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王映霞，在孙百刚夫妇的探问之下，她以“我看他可怜”隐瞒了对郁达夫的仰慕之情，最终因伦理方面的问题，她决定逃避，悄悄离开上海回杭州老家去了。见不到王映霞的郁达夫此刻变成了笼中困兽，横冲直撞，由苦恼生出许多偏激的想法，干脆抛下所有，一路追往杭州，但因不知其地址只好原路返回。等王映霞来信告知他自己回杭州时，郁达夫再次看到了希望，又展开猛烈的攻击，一旦王映霞冷落回避，他就会苦闷得不想活。
在郁达夫的追求下，王映霞的心扉慢慢被撬开了，她让孙太太传话，不愿不明不白地与他发展关系，让他赶快把孙荃的事处理清爽了。可是，面对曾与他有过感情、患难与共的孙荃，郁达夫根本下不了狠心。他约王映霞出来畅谈未来，表示要为她联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继续深造钢琴，又希望她和他一道去欧洲旅行。在处理孙荃的问题上，他给她写了长长的情书，表明了立场与态度，最终以浓浓的爱意将王映霞说动了。她这样一个读过教会学校，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年轻女子，想到结婚后“拖了小孩，袒胸露乳等情形”后，当然不愿做家庭的奴隶，而是选择做郁达夫所说的“自由的女王”。
1927年4月13日，郁达夫在上海招商内河码头跳上了去往杭州的轮船，借避难之由与王映霞相会，其实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拜见王家人。尽管郁达夫大王映霞十二岁，并已婚有儿女，其家人却因仰慕他的才华，并不做出阻拦。王二南先生还对他十分喜爱，两人谈话投机。他们于1927年6月5日在杭州聚丰园正式订婚，双方主要亲友都到场，七十五岁高龄的王二南先生担当孙女的主婚人，场面热闹非凡。
这场恋爱的成功，救渡了郁达夫的灵魂，成了郁达夫在《鸡肋集》中所说的助力。在王映霞的关怀和鼓励下，郁达夫沉着应对创造社成员对自己的谩骂和攻击，离开创造社时也没想象中的那么难过。并且与来上海定居的鲁迅并肩作战，一起抗击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就算与有过十几年深交的郭沫若反目为仇，他也因有王映霞在身边，一切都变得不再水深火热。
1928年1月，相知相恋了一年多的情侣终于喜结连理。他们原计划去东京结婚，事先给那边的朋友发了喜帖，后来又因双方的很多朋友都在上海，考虑到经济负担等问题，就临时改在南京路的东亚饭店请客，场面简朴。而那些在日本的亲友按请帖上的时间到席，却扑了一空。
婚后，郁达夫先在哈同花园的民厚南里租房，不久又搬到赫德路嘉禾里的一间独门独户的房子里去。由于王映霞不懂做家务，郁达夫也放浪惯了，生活依旧拮据。大儿子郁飞出生后，这个仅靠郁达夫版税生活的家庭开始出现经济危机，再加上书局拖欠版税，更让王映霞沉不住气，对郁达夫一些说改却改不掉的嗜好极度看不惯，慢慢地发展到发生口角，不过小吵小闹还不足以伤感情。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郁达夫与鲁迅等人成了“左联”的发起人。但是没过多久，他因不满“左联”的一些理论纲领中“胜利不然就死、诗人应该是预言家”等极端主义和工作方式，退出了这个联盟。可是，“左联”作家被政府逮捕时，郁达夫也在黑名单之内。一得知消息，他就跳上火车往富阳方向逃，未来得及通知家中身孕已快足月的王映霞，过了些日子后才回来，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让整天在家为他担心的王映霞十分生气，夫妻大吵一场，还惊动了王家人，祖父王二南专程乘火车来上海调解，郁达夫也写保证书称绝不再犯。可是王映霞觉得郁达夫是个随心所欲惯了的人，对妻子和子女缺乏责任心，并且他是那种嘴上说改，转身又重犯的人，于是她坚持要求管理他的所有版税。
