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阳见到刚从逃难中安定下来的王映霞，郁达夫就对她发了一通脾气，怪她擅自离开杭州也不通知一声。而王映霞独自承担全家大小的逃难工作，十分辛苦和无助，忍不住与他大吵起来。其实，郁达夫是带着很深的怀疑回来的，他在福建任职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时不时听说王映霞红杏出墙的绯闻。
美丽而正值盛年的王映霞在接人待物方面很老练，经常出入上流社会交际，与达官贵人往来频繁，其中关系甚密切的当属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风雨茅庐”建成后，尽管郁达夫已人在福建，但郁家由美丽老练的王映霞操持着，依旧门庭若市。而今绯闻一出，郁达夫不由得联想到许绍棣，外加他去斐仙庙里拜菩萨求签时，抽得了一句“鸣鸠已占凤凰巢”，这更让郁达夫对王映霞出轨的事深信不疑。
在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之前，郁达夫专门赶到浙江丽水，决心要带王映霞一起去武汉，尽力挽回两人的感情。这时候关于王映霞的绯闻已很多，不少浙江老乡都确认她与许绍棣有关系，而且认为王映霞从富阳到丽水避难后两人已同居了。
郁达夫在丽水找到王映霞，发现她确实和许绍棣住在同一幢楼里，顿时火冒三丈，没弄清原因就大骂王映霞，而饱受委屈的她也毫不示弱地与他争吵不休。如果没有许绍棣的帮助，王映霞肯定不能和这些政府官员在同一幢楼里避难，享受同等的待遇和保护。可郁达夫并不关心这些，死死质问她与许的关系。
这回，倍感委屈的王映霞也模仿他离家出走了。就在郁达夫到丽水的第三天傍晚6点，许绍棣驾车去碧湖，王映霞突然也随车同去。那天晚上的郁达夫彻夜不眠，他像一头困兽满屋子里转，羞耻、伤心、愤怒像巨浪一次次把他推倒。等到天亮时，王映霞回来了，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郁达夫再也忍不住了，气急败坏地一股脑儿地把他所听到的绯闻全说出来，不停地骂她“婊子、贱货”。
王映霞一反常态，不再与他争执，脸上只有失望的神情。等他吼完了，骂够了，她才对郁达夫的那些谩骂和指责进行反击和解释，一再强调自己与许绍棣交情普通，只是朋友关系。最终，她答应与郁达夫去武汉，以此表示自己的忠心。然而，此去并不能弥合他们越来越深的感情裂痕，反而激起更大的风波。
在武汉，郁达夫频繁到各地战场视察、慰问，经常不在家，而王映霞的绯闻依旧未停止过，郁达夫又听闻她与戴笠有不寻常的往来。从外地回到家里，郁达夫一见王映霞就生气，先是冷嘲热讽，后来是两人激烈争吵，郁达夫一气之下夺门而去，自己跑到酒馆里发泄了一把。
那天晚上，郁达夫没回家，次日他照常去上班，回来时孩子跑来告诉他说妈妈不见了。郁达夫跑进屋子里，发现她平时穿的几件衣物和皮包都不在了，他心头一紧，难道她和许绍棣私奔了？他翻箱倒柜，没找到一封书信或留言，最后从她平时最喜欢的一件丝衫口袋里抖出了一封信，果真是许绍棣写给她的情书。
郁达夫恨得咬牙切齿，在屋子里厉声痛骂王、许。悲愤之下，他提笔在丝衫上写了“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以此发泄怨愤。并将那封情书拿到照相馆翻印，遇见好朋友就送一份。这还不算，郁达夫还去报社刊登《寻人启事》。就在王映霞失踪的第四天，《大公报》上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
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可是，王映霞依旧下落不明，气急败坏的郁达夫打算再刊登断绝关系的启事，引来朋友们纷纷劝阻，田汉等同事也表示要尽力调解。就在这时，一名姓曹的杭州籍律师登门拜访，告诉他王映霞正住在他家里，由他的太太陪着。
郁达夫立即随曹律师一起出门，在曹家见到王映霞，立刻遭到她一顿痛骂。是那份《寻人启事》刺伤了她。王映霞不愿回家，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怎么敲门都不肯开。郁达夫打算在曹家过夜，无论如何都要把王映霞劝回去。经过曹律师一家的劝说和郁达夫的一番努力，次日早上，王映霞的态度才稍微缓和一些，但是她要求郁达夫在报纸上道歉，挽回她的声誉。郁达夫一口答应，抽出钢笔就要写。
可王映霞却不要他写，夺过笔自己在纸上飞快地写起来，不一会儿就递给郁达夫。只见上面写道：
达夫前以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王映霞女士，并登报相寻。启事曾误指女士与某君的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致歉意。
