表达方式。
伏尔泰65岁了，但是最艰巨的斗争还在等着他。在虔信天主教的城市图卢兹，一个信仰新教的市民遭到了不公正地指控，理由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目的是想阻止儿子改信天主教。这位父亲被抓了起来，遭到酷刑后不久就死了。其他还活着的家里人也被驱逐，于是他们就前来求助于伏尔泰。在1761年至1765年期间，还发生了很多起类似的事件，伏尔泰对其都有所耳闻。这种不公正深深地震惊了伏尔泰，使他从一个善于交际的怀疑主义者和温和的嘲讽者转变成一个愤怒的斗士，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煽动性言论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发起了猛烈地攻击。“Ecrasez 1' Infame！”成了他反复使用的格言，他把矛头指向所有教派。在此期间，他写了《论宽容》一文，文中说：“基督教历史上血腥争端的根源就在于其繁琐的不可捉摸性，在新教四福音书中却不见它的任何踪迹。”“一个生来独立自主的造物有什么权力强迫另一个同样独立自主的造物按照他的意志去思想？”
继这篇文章之后，一大批各种体裁的宣传册子和政论性檄文就从伏尔泰笔下蜂拥而出，它们都带有同样的煽动性，并且被广泛散播。它们是“最可怕的思想武器，而它们都出自一人之手，这个人就是爱嘲讽人的伏尔泰。”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以认为伏尔泰是个无神论者。虽然他对历史上的正统宗教展开了攻击，但是他也同样反对无神论，他坚信一种理性宗教的必要性。“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我们也要创造一个上帝出来。但是整个自然都在向我们昭示，上帝是存在的。”
伏尔泰将迷信和宗教截然区分开，他用热情洋溢的语言赞美耶稣以及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教训，他说耶稣为人类以他的名义而犯的罪而深感痛苦。伏尔泰为自己创立的宗教取名为“Deo erexit Voltaire” 。在《哲学辞典》里的有神论者一文中，他用下面一段话作为自己的信仰自白：“有神论者是这样一个人，他对一个善的、强有力的和创造万物的最高实在的存在深信不疑……他不会投靠任何一个教派，因为它们都自相矛盾。他说的话大家都能听得懂，而其他教派彼此却不能相互理解……他认为，宗教既不在于无法理解的形而上学的观念，也不在于虚假的表演，而是在于对上帝的崇敬，在于公正。做善事，这是他的宗教演习，献身于上帝，这是他的教义……”
如他所说：“我所看到的就是，革命的种子好像已经撒播下了，它迟早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我却不可能荣幸地成为它的见证人了……”晚年时，伏尔泰在政治上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因为与教会的斗争使他感到身心疲惫，对于在理论上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他也越来越产生怀疑。或许他还期望能够通过理性逐渐改善人类，并且能够为法国人争取到英国人已经拥有的那种自由。在法国实际发生的那种彻底的社会颠覆——这首先应该感谢伏尔泰为此付出的努力——是伏尔泰几乎无法预料到的，对此他的观念太过保守，他对大众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还太缺乏信心。他似乎更倾向于一种和平的渐进式的改革。
在革命爆发的前夜，死神不期而至。临死前，伏尔泰留给他的秘书一篇书面遗言：“我在祈祷上帝中死去，我对朋友满怀挚爱，对敌人也并无憎恨，但是我对迷信却心存鄙视。伏尔泰。”伏尔泰终究也没有等到革命爆发的那一天。1778年，83岁的伏尔泰重返巴黎，他受到巴黎人的热情欢呼，那情形宛如一次胜利凯旋，几乎没有哪个国王曾受到过这样的礼遇。
百科全书派和唯物主义者。
德尼．狄德罗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拥有永不枯竭的文学创造力，在同时代人里，只有伏尔泰能够与他比肩。和伏尔泰一样，狄德罗思考和写作的对象几乎无所不包，他也几乎掌握了所有的文学形式。狄德罗的思想发展迅速地发生着转变，他从信仰天启的有神论转向怀疑主义，然后又转向伏尔泰式的理性宗教 ，最后又转向坚定的唯物主义 。
在科学的时代已经来临，宗教和哲学只好退避三舍！这句话代表着作者们的一种精神，他们试图利用科学和理性的武器把世界从旧势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而开创一个更自由和更幸福的时代。百科全书应该将时代的全部知识囊括进来并对其加以整理。不过它不应该仅仅是一面知识的镜子或一部现代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它同时还应该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能够针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陈旧过时的东西发起攻击。这整部百科全书主要是两个人的功绩，他们就是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当然其他合作者也为其做出了许多贡献。