无可奈何的郁达夫只好请来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等人，当众写下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予书”。
这份赠予书给这对“神仙眷侣”的感情带来了无法弥合的裂痕，郁达夫的心里并不愉快。外加当时中国政局混乱，他不但失去了发表文章的阵地，还连续接到了蒋光慈、徐志摩等好友的死讯。郁达夫的寂寞陡增，只好在游山玩水、线装古籍中寻找乐趣了。
1933年1月，随着淞沪战役的爆发，郁达夫又和鲁迅等人，一起加入由蔡元培、宋庆龄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被捕同志而四处奔走。在“一？二八”战争的炮声中写下了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却因里面反伦理的描写以及对政府有诋毁倾向，而一再遭到封杀。自己的作品一直被否定，郁达夫为此深感难过，并对当下社会十分失望，于是，当年在安庆就有的隐居的愿望更加强烈起来。外加肺病复发，他决定到杭州去疗养。在宁静而闲适的环境中，郁达夫不但身体健康，而且还写出了《迟桂花》这样杰出的作品来，这让他更加厌倦上海那种孤寂而压抑的生活。
当年4月，郁达夫携带妻儿和一个女佣，冒雨登上了去往杭州的火车，一下火车就直奔好友为他们预先在大学路官场弄里租的房子。家里缺少家具，原本在上海寓所中“塞来塞去总觉得没地方塞”的书桌和旧书，往三间连通的矮厅里一摆，看起来“像煞沧海中间的几颗粟米了”。
在这样简陋的家中住了两个月后，王映霞的第三个孩子——郁亮出生了。原本想在杭州过上清静的日子，没想到，由于郁达夫名气太大，社会各界人士不断来拜访，让夫妇俩应接不暇。王映霞不得不穿起旗袍革履，穿梭于应酬席间，与先生太太们由疏而亲，由亲而密。郁达夫也接到不少公家招待，出去游山玩水，还带王映霞游走了青岛和北京等城市。游记成了他对小说创作灰心之后，又一个写作方向，创作出了《杭江小历纪程》等多篇山水游记，编辑出版成《履痕处处》、《达夫游记》。小说写得很少，只有《迟暮》、《唯名论者》、《出奔》三篇，《出奔》之后再无小说问世。
1935年5月，他们刚搬到杭州不久就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郁亮不幸夭折。这使郁达夫不禁想起了龙儿，更加深觉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的不便与烦恼。王映霞早有买房的打算，如今郁达夫也赞同了，她便四处筹措起来。沈太素帮忙解决了地皮问题，郁达夫又从朋友那里筹集到了资金，房屋很快破土动工，历经半年，一座美丽的住宅“风雨茅庐”就在1936年春天竣工了。
建造“风雨茅庐”，不但花掉了郁达夫全部的积蓄，还欠下了四千多元的外债。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要一位既精通外语，又在日本人眼中有一定威望的外交官来处理与日事务，经熟人推荐，觉得郁达夫是一位合适人选，便托人问他的意思。正巧郁达夫为那些债务伤透了脑筋，无稳定职业近十年的他久静思动，饱受家庭所累，早就想过一过单身男人的生活了，而此行不但能每月拿到两百元的薪水补贴家用，还能借机去福建一游。
郁达夫决定远行，就在“风雨茅庐”即将完工之际。缺乏安全感的王映霞对此行疑神疑鬼，怕他挥霍钱财，还弄坏身体。在出发的前几天，夫妻俩一直在争执，王映霞非要送他到上海，亲自把人送上轮船，而郁达夫见妻子如此不信任自己，十分反感，坚决不让她送行。
就这样，郁达夫满怀夫妻间的不愉快，踏上了闽南之路。为了取得妻子的信任，证明自己的心，他每天都坚持写家书寄回去，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原因是他实在很忙，他到福州后，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公报室主任一职，人手少，很多事都要承担。后来郁达夫就引荐杨骚、董秋芳和曾做《申报？自由谈》主编的黎烈文来当编辑，公报室一时间人才济济。