郁达夫不禁苦笑，“精神失常”、“语言不合”、“逼走”这些字眼让他心有不服，但他了解王映霞的脾气，只要王映霞回家，要他干什么都行，他内心依旧是爱她的。
1938年7月10日，汉口《大公报》又登出了郁达夫的《道歉启事》，他们的感情矛盾完全公开化了，一下子就成了武汉家喻户晓的新闻。这天，王映霞回家了，家庭风波就此宣告结束。回家当晚，两人进行了婚后最长的一次谈话，双方都做了忏悔和道歉。并立下协议书，希望能忘掉过去，重新开始，“再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可是，他们之间因性格问题而产生的感情裂痕，并非是一纸承诺就能够解决的，况且王映霞从来都是个聪明倔强的女人，她不像孙荃那样隐忍，不管郁达夫如何对待她，只会委曲求全、逆来顺受。为了自身利益，王映霞时刻敢与郁达夫抗争，倘若郁达夫有忤逆她的地方，她就会竭力进行打压和管制。到如今，两人早成了一对冤家夫妻。
毁家诗纪
武汉将失守，郁达夫和王映霞一家逃到汉寿避难。由于当地风景优美，物价低廉，在悠闲的田园生活中，两人的心情都平静了下来，夫妻关系好转，日渐进入温馨甜美的阶段。可是，随着福建政府复聘郁达夫去闽南赴任，两人的感情骤然恶化。
王映霞反对郁达夫再离开她去闽南赴职，因为当下社会混乱，战火纷飞，她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和一个老人实在力不从心，全家人好不容易团圆，才刚刚安定下来，他这一走就不知何时才能相聚了。
郁达夫丝毫不顾家人和王映霞的感受，坚持去福建赴任。尽管他一路上寄给她明信片，写信、赠诗，都不能平息王映霞心中的怨气。郁达夫离家两个月后，王映霞接到他打来的电报，让她带领一家人速来福州，然后随他一同去新加坡。郁达夫一心想换个新环境，好能有个新开始，他们当初在武汉闹的矛盾圈内人都知道，难免会有人在背后指点议论。可他没考虑到，当下的中国到处战乱，武汉沦陷后，大批难民四处逃散，纷纷往湖南、四川方向跑，交通拥挤不堪，并不是出行的好时机。
为了一家团圆，王映霞冒险举家下闽南。他们于1938年11月初离开汉寿，辗转来到长沙，准备坐车到浙江江山，再跨越仙霞岭到福州。当他们赶到长沙时，岳阳沦陷，长沙危在旦夕，就在他们挤上最后一趟去江山的火车时，身后的城市一片火海，他们寄存在长沙车站的行李全部遗失，里面有王映霞所有的书籍信件、全家人的照片、协议书、赠予书等，只带得少量的衣物上路。
到了江山，社会形势混乱让他们滞留了两个星期，在福州等不来人的郁达夫十分着急，不停地给他们拍电报催促。王映霞只好选择乘汽车去浦城，由于沿途交通拥挤，王映霞觉得一家人实在难以上路，她与母亲商量对策，决定两人分开行动，自己先带大儿子郁飞去福州，母亲就带两个小孩去浦城，先暂留在那里等候消息。
1938年12月18日，王映霞和郁达夫终于会合了，她带着复杂的心情登上了前往新加坡的轮船。王映霞一直烦闷不开心，心里放不下滞留在国内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并且将这一路上遇到的苦难和惊险，都归到郁达夫头上，怨他当初不听自己的话，非要去福建，如今还硬要出国。
在新加坡，郁达夫很快适应环境，在《星洲日报》干得如鱼得水，王映霞负责妇女版的工作，两人的生活物质宽裕，很快就从旅馆搬到了当地中产阶级住宅区里。可是，物质上的满足并不能平息王映霞积累已深的怨气，王映霞多次要求回国把母亲和孩子接来，郁达夫总有许多借口和理由推辞，说再等等吧。渐渐地，王映霞回国的希望也被现实消磨殆尽了，可她不再像过去那样与郁达夫争执吵闹，而是把怨恨压在心头，以冷漠反抗。他们一起出席活动时，两人还能在人前微笑，一旦回到家里，就谁也不理谁，自己做自己的，一句话都不说，夫妻俩完全陷入冷战状态。
随着夫妻隔阂越来越深，郁达夫也报复式地“重犯老毛病”。1939年3月的一天，王映霞在为郁达夫收拾书房时，看到桌面上有一本香港版的《大风旬刊》，无意间翻开目录，“郁达夫：《毁家诗纪》”刺入视线，她翻进内页，迅速阅读完后，羞愧难当地痛哭起来。
《毁家诗纪》的发表绝非无意，而是郁达夫主动献出的。他刚到新加坡不久，香港《大风旬刊》的编辑陆丹林来信向他约稿，郁达夫就将近年来写的二十首旧体诗（诗十九首，词一首）集成一组《毁家诗纪》，每首后都自写一则纪事，毫不保留地暴露了在武汉发生的家庭矛盾的内幕。尽管正如陆丹林后来说的“这些本事注，多有不尽不实的地方”，但是《毁家诗纪》一经发表，轰动海内外，以致当季的《大风旬刊》再版四次，以后的上海《古今》半月刊、《永安》月刊等都加以转载，日本刊行的《日本评论》也于1940年译载。