国家和教会极力抵制百科全书的出版，在强大的压力下，达朗贝尔被迫退出了编辑工作，由狄德罗独自继续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狄德罗一人就撰写了一千多个条目，尽管再三遭到查禁，百科全书还是发行了一万多套，并且很快就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它成为欧洲受教育阶层的最常用的工具书，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思想领域内，除了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之外，百科全书是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准备的最重要的工具。百科全书的立场也不是彻底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宗教和信仰，毋宁说，它对宗教持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在宗教论战中，伏尔泰一方面尖锐地攻击了基督教和教会，另一方面他也严厉谴责无神论和无宗教信仰，他的斗争也正是在一种真正理性宗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不管怎么说，由于害怕通不过当局的审查，百科全书的出版者任意地做了删改，去掉了那些过于锋芒毕露的棱角，狄德罗对此大为不满。
狄德罗自己也出于同样的考虑，在“灵魂”和“自由”这些容易引起审查机关怀疑的条目中，他不得不稍微克制一下自己，不过他又在另一些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地方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在宗教问题上，狄德罗本人的确持一种怀疑和审慎的态度，如他在《对自然的解释》的最后一段中所表达的那样：“我从解释自然开始，我也以对自然的解释结束，在大地上，自然的名字就是上帝。我不知道，你是否就是它；但是我要想，就好像你在注视着我的灵魂；我要行动，就好像我在你面前漫步。在这个世界上，我对你一无所求……看哪，我是这样的，我是永恒的和必然的物质的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或许我就是你的造物……”这让我们想起伏尔泰在《弥克罗梅加》中借一个人物之口表达的自己的意思：“愿上帝怜悯我的灵魂。”
茹利安·奥弗雷·德·拉美特利是个医生，也是个自然哲学家。因为他发表了过激的言论，先是被法国驱逐，逃亡到荷兰，后来又被荷兰驱逐，接着，他在弗里德利希大帝——他企图在自己身边纠集所有的自由思想家一的召唤下去了普鲁士宫廷，伏尔泰讥讽他是“御用无神论者”。拉美特利的基本思想大都写进了他的主要著作《人是机器》中：把存在物割裂成两种实体，一个是广延的物质，一个是思想的心灵，这是错误的。不存在机械论者所称的那种死的物质。我们所认识的物质只能是运动的和具有某种形式的。物质运动的原则蕴含在自身内部。这有两个结果：首先，不需要假设一个作为推动世界的原则的上帝，世界是自我推动的，运动来自世界自身。如果假设一个上帝，这对于科学地认识自然是不利的。其次，也不需要在人身上假设一个特别的思想实体，一个精神或一个灵魂。思想只是身体的一种自然功能，它与身体的其他功能并无不同。
在法国还涌现出的这批唯物主义者，以毫不留情的极端主义作风对宗教和信仰展开了攻击，其批判的精神近乎于一种狂热，这种狂热也不亚于他们与之展开斗争的宗教狂热。我们在这里只述及了其中最重要的唯物主义者。
在实践上，拉美特利以上述思想为基础，他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尖刻的讽刺手段针对一切形式的宗教信仰展开了最为激烈的斗争。在他看来，宗教是人生的真正祸根，它比不道德的行为还要坏。在无神论者的国家变成现实之前，世界不可能实现幸福。在伦理学上，拉美特利对负罪感和忏悔这样的宗教基本事实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人在毫无意义地自寻烦恼。他建议人们尽情地去追求尘世的“幸福”，也就是无所顾忌地去追求感官享乐。1770年发表的《自然的体系》也宣扬唯物主义理论，但是它没有拉美特利那样的轻佻和玩世不恭，而是带有极大的严肃性和绝对的合乎逻辑性。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迪特利希·冯·霍尔巴赫男爵，他来自德国的普法尔茨，靠继承来的遗产长期在巴黎生活。他的著作成为“法国唯物主义的圣经”。
拉美特利、霍尔巴赫以及同时期较少独创思想的阿德利安-爱尔维修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拒绝笛卡尔包含两个实体的二元论，而是主张一元论，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只有物质是存在的。这条真理就足以解释一切。每一种企图在物质之外寻找另一个独立的精神原则的形而上学都是错觉、错误和幻觉。所以，每一种宗教都是欺骗，而且是有意识的和故意的欺骗，是神甫的凭空杜撰和欺骗。“遇见第一个傻瓜的第一个流氓无赖就是第一个神甫。”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戳穿这个窒息人和折磨人的宗教骗局。他们真正乐观地深信，只有真正的“启蒙”，才能把人类从各种偏见的沉重压迫下解放出来，从而开创一个更美好的由理性主宰的普遍幸福的时代。
5．卢梭生平、著作和基本思想。