工作上的事情有人分担了。可是，由于榕城十分仰慕郁达夫这位大作家，社会的上层人物、文人纷纷上门拜访，让好客的郁达夫应接不暇，“自午后三点钟起，到半夜十二时止，连洗脸的功夫都没有”。
在福州的岁月里，郁达夫活像个大明星，时常给人写条幅赠字，豪饮之后乘酒兴挥毫，往往一写就是二三十副。他还到处演讲，慕名邀请者越来越多，福建的各大学校他基本都踏遍了。而且当地文人的多数活动他都热情参与，常常在“钟字游戏”上夺魁。
郁达夫去福州的消息一传开，圈内朋友就以为他有出山之意。不久邵洵美就发出邀请，希望他到上海担任《论语》半月刊的主编，盛情难却的郁达夫只好答应做个“挂名编辑”，为杂志做些收稿子的工作。就在1936年10月19日，传来了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作为挚友的郁达夫连夜赶往上海，参加鲁迅的葬礼，悲愤地写下了《怀鲁迅》。
正处抗日前夕的中国失去了鲁迅这样一位文化革命的领头羊后，革命文人们似乎都失去了方向。国民党政府为了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笼络文人，打算让亡命日本的郭沫若回国。经过筛选，决定让郁达夫担任与郭沫若联系与沟通的工作。1936年11月，郁达夫以为福建省政府购买印刷机的名义前往日本。十年音讯寂寥的两位朋友再次相见，激动得四手紧握，当年的不快也在久别重逢的激动中烟消云散。
郁达夫此行在日本逗留了一个多月，其间还专程拜访郭沫若两次，请他那些营养不良的孩子去东京吃中国菜。然后于12月19日从神户乘车离开日本，先到台湾出席新民报社举办的文学座谈会，再乘船抵达厦门，一路游览，在鼓浪屿拜访了弘一法师（李叔同），直到1937年1月5日才回到福州。五个月后，在郁达夫的努力下，国民党政府终于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同意他回国。郁达夫接到通知后很高兴，立刻给日本发快信。郭沫若因长期被日本宪兵和警察监视，回国的准备工作只能悄悄进行，在未告知妻子和孩子的情况下，在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俊人和一些侨胞的帮助下，秘密乘坐加拿大公司的“皇后号”邮轮，从神户港启程回中国。
郭沫若抵达上海时，郁达夫专程去码头迎接，当晚出钱为他接风洗尘。在后来的十多天里，他们俩不停地出席各种欢迎会。郁达夫乘船回福州的路上，传来了“八一三”战争爆发的消息。由于敌人封锁海面，轮船不得不在舟山附近抛锚躲避。两天后依旧前进无望，只好退回宁波。郁达夫借此上岸，折返杭州，回家看看。与家人小聚数日后再经陆地回闽南。
在抗日呼声高涨的社会局势下，回到福州的郁达夫一改昔日的懒散作态，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活动中去，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写了《文化界的散兵线》、《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等杂文。
这时，战争给郁达夫的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上海沦陷后，杭州告急，王映霞携带她的母亲和三个孩子离开了才住了一年多的“风雨茅庐”，搬到富阳郁达夫的老家去，然后再从富阳撤往金华、丽水一带。临行前，王映霞劝七十二岁高龄的家婆一起走，但老人家不愿离开，等日军侵入富阳县时，孤身一人的老太太活活饿死在自己家里。
