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没“印象”
以前写作家作品论比较勤快，对那些好发议论而不肯涉及具体作家作品的同行，就多有腹诽，戏称他们为“不评家”，即不写评论的评论家。现在应该把这顶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了。但我的沦为“不评家”，另有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我发现，除了具体的作家作品，另一些“文本”，比如当前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文本，或许更值得评论。
但这里只能先谈谈“印象”， 一个“不评家”算不上评论的观察和议论。
围绕“印象”做文章，大概也属于“中国现当代学科合法性危机”的一种表征吧，然而目前“印象式批评”奇缺，是否也会造成另一种“合法性危机”？
文学家当然也要理性地、科学地研究社会，但他恐怕主要还是“研究”他所直接接触到的社会上的人的心灵、灵魂、情感、感觉，也就是“研究”社会上的人对时代和世界的“印象”，然后把这种“研究”掺和着自己的“印象”一同写出来，成为文学作品。是否科学地研究透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恐怕并不是一个文学家或批评家（我觉得二者原无本质的区别）首先应该关心的。否则，一部中国文学史，在20世纪的庸俗社会学产生之前，就还没有开始。反之，如果没有“印象”，如果不提供“印象”，肯定就不叫文学家或批评家。
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闹得顶凶的时候，郭沫若曾化名批评鲁迅，指责鲁迅没有用科学理论来系统地研究中国社会。他认为鲁迅仅仅凭借“飘忽的记忆与模糊的印象”，这对一个文学家与批评家，实在太不够了。郭沫若，还有“创造社”、批评五噫小批判集“太阳社”其他一些文学家的批评理论，确实也曾倾倒一时，但我觉得这种看似高明的指责正好暴露了一个事实，就是郭沫若本人正在从一个文学家蜕变为一个非文学家——当他开始用科学理论系统地研究中国社会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写出敏锐地传达时代情绪也真诚地表现自我精神的《女神》了。他作为一个新文学家的使命，《女神》时代之后，已经基本结束。倒是鲁迅，不管不顾，“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只是“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也只写那些“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文章，这才在“五四失精神”的30年代文坛，保留了一点“真的恶声”。
郭沫若式的指责没有吓倒鲁迅，却把我们今天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学者教授们吓得够戗。今天，一个文学家，批评家，似乎“读书养气”，接触社会，还不够，而必须能够讲点“被压抑的现代性”，提倡一点“人文精神”，标榜一点“学术规范”，夹道欢迎“全球化”，遮道而呼“国际资本”，否则就什么也不是。
于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文学家和批评家纷纷鄙弃自己的“印象”，把灵魂和感情的实际藏起来，东拉一种理论，西借一套话语，像模像样地搞起准科学的社会研究来，——然而又不敢学创造社诸君子的样子堂皇地声称自己就是社会问题的权威，只是给自己的工作起了一个谦卑的别名：“文化研究”。
这种研究，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印象”，更不敢脱口说出自己的“印象”，怕被别人视为浅薄，简单，对不起学者教授批评家的美誉和岗位津贴、特殊津贴，所以只好硬将自己绕进这个那个理论中，法海似地躲在里面，不肯出来了，只留一个虚假的“我”，哇啦哇啦口吐各种理论的拙劣的复制品，对任何一个“学术问题”都如临大敌，烹小鲜如治大国，十八般兵器全部摆出来，一页纸上引号不断，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哈贝马斯、马克斯·韦伯、德里达、福柯、拉康、鲍德里亚尔、齐泽克，齐来帮忙，但最后总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此还要继续研究”。也许“研究经费”还得继续申请吧——但就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当然更没有文学。
“您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印象？”
——鄙弃“印象”的学者批评家们，总有一天会向那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人这样地“打听印象”。但如果那些外国同行够诚实，够谦虚，我想应该反问：您先生作为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印象”？
有“印象”的批评，并不等于“印象”批评，它可以一面保留“印象”，一面收集材料，改善方法，以便更深入地剖析和更有力地表达“印象”。