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露阴癖式的”坦率讲述了他的生平，他的一生充满矛盾冲突和内心斗争，他为激烈的情感所摆布，他总是神情不安，他是一个极为不幸和严重精神变态的人。卢梭于1712年出生在日内瓦，他的父亲是个钟表匠，在他还是婴儿时就失去了母亲。在16岁时，他中断了学徒期的学习，从日内瓦逃到萨瓦。他在一个年老的贵妇家里过了很多年，这位老妇人成了他的“妈妈”兼情人。她也让卢梭这个加尔文派教徒改信了天主教。卢梭在取得文学上的最初成就后，他时而在巴黎生活，时而又到法国的其他地方居住，在此期间，总是有富裕的贵族朋友和乐善好施者接济他。在日内瓦，他获得了公民权，并重新改宗入了加尔文教。后来，他与一个下层女子结了婚。在大卫·休谟的陪伴下，他还去了英国。从英国返回法国后，他始终觉得有人在追踪迫害他，这种感觉后来发展成一种受迫害的妄想狂。他于1778年在法国去世。
以上我们叙述的法国启蒙运动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他的另一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卢梭。如果说，上述的启蒙主义者对理性评价过高，凡是非理性的东西——方面是人的欲望和激情，另一方面是高于理性的需求——他们又太过于低估，而在卢梭身上这些特征肯定是不存在的。
1749年，迪戎科学院发起一项有奖征文活动，题目是“艺术和科学的复兴能否促进和提高人类的道德风尚”。这个问题就像一个火花，它激发了卢梭把他在乡间孤独的沉思中积累的思想表达出来的写作欲望。和狄德罗商谈后，卢梭于1750年发表了《论科学与艺术》作为参加这次活动的征文。他的文章获了奖，并一下子成了令人瞩目的作家。对于艺术和科学是否促进了人类的道德和幸福这个问题，卢梭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否”。卢梭对文化的价值问题展开了讨论，虽然他的文章缺乏学术文章的那种严密逻辑性和科学性，但是他的文风热情洋溢，因此他的语言更能打动人。文明的好处究竟在哪里呢？在卢梭的时代，人们却正在为此而高歌。难道民众不是正在贫困和奴隶般的不自由中忍受痛苦吗？难道人类的生活状况不是比动物的更恶劣吗？这一切都是人类的偏见使然。艺术和科学并不是进步的标志，而是衰落的征象。博学多识有何用？因为正是文化的优雅精致才造成了社会不公。如果每个人都坚守着鄙陋的自然德行，那么哲学又有何用？历史证明，精神的发展总是与道德风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有很少的几个未被过分自负的人类文化污染过的民族却能够通过他们的德行而建立幸福的生活，并且成为其他民族学习的榜样。卢梭大声疾呼：“万能的上帝啊，把我们从祖先的所谓开化状态拯救出来吧，让我们再回到纯朴、纯洁和贫困的状态中去吧，这些是能够增进我们幸福的唯一财富……”
卢梭的文章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促使迪戎科学院提出了第二个有奖问题：人类的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它是以自然法为根据的吗？卢梭写出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用以回答这个问题。他将人类的不平等划分为自然的或肉体的不平等和道德的或政治的不平等，这是以人的相互协调或宽容为基础的。那么第二种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呢？
“如果自然规定我们是健康的，那么我几乎就可以认为，反思的状态就是一种违背自然的状态，能够思想的人就是一种退化的生物。”卢梭首先描绘了一幅“自然状态下的”理想化了的画卷。与霍布斯认为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争斗的观点不同，在卢梭那里，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真正的天堂般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健康的，因为大自然已经将那些病弱者淘汰了；人的德行纯朴自然；两性之间的关系是纯粹动物的和简单的；人与人是彼此孤立的、独立的，没有人必须服从别人；没有工业，没有语言，没有思想。
“第一个人想起来用篱笆围起一块土地并这样宣称：这个属于我。然后他找到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了他。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人。如果当时有人拔除木桩，填平壕沟，并向人们大声疾呼：不要相信这个骗子的话！要是你们忘记了，这些果实和土地都是属于大家的，那么你们就毫无希望了。那么会避免多少犯罪、战争、谋杀、卑鄙和可恶的事情啊！”
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理想的状态呢？因为缺乏详细的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因此哲学必须填补这个空白。一旦可用的土地被分割了，那么其中一个人的地盘的扩大必然是以另一个人的地盘的缩小为代价的。主人与奴仆、暴力与抢劫就出现了。人类就变得贪婪、野心勃勃和阴险恶毒起来。