得知自己的母亲饿死的噩耗，郁达夫悲痛欲绝，终日泪水不止。而富阳被日军占领，无法回去收敛老母的遗骸，只能在福州光禄坊的寓所里设置灵堂，寄托哀思。在这段时间，回国后一直投身抗日宣传工作的郭沫若，被委任为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的组织结构确定后，郭沫若致电郁达夫，邀请他立刻到武汉来出任对敌宣传处处长。
郁达夫没有拒绝，还表现出欣然赴任的态度，立刻向福建政府请求辞去公报室的主任职务。1938年3月，郁达夫离开了福州，没直接去武汉，而是回到在丽水避难的王映霞身边，及时核实与处理一些疯涌不止的传闻，以免家庭起大患。
当初移居杭州，郁达夫本有淡泊名利之意，却因王映霞在杭州的亲戚、朋友太多，外加郁达夫名声大，竟成了上流社会的座上客。在往来的过程中，身为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是他们家的常客。起初，单纯的郁达夫还认为他是谈得来的好友，日久天长后，他逐渐发现许绍棣的频繁来访另有目的。等他去福建省政府当参议后，他就渐渐地察觉到王映霞的心淡了，远了，来信里除了关心钱财和他的仕途，对他不想做官、升官无望也抱怨不少。
在这段他们婚后初次长期分居的日子里，尽管远在福州，郁达夫还是能听到一些关于王映霞“形迹不检”的传闻。敏感脆弱的郁达夫怒火中烧，向朋友核实情况时对方又语焉不详，更是让他难受，左思右想，他将嫌疑锁定在许绍棣身上。
全身心爱着王映霞的郁达夫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此外他还听说王映霞从富阳到丽水避难后，就和许绍棣同居了。尽管他不相信王映霞会当着孩子的面行为不检，但是，到了丽水之后，郁达夫发现王映霞竟住在安置官员亲属避难的楼里，而许绍棣就住在楼上。
眼见为实的郁达夫带着满腔怒火见到了王映霞，两人话说不到三句就吵起来，这让郁达夫很沮丧，而王映霞也深感委屈，夫妻俩就这样处于冷战之中。而就在他到丽水的第三天下午，王映霞又突然跟随许绍棣的车而去，这让郁达夫的心碎成粉末。
次日午后，王映霞回来了，郁达夫将她狠狠地骂了一顿，为了证明自己，王映霞答应与他去武汉。而到了武汉后，郁达夫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去台儿庄做慰问，再一路从浙江、安徽回到武汉。就在此期间，他又听到了关于王映霞与许绍棣尚有往来的绯闻，这让他心情格外阴郁，一回家见面俩人就唇枪舌剑。两人不顾尊严地侮辱对方，给彼此造成了深深的伤害。结果，王映霞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没留一声交代，等郁达夫工作归来，只剩下三个孩子哭着要妈妈。
怎么也找不到王映霞，却找到了许绍棣写给她的书信，郁达夫灰心了，于是在《大公报》刊登出《寻人启事》，王映霞私奔的消息顿时在武汉四处传来。不久，一名姓曹的律师前来拜访郁达夫，告诉他王映霞就在他家，正由自己的夫人陪着。
在曹家见到王映霞，郁达夫收到了一连串激烈的痛骂，王映霞死活不肯再跟郁达夫回家，把他关在门外。郁达夫抱定决心在曹家坐等了一天。到了晚上，他要求在曹家住下。王映霞还是不肯接受他，不断恶语驱赶他，曹律师夫妇劝解了许久，王映霞态度才有所缓和。经过几番折腾，王映霞才答应回家，但要他在报纸上对此事道歉和解释，还她一个清白名声，才肯罢休。
1938年7月10日，就在汉口《大公报》登出郁达夫的《道歉启事》那天，王映霞回家了，这场家庭风波总算告终了，可是夫妻之间的感情出现了无法修补的裂痕。尽管他们在杭州市长周企虞和《东南日报》主笔胡建中的安排下，双方签了一张意为“夫妻间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的协议，但在多年后，还是成了导致劳燕分飞的致命因素。而郁达夫的夫妻矛盾，也因两篇启事被公开了，成了正饱受酷暑和战争煎熬的民众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日军铁蹄下营生南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