但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有理由向中国文学批评界要求更多更清晰的“印象”。比如，对一个作家，你得先说出自己的好恶，价值的评判，得让读者知道你认为这个作家究竟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除非事关“科研经费”，就不要总兜圈子，要防止将读者兜昏了，更要防止鲁迅所说的，把自己“练成傻子”。
二、 在新的批评“行话”中鼾睡
有几个比我还年轻的朋友，偶尔做了学官——大学里的官——官架子不会摆，倒先打起了“官腔”。千万别误会，以为他们开始眼睛向下、“恩呀哎啊”了。不是的。他们依然跟从前一样谦虚谨慎，埋头苦干，只是已经开始在竭力练习一种学官的“行话”。
如今在大学，只要有幸旁听一点“行政会议”，一定会听到许多高深之极、漂亮之极、但也无聊之极的不是官腔的官腔——大小学官们的“行话”。他们说着这些“行话”，实际处理的仍旧不过那些事情。但说与不说两个样，会说与不会说更加不同。有位朋友告诉我，如果老老实实讲大白话，人家一定认为你不仅没有领导艺术，而且没有研究好问题，缺乏办事能力——按照中国文学形象大使余华的话说，就是缺乏据说已经非常可观的“中层干部化解矛盾的能力”。总之，要想在大学“行政系统”混饭吃，非得学会新的“行话”不可。
同样，非行政的“教学与研究”系统，也在大量制造和流行学术“行话”。这里不必列举、描述、分析。毫无必要，因为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今天，不断有人批评批评类文章“看不懂”，这种批评因其巨大的含混性，本身也会令被批评者“看不懂”。但不管怎样，“看不懂”，作为一种批评的声音一直存在着。很奇怪，在今日文学研究和批评界，已经基本听不到“看不懂”的叫嚷了，不管它是强者的呵斥，还是弱者的迷惘与叹息。
但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中国学术与批评之“看不懂”的程度，绝对要远远超过20世纪80年代。
为什么现在就没有人嚷嚷“看不懂”？
因为没有批评，尤其没有“批评的批评”。
但为什么没有“批评的批评”呢？
因为批评家都被组织起来，塞进“高等院校”，从民间升入庙堂，排好座次，也就收起了往日的英雄的口无遮拦的嘴脸。少数几本以往任由他们打家劫舍的批评杂志，也都跟风仿效，成为清一色的“学术论文”的集散地：充分“学院化”了。
批评家“学院化”了之后，为什么就不能进行“批评的批评”了呢？
因为，所谓批评家的“学院化”，并不单单是他们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名牌学校接受了“学术训练”，沾染了“学院气”，也并不单单因为毕业以后“留校任教”，粹然成为学者。这些都只是批评家“学院化”的表象，并不一定妨碍批评家进行“批评的批评”。如今批评家的“学院化”的实质，乃是批评家们或者作为内部骨干或者作为外围组织，都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或者紧紧地联合着学院体制，和导师、师兄弟、师兄妹们扎堆，人身依附，人格萎缩之后，就一道同风，齐心合力制造“学术行话”，进行“现代性”的“知识生产”，将围绕“现代性”的全套学术咒语念个不休，同心合意地盼望这套咒语上升为“专利”，从此唯我独有，唯我独尊，然后大家分红，—— 还“批评”个头啊。
文学被抬举到“高等院校”，立刻进入半瘫痪状态。
“文学批评”被“高等院校”所垄断，就差不多进入完全休眠。
目前流行的各类批评的“行话”，大抵不过休眠着的批评所发出的一阵阵快乐的鼾声。
但一切“行话”，就像“奥维尔所谓的‘新说法’”（Orwellian New Speech），都是有“权力”的。其权力的指向性命令，就是令一切闻者或被引诱，或受逼迫，不知不觉一起鼾睡。
三、 “网络”神话建造时
朱大可兄有一次欣喜若狂地告诉我，中国的批评有救了，因为在因特网上，新一代批评家正茁壮成长。他然后威胁我，说你到现在还不上网，很快就要被淘汰。朱兄还现身说法，说他自己只要一天不上网，就感觉迟钝，语言老化，没法写东西。
也许是“网友”们特别宽宏，但也许是他们不满于仅仅在网上“冲浪”，所以他们的好文章，经常也会洋溢到“伊妹儿”和“纸面媒体”上来，使我有机会体验“网络民主”，参与“互文”的“游戏”，共享“后现代知识生产”的快感。
确实，网上的“东东”要比“核心期刊”上的精彩，难怪许多“核心期刊”也要定期“链接”，择优选取。
但“东东”无论好坏，也只是纸上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分流，释放，它和制度化的“纸面媒体”之间本是孪生关系，就好像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海外“离散族群”之间，在文化精神上还是共根所生，难分高下，区别只在于前者是胡适之所谓“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后者是契诃夫所讽刺的“自由了是否便可以随便在街上杀人？”——我当然只是概乎言之。在自由的“离散族群”中，至今还没有产生哈金先生所盼望的“伟大的中国小说”。前一阵子看王志采访在自由世界生活多年的杨振宁先生的电视片子，那自由的功效也就不过如此。伟大的小说家难以产生，伟大的科学家也一样。在充分释放“政治无意识”的因特网上，大概也难以看到批评的杰作吧。
进步是进步了，但也因此更加照见“民族的劣根性”。就像一个腿脚有隐疾的人，不参加田径运动会，就看不出来。
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纸面媒体”已经够“朦胧”的了，没想到“冲浪”的英雄们也一个个穿着红马甲，带着“网名”的面具，满足于在“匿名状态”制造“完美的罪行”。