“让我们联合起来吧！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护弱者，压制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就能够保障人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与其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我们自己，倒不如把这些力量联合成一种更强大的势力，让这个势力按照贤明的法度保护所有参与联合的成员，抵御共同的敌人，使我们能够永远保持和睦。”战争和残杀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于是“富人们”就想出了主意，他们向自己的邻人们如是说。于是，由于那些易于轻信别人的人接受了富人们的建议，因此国家和法律就产生了，这给那些弱者添加上了新的枷锁，却给富人们创造了机会，使不平等的状态永远保持下去，起先以法律的形式建立起来的统治很快就蜕变为独裁统治。
私有财产的产生是人类的第一大不幸：它制造了富人和穷人。任用当权者是人类的第二大不幸：它制造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蜕变为独裁是人类的第三大不幸：它制造了主人和奴隶，对奴隶来说，屈服就是他们唯一的义务，在这里，人类的不平等达到了顶点，这是极端的退化。更有甚者——而且这也完全背离了自然法，一个孩子竟然能够统治成年人，一个傻瓜竟然可以凌驾于聪明人之上，少数富人沉迷于奢靡淫乐的生活，而大多数饥肠辘辘的人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类就自然状态进入到一种与自然法背道而驰的状态。怎么办？难道就没有出路和回归的可能性了吗？卢梭试图用他的《社会契约论》对此做出回答，这是他最著名的政论作品。但是，创建如下一种状况必然是可能的：人的自然的、不可出让的和牢不可破的自由能够与国家权力的范围协调一致，这种权力是国家维持秩序所不可缺少的。权力本身永远都不会造就公正。不管历史上是否真的曾经有过社会契约，但是一种公正的统治必须建立在协议和自愿赞成的基础之上。这种协议就是社会契约。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力所能及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作为共同意志领导下的社会公共财富。由此而产生一个作为公共人物的精神共同体，即人民。人民是最高统治权的唯一代言人。
但是如何才能确定公民的最高意志呢？通过投票表决。“但是人们会问：一个人怎么能够是自由的，而又被迫要遵守并不是属于他自己的那些意志呢？反对者怎么能够既是自由的，而又要服从为他们所不曾同意的那些法律呢？我要回答说，这个问题的提法是错误的。公民是同意了一切法律的，即使是那些违反他们的意愿而通过的法律，即使是那些他们若胆敢违犯其中的任何一条都要受到惩罚的法律。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是公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公民并且是自由的。当人们在人民大会上提议制定一项法律时，他们向人民所提问的，精确的说，并不是人民究竟是赞成这个提议还是反对这个提议，而是它是不是符合公意；而这个公意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因此，与我相反的意见若是占了上风，那并不证明别的，只是证明我错了，只是证明我所估计是公意的并不是公意。”。
贯穿在卢梭所有著作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人性本善，只是在社会的不良影响下他才变坏了。基于这种思想、卢梭必然也就特别重视正确的教育。这也表明了他的基本思想倾向，他在其教育小说《爱弥尔》中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在一些个别地方，卢梭承袭了洛克的思想主张，但是其中的核心思想却完全是卢梭自己的独创，而且他的这些思想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乃至今日的教育学也仍然受其影响。他认为，成长中的青年人必须远离不良文化的影响，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让蕴含在每个人身上的那种善的自然天性能够以自然的方式发展成熟，因此，教育的责任是一种否定的责任，教育的责任就在于排除那些可能会干扰人的天性自然发展的一切不良的社会影响。
“我依照上帝的伟业来沉思上帝。我越努力探究他的无限本质，我就越觉得他的本质不可思议。上帝存在，知道这一点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对上帝越不理解，我就越崇敬他。我在上帝面前谦卑地说：“万物之主啊，我存在，是因为你存在。我不间断地沉思你的本源，目的是能够认识我自己的本源。运用我的理性的最恰当的方式就是让我的理性服从你的意志。”《爱弥尔》中还包含着一篇《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卢梭在其中阐述了自己的宗教立场。他的宗教立场不仅远离了宗教的启示信仰，而且与上一节中提到的唯物主义者的那种带挑衅性的无神论也相去甚远。不仅如此，伏尔泰的那种理性宗教也和卢梭不沾边。卢梭的宗教完全建立在感觉之上。感觉告诉我，有一个上帝。要想对此了解更多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卢梭的影响。
