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自闭的成长
郁达夫的老家富阳，位于“一川如画”的富春江边，是一座自秦朝就建县的文化古城。这里东距杭州八十余里，西离桐庐不过百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就是人杰地灵之美地。
郁家是富阳当地的书香世家，代代出仕，可惜太平天国以后就开始衰落了。到了1896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三年，郁达夫出生时，郁家落魄得仅剩一座三开间的旧式小楼和六亩薄田。而他的父亲郁企曾，这个既当过塾师和中医，又曾做过县衙文房司书和税务员的才子，在郁达夫三岁那年，被生活的负重折磨得恶病缠身，才三十八岁就离开人世。
父亲逝世后，家庭的重担由母亲扛起，她整天为收地租、碾米等事外出，对郁达夫的照看甚少。随着大哥郁华（字曼陀）、二哥郁浩（字养吾）去了学堂，姐姐郁凤被送去当童养媳后，再无人关心郁达夫的饮食起居，他就像放养的羊羔，自生自灭，整天面对的只有空荡荡的房子和祖母死气沉沉的念经声。
在这样的境况中成长，郁达夫“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由此形成他孤僻、自卑，感情丰富且脆弱无比的性格。寂寞的童年，幸好有翠花和阿干两个同龄孩子做伴，他没事就和翠花去花坛台阶上看大缸里的金鱼，实在闷得慌就跑到富春江上看风景。阿干还带他去爬山，在打柴时不忘给他带来刺莓、映山红等野果。当他不慎落水后，醒来得到了翠花的关心和拥抱。这些不但给郁达夫灰白色的童年投下了微亮的光，还促使他变得早慧敏感，过早深入地学会去感悟世间的冷暖悲欢。
尽管家穷，书还是必须读的，郁母不曾忘记宗族的祖训，于1903年春天，将郁达夫送入魁星阁私塾读书。在这里，郁达夫读完了《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1907年，春江书院改成“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郁达夫幸运地成为新式学堂的第一批学生，是全校学生年龄最小的一位。可谁也没想到，他在年底的考试中平均成绩却名列前茅。老师看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尤其文学才华初露端倪，就批准他跳过一级，这在当地引起轰动，引来方圆百里的乡亲竞相观看。
早在私塾里接触到古典文学作品时，郁达夫就表现出极浓的兴趣，很早就尝试写旧体诗，九岁就展示出惊人的才华。由于学堂的教学方式较自由，学业轻松，郁达夫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还系统阅读了《史记》、《三国志》及唐宋古诗文，也看了《石头记》这样的奇书。小学毕业时，学校奖给他一部《吴梅村诗集》，被郁达夫视作学习写旧体诗的工具书。
随着身体、心智快速成长，外加班上一些年纪大的学生在谈论和追逐异性，使得他朦胧的性意识觉醒，长期被孤独压抑的情感世界春波荡漾，并找到了排解寂寞、寄托灵魂的支点，那就是爱情的体验。
她是来自附近赵家的闺秀，与郁达夫同龄同辈，彼此熟识。由于她举止大方，衣饰讲究，正值豆蔻年华，自然成了街坊邻居竞相谈论的对象。每当遇到赵家小姐，见她对自己微笑着点头问好，正值青春期的郁达夫就面红耳赤，心跳加快，觉得她那白皮肤，瓜子脸是多么美。后来，在一名同学的帮助下，他与赵家小姐有了正面接触，两人往来日益频繁。
在去杭州考中学的前一夜，在学堂举办的送别毕业生的酒宴上喝得脸颊绯红的郁达夫，趁着酒性来到赵家，推门后只见赵家小姐正独自在灯下练字，银色的月光将美人衬托得玲珑剔透，使他的心头涌起一股热浪。郁达夫大胆地将灯吹灭，把赵小姐吓了一跳，借着窗户映入的月光看到是他，这才镇定下来，娇羞着不说话。郁达夫走过去捏住她的手，两人轻声谈笑，幸福无限，直到传来母亲和女佣进门的声音，赵小姐才赶紧将油灯点亮，郁达夫从侧门溜走，一对小鸳鸯就此被打散了。
这次离别前的幽会，给郁达夫敏感阴郁的心灵带来一种水样的春愁，同样也增加了他在外求学时的思乡情绪。在杭州投考中学堂的那几天，十四岁的郁达夫被西湖的秀丽景色吸引，和同行的几名同学以及正在杭州陆军小学堂读书的二哥一起，终日游山玩水，把带来的钱花了不少。等到发榜日，虽看到自己榜上有名，却因缴不起膳食费而只好在旅馆里发愁。最后几名考不上的同学决定去投考嘉兴府中学堂，郁达夫看上那里收费更低，于是欣然随去，一年后才转入杭州府中学堂继续学习。
也许是身为插班生的缘故，或者是因家境、思乡等种种原因，郁达夫总是独来独往，不爱交际。却因写得一手好文章，经常得到国文老师的赞美，总被拿来与一名戴金丝边眼镜的同学并列，那就是日后著名的现代诗人徐志摩。
中学时代的徐志摩总爱高声笑，跳来跳去，十分快乐的样子，而郁达夫是一个沉默忧郁的独行侠，他将生活的乐趣寄托在阅读里，一旦节省下余钱就到梅花碑一带的旧书摊去买书。读了《花月痕》之类的才子佳人小说后，郁达夫萌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还努力钻研《白香词谱》，提升旧体诗的创作技法。后来，他投稿给《全浙公报》的一首仿宋五言古诗获得发表，不仅获得自我的肯定，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每天除了读书就是写作，作品源源不断地在《之江日报》，还有上海的《神州日报》上出现，让他大有“想大叫起来”的快感。