在现代（晚清到1949年），文人们可以进行“实名制”写作，尽管笔名乱起、暗箭乱飞、禁令不断、伤痕累累，但性情固在、目标明确、智力健全的人都可以感觉到。
在今天（21世纪），笔名少了，暗箭少了，文章越写越整齐了，但批评文章中作者个人的性情和目标感越来越失落。唯一的进步，是批评家进银行存钱，也必须和普通人一样采取“实名制”。
网络显示了技术的进步，也暴露了文明——小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几个方面的堕落：
1. 作者们从“纸面”的半隐蔽走向网络的全隐蔽。真实的“此在”没有了，“肉身”皆不“在场”，都是一些来历不明的“存在者”和牛头阿傍组成的“无物之阵”。用“狂人”的话说，“难见真的人！”
2. 网络写手在隐藏自己、制造流言、生产垃圾的同时，也在破坏汉语。这其中固然也有才华横溢的创造，但因为网络似乎有天然的豁免权，允许粗制滥造，不必锻炼文体，所以少量的创造的火花和真诚的情思，总敌不过根本的破坏。
四、 为“政治正确性”压倒“艺术自律”
寻找说法的一班人我们活在当代，凡有发言，当然须以当代生活的感动为燃料，为素材，但之所以在上访材料、投诉电话、“人大”提案、“纪录片”、“三农研究”、“国企改革对策”、“环保倡议”之外，还需要文学，是因为文学能够将这一切上升为人类普遍的情感，表达出来，期望超越个体生存局限，被不同处境中的读者普遍地感到，懂得，于是有心灵的沟通，共鸣，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也可以在文学中得到某种共同的维系，于是而有“文学性”、“纯文学”、“艺术自律”种种未必高明然而也绝对有所实指的说法。
文学，向下固然可以被研究者、考证家们还原为若干的“本事”，并且可以参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的改造，可以“为人生”。但文学还不止于此，因为向上，文学可以一面将“人生”的一切实际问题包含着，一面却将诸般的信息转化为心灵语言，从而“改变精神”。“改变精神”的成绩，往往不容易一眼看到，也无法为一些注重实证的研究者、考据家所重视，却可以最敏感最准确地显示民族精神的发展。这是文学在所谓“填平鸿沟、消除差异”的“后现代”仍然没有消亡、难以被一下子抹杀的原因之一。
从研究和批评的角度来看，要想充分显明文学的内在精神性的一面，确实需要“知人论世”，将文学的语言深入到、还原为原初的出发点，使文学圈外的普通读者能够感同身受。但，如果将这种还原性的工作定于一尊，断言一切或高或低的文学的意义，均可以、而且均只能还原为、“换算”为实际的历史政治的过程，这种新的“历史癖和考证癖”的“特种学者”，大概也只能是鲁迅当年所说的只能看到“物质的闪光”的“诗歌之敌”的借尸还魂，他们的貌似高深的研究文学的学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渴望飞翔的精神的翅膀折断，大家一起滚入物质的污泥里去，才肯罢休。
这些本来浅近的道理，之所以到21世纪的今天反而变得异常暧昧，我觉得是因为有许多人故意要造成这种暧昧。
关于“纯文学”，李陀先生因为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口号、艺术口号背后的政治原动力，于是大声疾呼，吁请大家不要上当。其情可感。但这也并非李陀先生的发明，因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记得当文坛反思“新时期文学”为何“盛极而衰”时，就已经有许多批评家们指出了这一点，即“新时期文学”的发动机是政治。不过那时候，大家都还留意到问题的两面性，还没有“一言以蔽之”，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文学性”和与之相关的“纯文学”的理想完全归为政治权力的运作。现在，李陀先生简化两面为一面，似乎一语惊醒梦中人，大家都恍然大悟了。
这一次关于“纯文学”的讨论，我看先是李陀没有想好就说了一大通，后是许多人没有听清楚，跟着闹了一大通。
把在80年代、90年代本来已经明白了的道理重新又变得不明白，变得高深无比，我看是故意的，因为非这样，就显示不出21世纪中国批评的气概和水平了。
如果说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因为“学术话语”和“学院批评”的参与，而让学院以外的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自认低能，那么，看看稍微诚实一点的孟繁华兄的不断进步的那一套理论，就多少可以明白其中的奥妙——虽然那原文，就发表在《文艺争鸣》2005年3期上面，但因为对于我们理解当前围绕“纯文学”的“争论”实在大有帮助，还是值得整段引用：
“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底层生活经验应该是社会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反映工人等底层生存状态的写作历来薄弱。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当代中国的工人群体的写作虽然不成熟，但却引领过风潮。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鳌、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群体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在当代中国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文学经验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提及包括工人在内的底层生活的写作，是缘于‘文学第三世界’的重新崛起。