再也没有比卢梭与伏尔泰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意见分歧更大的了！当伏尔泰读过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之后，他写信给卢梭说：“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灵巧，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向往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种习惯丢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捡回来了。”
这一边是圆滑的、精于世故的和机巧风趣的伏尔泰，他是一个以拥有文化为自豪的知识分子，虽然出身为资产阶级，但是他在贵族社会里却能够如鱼得水；另一边是情绪不安、笨手笨脚和喜欢感情用事的卢梭，他是一个无法安心过市民生活的人，他所有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就被他送进了育婴堂，他渴望逃离文明世界而返回到一种梦想中的“自然的”世界中去，由于他用直言不讳的语言表达感情，这深深地刺痛了他那个时代某些人的心。
当伏尔泰听到里斯本地震造成的灾难后，他发表了一首诗，而卢梭的回答则是：人类自己罪有应得！要是我们不在城市而在乡间居住，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死于非命了；要是我们不在房子里居住，而是风餐露宿，那么我们也就不会被倒塌的房屋砸死了！
卢梭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相信理性和进步的思想家思想对立。卢梭产生影响与他们是同时的，他们都是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前的最后五十年内从事写作。不过他们之间也有某些共同之处。卢梭将“理性”和“自然”等同起来，这在整个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中是非常独特的。显而易见，卢梭的“自然”是真正人工的和做作的，在人工的程度上，它丝毫不亚于花园里被修剪过的矮树篱，在做作的程度上，它丝毫不亚于那个时代过于繁琐的宫廷礼节。卢梭的伊甸园般的自然状态与我们所了解的原始部落中的自然状态相去甚远。他的“自然的”教育也要求人们把成长中的人与周围的社会环境人为地隔离开，而今后他也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一生。总而言之，那是类似于当时贵族府邸整洁的花园里的一种田园牧歌式的风景。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卢梭强烈渴望真正未经雕饰的自然状态的弦外之音。西方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让人要激烈地表达出他的一种感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后来称这种感情是“文明的不满”。
与英国的休谟和稍后德国的康德一样，卢梭是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位天才，他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最尖锐的批判者，他超越了启蒙运动本身。
当路易十六在狱中读到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时，他说：“这两个人把法兰西给毁了。”他说得没错，因为从他的角度所理解的“法兰西”是那个君主制的旧法兰西。卢梭与法国大革命在大革命爆发的十年前，卢梭在他的最后避难所爱弥侬别墅里接见了一个崇拜他的羞怯的年轻大学生，他自称是来自阿拉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尔。“波旁王朝本来是可以支撑得住的，”后来拿破仑说，“要是他们对笔墨文字严加监督的话。”法国的共和宪法就是以《社会契约论》为蓝本而起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战斗热情就是从卢梭的革命性的激昂情绪中得到了鼓舞。当然，人们会问，卢梭是否真的赞成事实上所发生的那种革命。这倒无关紧要，因为不管怎么说卢梭的思想加速了革命的爆发。卢梭也预言了革命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悲剧性的内部冲突，即革命以高喊自由的口号开始，却以不宽容和专制独裁而结束。虽然卢梭竭力申明，但是他所主张的坚定的个人主义必然与他的个人主义服从公意的粗暴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以至于在卢梭的国家里，任何与国家宗教相敌对的行为都要受到死刑或流放的处罚。
卢梭与后世在广泛的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及其精神结果对于后世只产生了一半的影响，这与卢梭的两面性也是相符合的。另一方面，多愁善感的卢梭也是19世纪里针对18世纪的精神展开的一场“反运动”的前导。狂飙突进运动、浪漫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宗教革新运动都以他为自己的思想先驱。歌德和席勒这两位狂飙突进运动的发起人也对卢梭推崇备至。