郁达夫写《毁家诗纪》源于他对许绍棣嫉恨交加，之所以要发表出来，那是敏感的他依旧怀疑，王映霞的冷淡肯定是她的心还没回到他身上。她与许绍棣的私情，尽管王映霞死不承认，可郁达夫深信不疑。特别是王映霞带郁飞来到福州团聚之后，他看到她终日魂不守舍，待他冷淡。来到新加坡后，她总闹着要回国去找孩子和母亲，想必是想回去和老情人约会吧，所以才把母亲和孩子滞留在国内。
为了报复王映霞的移情别恋，为了平息他心里的怒火，他决定将丑事曝光，提醒王映霞。可是，郁达夫始终不了解自己的爱人，声誉、颜面是王映霞不可侵犯的底线，她怎能容忍他再一次将她的名声撕碎？当年郁达夫将两人的恋爱经过以《日记九种》公布天下，才二十岁的她就又难堪又失望，几欲要死去，如今郁达夫再自曝家丑，王映霞不愿再沉默，哪怕两败俱伤，也要捍卫自己的声誉。
为还自己的清白，王映霞提笔给陆丹林写信，将十二年来的对郁达夫的抱怨和失望全部呈现于纸上。郁达夫晚上回到家，夫妻俩如往常一样大吵，王映霞立刻提出离婚，不管郁达夫如何劝，她都听不进，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又继续给陆丹林写信，将那些被《毁家诗纪》扭曲的事实全部解释清楚。
事后，《大风旬刊》就以不掩盖的态度，将两封信编辑成《一封长信的开始》、《请看事实》发表出来，结果和《毁家诗纪》一样引起轰动，这场家庭纠纷变成了公开的唇枪舌剑。
两人关系公开破裂后，许多朋友都纷纷来劝阻，希望他们冷静下来，停止互相残杀。更有人指责陆丹林“不顾情意，煽风点火”，声讨《大风旬刊》没有道德，为销量不择手段。尽管陆丹林后来分别给郁达夫和王映霞写了道歉信，还是不能起到挽救的作用，夫妻感情完全破裂。
王映霞不愿再与郁达夫一起生活，提出无条件离婚。
郁达夫对此保持沉默，内心还抱着侥幸心理，希望时间能平息她的愤怒，她能回心转意。过了一段时间，王映霞又第二次提出离婚，见郁达夫没任何动静，她就搬了出去，决心与郁达夫分居，独自到离新加坡八十海里的廖内去住下来，在她的一个同学办的学校里教书。
就算如此，郁达夫还在天真地等着王映霞能自己回家。半年过去了，王映霞第三次提出离婚，态度依旧坚决，她说：“我没有任何条件，也不要你的什么东西，只望你能将护照还给我，让我一个人回国就行。”
事情至此，已无力回天，郁达夫也跟着绝望了。1940年3月，由关楚璞作证，郁达夫和王映霞在协议离婚书上签字，他们长达十二年的夫妻关系就此终结。1940年5月31日，香港《星岛日报》登出了《郁达夫启事》：
达夫与王映霞女士已于本年三月脱离关系，嗣后王女士之生活行动，完全与达夫无涉，诸亲友处恕不一一函告。谨此启事。
王映霞也托友人在《星岛日报》、《中央日报》、《东南日报》上登出《王映霞离婚启事》，其内容不忘说明原因，维护自己的声誉：
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相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恕不一一。
其实，就孩子抚养问题，王映霞曾与郁达夫商量，离婚后由她抚养三个孩子，算是两人之间维系一丝关系的纽带，但需要他缴抚养费。可郁达夫一口回绝了，在商议的过程中激动起来，认为她就是爱钱，想要的只有钱。纯粹直率的郁达夫并不理解王映霞的这份苦心，他要的只有爱情，假如没有爱，那么他宁可永不相见，也不要这形式上的维系。可是，王映霞并不理解他的这种率真，伤心极了，她在回忆中说：“我和他中间的最后一个根，也被他拔去了。”
王映霞回国那天，郁达夫躲在报社里上班，不愿见她。王映霞只带走自己换洗的衣物，临行前留下长信一封，全文没有恨，尽是叮嘱和怜爱，还有对儿子抚养问题的不满：“三个儿子，既坚决说须由你教养，我亦不想硬来夺走，但希望你要把他们教养得像个‘人’的样子……”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痛苦万分，那天晚上他不肯回家，不愿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和她离去的事实。下班后，他独自来到南天酒楼，开了他们当年初到新加坡时住的房间，买来酒，一边喝一边写诗，疯疯癫癫地念着：“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心里阵阵痛楚，悔恨交加，在自己发出的苍老冷笑中醉倒在地。
郁达夫是爱王映霞的，就算这两年的生活中风波不断，吵吵闹闹，每一次她要走，他都尽可能地挽回。只是这两个人，性格上有太多的不相融，一个不肯忍让，一个死不悔改，在生活的磨难中一步步地走到不可逆转的深渊，最后只好带着无尽的遗憾和伤痛纷飞天涯，这对才子佳人曾经轰轰烈烈的爱情传奇，就此画上了永远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