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走后，郁达夫从日本赶来，不仅独自承担季刊的编辑、改稿、校对等工作，还负责实施“创造丛书”出版事宜的诸多烦琐工作，前后才半个月的时间，上海《时事新报》就刊登出《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几经周转后，《创造》季刊创刊号终于在1922年5月1日出版问世。
对郁达夫的才干，郭沫若佩服至极，在来信中赞赏有加。而郁达夫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自1921年由泰东书局出版单行本后，在国内文坛激起强烈的震动，不久就售出三万多册，甚至有苏州、无锡的人专程来上海购书。郁达夫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文坛上一颗备受瞩目的星星，引来各界众说纷纭。
可是，郁达夫得到更多的不是赞美，而是负面抨击。由于《沉沦》有大量对个人欲望、忧郁、苦闷的剖析，以及毫不掩饰的性描写和变态性心理的袒露，引来一些封建卫道士不断谩骂，指责这部小说问世是大逆不道，说郁达夫是颓废派的“肉欲描写者”。在这般毁誉交加的情况之下，郁达夫异常失落苦闷。幸好书出版半年后，周作人以“仲密”为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站出来公开为《沉沦》辩护，让他心存感激。后来，在1928年出版的《郁达夫代表作》的扉页上，郁达夫写了这样一段题词：“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
结束十年留日生涯的郁达夫一回到上海，就深陷于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战中，这源于他执笔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出版预告中，有尖锐语言攻击文学研究会，指责他们垄断文坛，扼杀新兴文艺。结果遭到文学研究会的大规模强烈反击，首先上阵的是沈雁冰，他发表在《文学旬刊》的《“创造”给我的印象》一文中，对《创造》季刊的作品逐篇加以评论，断定它们“不能竟说可以与世界不朽作品比肩”，所以“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
郁达夫为自己挑起的论战隐隐不安，就在双方论战最激烈时，他极力消除双方的敌对情绪，主动与郑振铎联系，并接近朱自清、许地山等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尽力要做好使双方和好的工作。
1922年，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举行诞生一周年纪念会，郁达夫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邀请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成员一同来参加，借此消解双方的隔阂。郭沫若也赞成这个想法，于是郁达夫就拉他去找郑振铎。在郑振铎的暗中帮助下，这两派争吵了数月之久的作家们在一品香饭店相聚，最终在饭桌上举杯畅饮，一笑泯恩仇。
尽管这场聚会有促进双方了解的作用，但是，某些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在席间的一些不太配合的言辞举动，让郁达夫不太满意，尤其沈雁冰说话时的讽刺语气，更是让他很不舒服。再加上沈雁冰此后不久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更让他的不快之感剧增。在不满情绪的作用下，郁达夫写下了《血泪》，目的是讽刺郑振铎他们提出的“血泪文学”。由于不见文学研究会再有反击，郁达夫才平息了内心的气焰，双方的文字论战就此结束。但是，另一场与郁达夫有关的笔墨战又展开，因他发表在1922年8月《创造》季刊第二期的《夕阳楼日记》激怒了北大教授胡适。
其实，早在1919年秋天，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逗留北京期间，曾给炙手可热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写过一封求见信，结果音信全无，再加上考试落榜，促使满腔热情的郁达夫因失望过度而转生恨意。
就在胡适跟着他的老师杜威，在国内四处宣讲他们的实验主义理论之时，郁达夫却以一针见血的笔调假借批评余家菊翻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错漏，批评国内文艺界的一些不良现象，首当中伤的就是自美国归来后被誉为思想界权威的胡适。
《夕阳楼日记》发表不到二十天，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上就出现了一篇《编辑余谈？骂人》，表面是为余家菊辩护，其实是对郁达夫进行反击，不但将他的作品全盘否定，还骂他“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这时候的郁达夫正在安庆教书，他迫于生活拮据，乡下的妻子与母亲关系不和，只好再回一年前执教过的政法专门学校。此次再去安庆，郁达夫的境况与以往不同，有妻子随行，不能像一年前那样生活放浪。