而且康德也表示：“我天性爱好研究，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有一段时期，我相信这本身就可以提高人类的尊严。是卢梭纠正了我这种自高自大的优越似的考虑和感情。”此外，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引用如下句子：“就国家对它的成员而言，国家由于有构成国家中一切权利的基础的社会契约，便成为他们全部财富的主人；但是就国家对其他国家而言，则国家只是由于它从个人那里所得来的最先占有者的权利，才成为财富的主人的。”
3．德国
与论述西欧启蒙运动相比，我们在这里却只给德国启蒙运动留出了较小的篇幅，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德国启蒙运动的意义不太大——尽管法国启蒙运动，尤其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从整体上说对欧洲的历史影响要大一些，而且它对法国人的思想和个性所产生的持久和强烈的影响也是德国启蒙运动无法与之相比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对第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莱布尼茨已经有所认识，是因为我们在下一章里还要专门论述康德，在康德那里，启蒙运动达到了它的顶峰和终结。在莱布尼茨和康德之间的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可以说并不属于欧洲意义上的一流哲学家。
作为表达哲学思想的工具，德语在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像18世纪的法语所达到的那种精细和完善的程度。只是到了歌德的时代，德语才发展到这个阶段。在此之前用德语写作的哲学家大都使用许多外来词，而且他们为了找到一个恰当的词也是绞尽脑汁。从某种程度上说，康德也在此列。与伏尔泰的那种优雅华丽的文笔和卢梭那种革命性的热情相比，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文献则显得有些学究气，平淡无奇，枯燥乏味，几近于老气横秋。除了与上述的历史背景有关系之外，这还与德语语言本身有关。
我们在上一章里曾经提到的思想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正是由于他的学究气，由于他清晰的合乎逻辑的思维方式而被康德称为德国“缜密思想的创始者”。沃尔夫首先在哈勒执教，后来由于受到教会势力的排挤而离开了那里，他去了马堡，并在那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弗里德利希大帝上台后，非常崇敬地立即把他召回哈勒。在康德的主要著作发表之前，沃尔夫的哲学在他活着时和他去世后都一直在德国大学独领风骚。尽管他的哲学在个别地方有另辟蹊径之处，但就其内容来说，他的思想基本上是莱布尼茨思想的体系化、发展以及在所有知识领域内的运用，因此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论述他的哲学。但是，沃尔夫对德语做出的功绩是我们必须提及的。沃尔夫都是用德语执教和写作，至少在他活动初期是这样。通过他，德国科学和哲学才逐渐学会自由地使用自己的母语。至今在德国仍然使用的哲学术语大部分都是他创造的。
要不是普鲁士的弗里德利希大帝，英国和法国的启蒙思想也不可能对德国思想产生那么强烈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位“无忧宫里的哲学家”本人也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他间接地影响了德国启蒙运动，他将德国和外国的学者召集到他的宫廷里。
19世纪时，人们将他的著作结集出版，加起来有30卷之多，其中有许多政论文章。他对哲学的理论方面不太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哲学的实践方面。在他漫长的当政期间，他曾经试图将他的基本原则付诸实践，尤其是他的无条件履行义务的道德信条和胸襟开阔的宽容的宗教和文化政策，因此人们称他的统治是“开明的专制主义”。他于1740年发布的指示已闻名于世：“宗教必须宽容，国家应该时刻注意，不要让一种宗教损害另一种宗教，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获得幸福的方式。”弗里德利希曾经支持过沃尔夫，也支持过伏尔泰、拉美特利以及其他法国思想家，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弗里德利希在位期间，康德也因此而享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关于国家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弗里德利希的观点也是家喻户晓的：“君主是他的国家的第一仆人。”这与路易十四的“L”Etat C'est moi”的名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弗里德利希在他的那句话里不仅说他是“仆人”，而且还特别强调了他是“第一”仆人。因此，他的统治既是开明政治同时也是一种专制主义。