在90年代中期，也就是中国中产阶层刚刚萌发的时代，是一群热血青年以观念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中产阶层的极大警觉和对底层生活的同情和重视。他们继承了无产阶级文学合理内容，倡导对底层生活和民众的关注。但这一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之命运是可以想象的，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事过多年之后，我们发现，当年青年们倡导的文学观念已经被部分作家所实践。王安忆的《富萍》，林白的《说吧，房间》、《妇女闲聊录》，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摩罗的《六道悲伤》，曹征路的《那儿》以及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等，集中表达了‘文学第三世界’的再次复兴。”
妙。但话要说清楚：“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这是真的吗？
“五四”时期，不是已经由“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了吗？20年代后期，不是已经“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了吗？稍后的创造社的“热血青年们”，不是早已经断言，像鲁迅那样的“老作家”，如果不获得“第四阶级”的“意识”，就写不出东西来了吗？30年代的“左联”，不是继起增高，将孟繁华兄所提倡的“无产阶级写作”和“第三世界文学”先行组织化、“合法化”了吗？1942年《讲话》以后，随着“赵树理方向”的确立，随着“杂文时代”被强行宣布已经“过去”，随着专门躲在“亭子间”而不敢走上街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凯歌行进，“三红一创”、《金光大道》和“革命样板戏”，不都已经作为“红色经典”呱呱坠地，至今还被不断“改编”吗？北京、上海两地的学者，现在不都在纷纷研究“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努力从中寻找“经典”吗？薛毅先生不是一再宣布，他所找到的“经典”，就是《子夜》、《红岩》、“甚至”《红灯记》吗？孟兄怎么能够说是“几为真空”？
“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
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我竟然不晓得还有这等“无情地剿灭了”的惨剧。真是麻木得可以。但繁华兄尽可以不必悲观，至少据我所知，“媒体和‘精英阶层’”早就行动起来，一起来宣传、来论证、来保卫“无产阶级写作”和“底层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了。那辉煌的第一战役，就是为繁华兄复仇，越过时间隧道，先行“剿灭了”80年代的“纯文学”。
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鳌、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群体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还“不成熟”。
然而，等到“继承了无产阶级文学合理内容”的“王安忆的《富萍》，林白的《说吧，房间》、《妇女闲聊录》，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摩罗的《六道悲伤》，曹征路的《那儿》以及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等”不再“不成熟”时，一切“无产阶级写作”、“底层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外的“纯文学”，就不仅要“被嘲笑被讥讽”，恐怕将来的词典里连“文学”一词也要删去，一律换上“第三世界文学”。
我也想模仿繁华兄的基本句法，来上一段：
在现、当代中国，“纯文学”历来薄弱，几为真空，因为“政治正确性”永远高于“文学性”，“道德标准”永远高于并且随时可以取消“艺术标准”或“艺术自律”，所以很自然地，它受尽了“媒体和‘精英阶层’的嘲弄和讥讽”，等到李陀先生从“新时期文学”的旧营垒杀将出来，反身一击，笑眯眯地来到上海“漫谈‘纯文学’”时，等到被繁华兄发现的新的革命文学传统日益成熟之后，区区“纯文学”，确实有希望被“剿灭了”。
五、 “拣好的拿”、“两点论”与文学批评的自觉
修史，多半意在借历史来投射自己，实现自己的意志与理想，将历史做成一面合适的镜子，照出自己美丽的身段。
历史固然可以随意打扮，但被打扮的绝不仅仅是历史这个可以任人打扮的灰姑娘，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打扮修史者自己，使他在众人眼里愈发漂亮。