1910年9月，郁达夫转进之江大学预科班，不久因卷入学校风潮而被校方开除。紧接着，浸礼会办的蕙兰中学将几个学潮骨干当作“义士”吸收了去，郁达夫在蕙兰中学读了三个月，对中学非常失望，连带是对中国学校的教育失望。他决定回家自修，十分自信地认为，家里有不少祖传典籍，足够自己研读两三年的了，凭着现有的学力，自学英语应该没问题，可能还比待在学校里进步更快。
从1911年春至1913年秋，郁达夫过上了离群索居的自学生活。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郁达夫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还饱读《资治通鉴》、《唐宋诗醇》等著作。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后，富阳家家户户挂起了五色国旗。此时的郁达夫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时刻关心着社会政局的发展，当听闻袁世凯要称帝复辟时，他深感幻灭，除了闷在小楼里苦读别无他法。直到大哥郁曼陀为新落成的北洋政府改订司法制度而被派往日本调查，郁达夫提出要跟着去留学，得到应允，才从此掀开了他新的人生旅程。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
1913年9月下旬的一个早上，虚岁十八的郁达夫穿上一件半新旧的夹衣，带上几本线装旧书，随兄嫂一同离开家乡。他们先到上海，为购买船票和应酬逗留几日后，最终登上去往日本的邮船。此次离乡，他没了十四岁在杭州求学时的乡愁情绪，反而有“饱吸了几天天空海阔的自由的空气”的兴奋。在日本的长崎登岸后，接着先后经过濑户、神户、大阪、京都、名古屋等城市且玩且行地走了一圈，直到10月底才抵达东京，在小石川区租房住了下来。
当年11月，郁达夫进入神田的正规学校补习中学功课。渐渐地，他发觉生活上有诸多不便，再加上语言不通，大哥对他管教严厉，生活枯燥到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当初的兴奋劲被消磨殆尽，他“方才感到离家去国之悲，发生了不可遏止的怀乡之病”。于是他写下了“闻道江南未息兵，家山西望最关情。几回归梦遥难到，才渡重洋已五更”的诗句，抒发他的思国思乡之情。
当时中国政府和日本教育局曾签有五校官费的协议，但凡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都能享受政府官费支持。而且，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还为中国留学生设立一年预备班，留学生只要考上预科，政府将补贴每月的衣食住行，一直到大学毕业为止。
为了争取经济独立，摆脱依赖兄嫂引来的生活不便以及精神上的苦闷，郁达夫发奋读书，决心考取官费，“竟会到了附近炮兵工厂的汽笛，早晨放五点钟的夜工时，还没有入睡”。最终郁达夫如愿于1914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由于郁曼陀劝告他学医较有出路，郁达夫只好由第一部的文哲经政科转入第三部的医科，与郭沫若做了同班同学。一年后，郁达夫以第三部名列第四的好成绩，被发至名古屋的第八高等学校学习，告别了他居住近两年的东京。
郁达夫是带着极不情愿的心情去名古屋的。后来他如此回忆道：“离开东京，上日本西部的那个商业都会名古屋去进第八高等学校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悲凉与无限诅咒。”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位于离市中心有十里远的东郊乡下，全校只有十五名留学生，郁达夫进入八高学的仍是医学，班上仅有他一个中国人。
这样的环境，更增加郁达夫内心的苍凉感，外加当时的日本盛行武士道精神，到处充斥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中国尤其歧视。他终日心情抑郁，不久就患上了精神衰弱症，导致期末考试时，七门功课只考了三门，寒假期间不得不搬进环境幽静的梅林养病。
在梅林休养期间是郁达夫读书的好时光。其实，在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时，郁达夫就开始接触西洋文学。“这一年的功课虽然紧，但我在课余之暇，也居然读了两本俄国杜儿葛纳夫的英译小说，一本是《初恋》，一本是《春潮》。”他非常喜欢读欧美文学书，小说尤甚，而且涉猎广泛。日后他的同学刘海粟如此回忆道：“达夫亲口告诉我：‘我在日本看过将近千册英文、德文、日文小说。’他的阅读能力在我们的同时代人中属于罕见，一晚上看一两本小说在谦谨温和的达夫，是常有的事。”
郁达夫开始尝试写小说，《金丝雀》就是在这期间写成，可惜原稿已散佚，只保存下小说中的五首旧体诗。在班上，郁达夫的汉诗常常能惊艳四座，就连老师都为此钦佩。留日四年，郁达夫创作了两百多首诗，作品频频发表于《新爱知新闻》等媒体上，引来著名诗人服部担风的高度评价，他认为“风骚勿主年犹少，仙佛才兼古亦稀，达夫有焉”，郁达夫的名声在当地的汉诗界鹊起。