更为关注的不是建立独创的新哲学体系；历史功绩主要在于强调了实践和道德理性的重要性，并且即使观点并没有直接导致革命性的变革，但是也对德国的思想和实践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弗里德利希的这些思想特征同时也是康德之前的整个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特征。这些特征也显现在高特利普．埃弗拉姆．莱辛的身上，或许他是这一时期德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他既是诗人，也是思想家和哲学家。尽管当时几乎没有第二个德国人比弗里德利希二世与莱辛的思想更接近，但是莱辛却从来都没有真正接近过国王，因为国王一直都对莱辛抱有成见，这主要是伏尔泰从中作梗，因为他曾经与年轻的莱辛发生过争执；其中另外一个原因是，虽然弗里德利希能够兼收并蓄地对待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但是对于自己国家内部真正重要的思想他却常常视若无睹。
摩西．门德尔松和弗里德利希·尼古拉。在与莱辛相关的人物中，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赫尔曼·萨缪尔·莱马鲁斯，他是一位针对《圣经》的启示宗教展开尖锐批判的思想家，并且也是一位自然神论的理性宗教的捍卫者——莱辛在柏林的朋友圈子里另外两位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
莱马鲁斯死后，莱辛整理出版了他的《上帝的理性崇拜者的辩护》。他自己也强烈反对不自由和不宽容，而宣扬人性和宗教宽容，他理想中的人物智者纳旦就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莱辛认为，这是历史上各民族在宗教的名义下产生的仇恨和狂热所造成的。但是，与激进的法国启蒙主义者不同，莱辛并不是好坏不分一概否定。尽管有那种令人失望的认识，但是他却试图在人类的历史中寻找一种意义。他于1780年发表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论人类的教育》，在其中，他表达了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逐渐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思想。历史上的宗教就是这条道路上的各个阶段。伟大的宗教创始人教导人类，真理必须是逐步才能获得的。宗教和政治作为最重要的教育工具会帮助人们逐步地掌握理性和获得爱。当然这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 。人类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他理想中的终极目标。同样，人类也不可能追求到终极真理。
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是哲学家和法学家，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使德语成为德国大学的课堂用语，他筹建了哈勒大学，结束了对巫婆的审判，这多半要归功于他勇敢反对这种荒唐行为。总之，他是个真正的“启蒙者”。托马修斯在1690年以前就开始产生影响：他于1687年首次讲课时就开始使用德语。1691年，他同样是用德语出版了他的《论理学入门》。新近的研究者认为，托马修斯是德国启蒙运动的最早代表之一，而且他的思想也不再仅仅是对英国和法国启蒙思想的反映，而是扎根于德国本土的精神生活中。
4．对启蒙运动的评价
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的启蒙思想运动，就其哲学基本观点而言以被划分为不同的发展分支：
理性主义——相信理性的力量，主要以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为代表。
经验主义——相信经验是一切认识的基础，主要以洛克及其英国的后继者为代表。
怀疑主义——对人类认识所能达到的范围表示怀疑，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培尔。
唯物主义——其代表人物有霍尔巴赫、拉美特利和狄德罗。
自然神论——以柴尔波利和伏尔泰为其主要代表。在其他语言中它有时被误解为theism 。它介于一神论 和无神论之间。自然神论者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是上帝并不干预世界的进程 ，所以有人指责说，自然神论者发明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上帝”。
虽然启蒙运动的理想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曾经历过血腥的恐怖，好像要以破灭而告终，但是哲学家们对理性、自由、宽容和人道的追求在经过人类漫长的努力之后最终还是得以实现。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期曾经像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那样对公共意见和社会发展产生过如此强烈的影响。这些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理想的实现应归功于人类取得的如下成就：废除了刑讯，结束了对巫婆的审判，人道地对待精神病患者，废除了残酷的肉体刑罚，废除了奴隶制，实行权力分立 ，结束了宗教战争，废止了审查制度。
一一简言之：正如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和后来的1789年《人权宣言》以及如今的美国宪章中所表达的那样，人权逐渐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