如今家庭开支繁重，郁达夫将教书之余的时间都用在创作上，写下了独幕剧《孤独的悲哀》、中篇小说《夜茫茫》、长篇小说《春潮》的开头几章等，没想到却成了学校里卫道士和守旧派攻击他的把柄，说他是“最有名的黄色作家，一本《沉沦》毒害了多少纯洁少年”。可就连胡适这样的文化导师，竟然也会如此“口不留人”，让敏感脆弱的郁达夫委屈难当。
在社会上受尽排挤和责骂的郁达夫，只好将内心的不满和苦闷回家向妻子孙荃发泄，起先是几天一次，后来恶化成一天一次或者一天几次。郁达夫一旦激动起来，就对妻子辱骂，殴打。骂完后，看到已经有身孕的妻子可怜巴巴地跪在地上，自觉心疼，便上前安慰、爱抚、道歉，说明自己发脾气的原因，请求妻子原谅，然后夫妻俩抱头痛哭。
在创造社同人的鼓励下，他写了《答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很快就收到了胡适《浅薄无聊的创作》的回敬。最终，胡适的作态激怒了整个创造社的成员，郭沫若等人纷纷写文为郁达夫辩护。严酷的精神重压让郁达夫创作出了著名的历史小说《采石矶》，一下击中了胡适的软肋，也击醒了这位文化导师。为守护自己的声誉，胡适主动道歉，以“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的诚意，希望结束这场无聊的论战。
郁达夫接受了胡适的诚意，也写了一封语气平和的回复信，双方就此和解，但他的好日子远没有到来。因为长期精神紧张，营养不良，孙荃肚子里的孩子还未足月就出生了。郁达夫对于这个长子还是寄予了厚望，取名龙儿。但是，孩子的到来让日子愈发艰难，靠教书难以维生，郁达夫打算另谋差事，辞掉教职工作，托哥哥在银行谋个差事。没想到那个银行因政治问题办不起来。这时的郁达夫百般无奈，只好闲居安庆，终日借酒消愁，喝醉了就大骂妻子是他的脚镣，儿子的出生是一个悲剧，天天要赶他们回富阳去。最后，自责的妻子在一天晚上偷偷跑出去投江，幸好被人救起，因受凉发烧住进了医院，这才让郁达夫对自己对妻儿的行为有了反省。
等妻子病好后，郁达夫离开了安庆，打算全家回富阳老家隐居。他们转道上海，与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的成员见面，朋友们得知他的想法，纷纷劝阻，动摇了郁达夫归隐的心。贤惠的妻子看出丈夫的心思，体谅他的难处，于是主动提出带儿子回老家，留他在上海与同人们经营创造社。
当年的三巨头会师上海，给创造社带来了新活力，郁达夫也摩拳擦掌，打算改换头面，创造出一番新天地。
首先他们在上海招兵买马，三人联合起草《创造社启事》。一经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刊登后，获得响应者颇多，楼适夷、叶宗泰等文学青年慕名而来，给创造社增添了新活力。
随着队伍的扩大，郁达夫他们又在《创造》季刊创刊一周年之际，增办周刊。1923年5月13日，《创造周报》第一号创刊发行，获得文学青年们的热烈响应，很快就风靡全国，创造社声名鹊起。随后《中华新报》打算与创造社合作，经过多方磋商，名为《创造日》的日刊诞生，每天在《中华新报》上刊出。
就在创造社的社会声誉如日中天之时，郁达夫的创作力变得十分旺盛，但是他依旧苦闷，主要原因是生活依旧贫困。1923年8月，郁达夫接到北京大学聘请他担任统计学讲师的电报，彻底摧毁了他的坚持力，他决定到北京去。尽管创造社的郭沫若和成仿吾都反对，他还是乘船北上，在海行途中不断地给他们写信，希望获得理解。他说：“沫若呀，仿吾，成均，我老实对你们说，自从你们下船上岸之后，我一直到了现在，方想起你们三人的孤凄的影子来。啊啊，我们本是反叛时代而生者，吃苦原是前生注定的。我此番北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为寻快乐而去，我的前途风波正多得很哩。”
事实正如郁达夫所预料的那样，在北京的日子并不好到哪里去。最初，他是满怀希望去的。初到京城，多少有点当年去日本留学时的兴奋，他换了件新夹衣，剃掉数月来积下的长发和胡须，努力振作，希望能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特别是与鲁迅做了同事，在最初的一段日子里，确实让他有种充实快乐的惬意。在此间，他还援助过向他发来求助信的正在北京落难的沈从文。
因郁达夫离开了上海，创造社很快陷入困局，之前由他一手缔造的《创造日》于1923年11月2日停刊。接着波及其他创造社出版的刊物，就连他们的创刊号《创造》季刊也危在旦夕，苦撑一年后也以停刊告终。这下，曾辉煌一时的创造社仅剩下一份《创造周报》了。为保住这最后的阵地，郭沫若只好给郁达夫写信，告诉他“周报我只想坚持一年，出满五十二号后我不愿再在上海鬼混了”。由于生活所迫，郭沫若让妻子带三个孩子回日本，并做好“折返日本，向生理研究室中作一辈子的土龙”的决定。到了1924年的4月，郭沫若登上了去往日本的客船，创造社只留成仿吾独自经营。
为此，郁达夫于当年5月回上海，他本想与成仿吾商量结束《创造周报》的事，没想到北京的太平洋社又提出与创造社合办一份周报的意见，他们欣然同意，并在报纸上发布了告示。就这样，成仿吾去广东大学当教授，郁达夫回了北京。他们只于1924年12月13日在北京创刊的《现代评论》上发文章。后来因发觉被利用，创造社的全体成员愤然离去，轰轰烈烈的创造社顿时化作乌有，停止了一切活动。