1916年5月的一天，郁达夫前往爱知县拜访服部担风。源于郁曼陀当年留学日本的渊源，德高望重的担风对郁达夫一见如故，他们谈话愉快，成了忘年交。此后郁达夫多次拜访担风，还参加了他主持的“佩兰吟社”的定期集会。
寒假过后回八高继续读医科，郁达夫发觉自己真的不喜欢学医，他的同学钱潮在回忆里这样说他：“不大去上课，经常喝酒作诗，每到星期天，更是独自一人到郊外漫游，流连忘返，或者到公园里，高声吟诵中外诗歌和自己的诗作。”在国内的郁曼陀来信痛斥他这放任不羁的行为，两人发生了一次争吵后，郁达夫赌气似的放弃学医，擅自改学文科，从头读起，因此延长了他在名古屋学习的时间，由三年变成了四年。
学文科，对于郁达夫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不费吹灰之力他就能轻松完成学业。如他自己所说的：“学校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馆找女孩子喝酒。”郁达夫对日本少女素有好感，对她们肥硕的身体，洁白滑腻的皮肤尤为赞扬，而且日本女性性格开朗，喜爱自由，容易接近。日本在两性问题上，不像中国那么禁锢多多，明治维新后，性感女优的妖艳照片广泛流传，淑女名媛的艳闻随处可见。
正值青年的郁达夫在日本追求过好几名少女，邂逅自己所住公寓的老板的女儿后藤隆子后，他动了真情，还写下“我意怜君君不识，满襟红泪奈卿何”的诗句相赠。然而，当隆子得知他是“支那人”后不再与他往来，这段爱情最终因种族歧视而给他留下了忧伤的记忆。
恋爱屡屡挫败给心性敏感脆弱的郁达夫带来了极大的心灵创伤，更加重了他的性苦闷。他常到酒馆借酒消愁，也曾尝试通过看书转移情绪，使自己振作起来，可是苦闷感却日积月累到无法抑制的地步。在一个雪花飞舞的午后，他踏上了去往东京的列车，希望这场旅行能减轻些许寂寞的痛苦。夜半时分，列车在东京郊外的一个小站停靠，一路喝得有几分醉意的郁达夫却擅自下车，鬼使神差地走出月台，跳上一辆人力车，用头巾掩住脸，大声吆喝道：“去妓院！”
在妓院与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买妇”有过一次百感交集的性发泄后，妓院成了郁达夫排遣苦闷的好去处。但每次事后他都很后悔，自怨自艾：“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对国家所抱负的希望，现在还有什么？”
1917年暑假，郁达夫奉命从日本返回富阳老家，意在与比他小一岁的孙荃订婚。尽管他对这种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不满，但还是被知书达理、略通音律的女子打动了。有了不少书信往来后，他将情感的苦闷寄托在她身上，试图振作，慢慢地竟产生了依恋之情。回日本前夕，他依依惜别，写下了“一纸家书抵万金，少陵此语感人深。天边鸿雁池中鲤，切莫临风惜尔音”等七首诗，赠予孙荃。此后，尽管分居两地，但远在日本的郁达夫将未婚妻当成了倾诉苦闷的好对象。
1919年7月，郁达夫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接着升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这一年9月，他接受大哥的建议，回国参加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试，结果名落孙山，这让一贯自视清高的郁达夫深受打击。10月19日，他再次参加文官考试，未被录取，这让他悲愤交加，决定再回日本复学，心情晦暗至连给未婚妻回信都懒得动手。可孙荃一如既往地给他理解与安慰，最终水到渠成，郁达夫于1920年从日本返回富阳老家与孙荃完婚。
新婚日子里，二人相处融洽，彼此沉浸在探索夫妻生活的好奇和快乐之中。但是，随着郁达夫回国谋生无门，生活落魄，心灵饱受理想失落、怀才不遇的苦闷情绪摧残，导致他开始质疑这桩婚姻，对两人的情感一概否定。波折不断的《创造》之路
1922年7月，郁达夫得到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学士学位，他打算结束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活，回国打拼一番事业。他从东京乘船回上海，在哈同路民厚南里的泰东书局的新址与郭沫若会合，共同主持《创造》季刊的开办工作。
早在东京“一高”读预科时，郁达夫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有成立文学社团的想法，打算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自1920年春天，在郁达夫寓所召开“橘子会”后又相续开了几次会议，最终具体商定组社和出版杂志的问题，将刊物名称定为“创造”，暂且以季刊形式出版。1921年7月初，身受重托的郭沫若离开日本，在上海筹划出版《创造》季刊的各项事宜。两个月过去，不但没理出个头绪，反而被十里洋场的浮躁弄得疲惫不堪。郭沫若自觉无力主持工作，决心回日本复学，按期拿到文凭后再说，也好将来找工作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