文学史也这样——更加这样——因为文学和“形象”有关，文学史则和一群人的“形象”有关。尤其当修史者如罗岗兄所言，不仅要“读出”文本，还要“读入”文本，即把自己也“修”进去，情况就更加如此了。
远的不说，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要线索，一会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会儿是“两条路线斗争史”，这种修史方法，当然不是为了还现代文学史以真面目，而是为了证明修史者自己的“政治正确性”，或者为证明更高权威的“政治正确性”而贡献绵薄之力。不难看出，这种学术操作所遵循的原则，主要是“拣好的拿”，即叙述出修史者认为有价值的文学现象，将这些文学现象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成为“主线”，其他文学现象，就或者作为反面材料，或者作为旁逸犄出的支线，陪衬主线。
80年代中后期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是否就不一样了呢？也没有。表面上确实是“拨乱反正”，竭力进行完整、真实的叙述历史，但且不说“拨乱反正的文学史叙述”所依据的动力和灵感就是“拨乱反正的政治”（这一点已经由鲁莽而直率的旷新年君指出来了），就看那“从‘五四’到‘当代新时期’”的“两点论”，就充分体现了论者的价值立场，乃是以“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呼应“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比如由周作人所表述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至于认为“当代新时期文学赶上并超过了‘五四’”，就更加显示了修史者“不薄古人更厚今人”的自我定位意识。
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这种“两点论”不断被国内外学者加以修补，以期完善。有趣的是，后起的历史修补者几乎无不遵循“拣好的拿”的原则，相继将自己认为不应该遗漏的有价值的文学史现象提出来，加进那个过于空疏的框架，目的都并非要颠覆这个框架，而是要在这个框架里确认（追认）自己所首肯的某种当代价值的历史前驱。
比如，有感于有进无退的都市现代化进程、新女权主义和市民社会的发育，30年代的“新感觉派”，4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就被梳洗打扮一番之后提出来，有力地弥补了“从‘五四’到‘当代新时期’”的“两点论”的空缺。
有感于“后新时期”、“后现代”的“大众文化”势力日健，晚清、民国的“通俗文学”，就日益超出一些研究者（如范伯群、袁进等）本来的设想，作为一种历史的呼应，获得越来越大的重视。
有感于上述“无产阶级写作”、“底层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的必要性，20年代中期以后崛起的左翼文学的历史地位又重新得到肯定。这还不够，在国际政治和国际资本的巨大压力之下，在国内民族主义暧昧而强势的呼声推动之下，本来被否定的“50—70年代文学”，也顿时越出了“新时期”一些学者为它安排的叙述格局，在汪晖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性计划”和钱理群、韩少功等人“重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倡议之下，尤其突出地占据了不断被刷新的文学史舞台，一时成为“显学”。
这最后一点特别有意思。
本来，“50—70年代文学”是应该受到重视，因为以往研究得很不够，所以将这段文学史作为“新的学科增长点”，也未尝不可。但是可能正因为以往研究得不够，一些学者就很容易赋予这段文学史以单一的色彩，将它打扮得花枝招展、异常可爱，完全抛弃了以往曾经流行过一段时日的“低谷”说（还有“空白”说，“沙漠”说）。其结果，这段文学史与当下的研究者自身相关的问题，就不得不被遮蔽——或者说，不得不选择一个不容选择的现成的答案。
我说的被遮蔽的问题，至少有三个。
1. 如果“50—70年代文学”不像现在某些研究者描绘得那么美妙，那么，“五四”到40年代的文学，如何一头栽进了这二十七年的“低谷”？从“低谷”出发，反推过去，是否正可以反思从“五四”到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的过去”的若干并不辉煌的部分，就像鲁迅当年所做的那样，从眼前的不济，追问到传统的黑暗？
2. 如果“50—70年代文学”不像现在某些研究者描绘得那么美妙，那么，从这个“低谷”爬上来的“当代新时期”，乃至21世纪文学，是否仍然带着“低谷”的某种致命的弱点，比如，不断被伪装的根深蒂固的逃避失败的可爱的“阿Q主义”，和几乎连翻译的外国文学也异常缺乏的新的封闭主义？
3. 果真如此，是否更应该从“50—70年代文学”的“低谷”出发，反省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更加辉煌的“现在”，和更加漂亮的现在的“我们”？
不要被“现代性的五张脸”所迷惑，更不要被“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所迷惑，就从这简单的三个问题出发，试着重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自觉，如何？
2005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