这时的郁达夫苦闷非常。由于在北京大学教的统计学不是自己喜欢的内容，他对教书毫无兴趣，每周几小时的课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煎熬。再加上创造社的衰落，更使得他内心空虚寂寞，于是他总用摔镜子、剪烂衣服等行为来排解苦闷，或者是去逛花柳胡同，经常去拜访一个名为银弟的妓女，尽管没钱，也东挪西凑地在她身上花了好几百元。
颓唐的生活几乎占据了郁达夫在北京的大部分时光，他自暴自弃，不许朋友在他面前谈论文学，更不许提他的作品和创作，否则那些好不容易压抑住的烦闷就会爆发。1925年，郁达夫以“逃”的姿态离开了北京，在武汉武昌师范大学担任文科教授。
来到武昌师大，郁达夫总算嗅到了一些新鲜空气，由于教授的“小说”、“戏剧”、“文学理论”三门课程都与兴趣相符，他不但能轻松应对，还激发了创作热情。此间根据自己的讲义整理出了《小说论》、《戏剧论》、《文学概说》三本文艺论著作。可是，郁达夫却不满武昌师大新旧两派的势力斗争，陷入了险恶涡流中，难以摆脱旧势力的攻击和纠缠，大大消减了他起初旺盛的创作力，整整一年下来，他只写成《寒霄》、《街灯》两篇质量平平的小说和散文。最终他在武昌师大内部矛盾最尖锐之时，因无法忍受攻击，愤然辞职，乘船下上海，与郭沫若他们会师，打算重振创造社。可刚到上海不久，他因劳累而肺病复发，只好去杭州的疗养院养病，次年2月才病愈回到上海。
重回上海的郁达夫是踌躇满志的，他不仅恢复了健康，创造社的创建工作也基本完成，他们新打造的《创造月刊》也于当年的3月16日出版。为迎接社会革命潮流，他们去到了革命大本营广州，一边在广东大学执教，一边运作创造社。随着郑伯奇等创造社的骨干纷纷找来，他们决定成立广州分部，由郁达夫负责日常工作。此后，一边执教一边运营广州分社就成了他每天主要忙碌的事情。
可是，就在他刚在广州稳定下来时，北京传来龙儿病危的消息。等他赶到北京，这曾被他比喻作“悲剧的出生”的孩子因患脑膜炎已夭折多日，连葬礼都来不及参加，仅留下几堆烧纸钱的痕迹和难以磨灭的回忆。
在北京度过了一个悲伤的暑假后，在学校和创造社成员的催促中，郁达夫只好继续独自南下。而这时的广州，因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气氛变得极为紧张，到处戒严，国民党右派分子控制时局，就连教育和大学也在他们严控之下。
不管是学校里的事，还是创造社的事，都让敏感的郁达夫提早感到革命的幻灭，导致他对现实愈加不满。就在这时，成仿吾来找他商量创造社账务整顿之事，最终他被推荐为总务理事，主编《创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他刚将刊物经营得风生水起之时，因以笔名“日归”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的《广州事情》揭露了广州革命政府的腐败现象，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引来了革命政府的威胁、恐吓，甚至在报刊上发文章攻击谩骂郁达夫。
深受牵连的当属创造社，社员们责怪郁达夫，并将此间创造社遇到问题的根源都推到他身上。眼看十多年的老朋友们一个个拔剑相向，他黯然而去，于1927年8月15日在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同时登出《郁达夫启事》，以此向付出了巨大心血的创造社诀别。尽管选择以退步来弥补此事，但是，《广州事情》引来的麻烦，终是他日后与郭沫若反目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导致他人生路上出现一个十分重要转折的原因。风雨佳人痛心扉
在郁达夫的人生历程中，1927年的苦闷不再是空穴来风，不过，因赢得佳人王映霞的芳心，那些苦闷都因得到了抚慰，最终化作了郁达夫逆境重生的动力，也使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1927年1月上旬的一天，郁达夫在上海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买书时，遇到了多年不见的也曾在日本留学的浙江桐乡的孙百刚，两人分外高兴。一周后，郁达夫拜访孙百刚在上海尚贤坊四十号避难的寓所，见过了孙太太和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姐——王映霞。
王映霞是孙百刚的父亲的好朋友——杭州名士王二南的孙女。她是名门闺秀，聪慧过人，不仅在外祖父开的蒙馆读《三字经》，还在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在随孙百刚来上海避难之前，她曾是一位教师。书卷气质配上绝色美貌，年方十九岁的王映霞瞬间让郁达夫神魂颠倒。当天就在日记中写道：“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
日后，郁达夫以自己的方式，对王映霞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尽管孙百刚出面阻止，觉得他们俩不合适，并提醒他是个年已三十的有妇之夫，别忘了远在北京的孙荃和儿女，依旧没能浇灭郁达夫的热情，反而因为这些感情禁忌，使他变得痛苦，不断地在情书里向王映霞倾诉他欲死欲生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