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读书，主要还在“二周”之间。
年初为修订旧文《竹内好的鲁迅论》，重读了竹内好的《鲁迅》。这回是李冬木君完整的新译本，较诸当初读李心峰君的翻译，自然觉得分量更重。
当然也读了韩石山先生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并撰一文，与之捣乱。最近在网上看到他的回应，劝我和他一起“谦卑服善”。善哉！但有两件事情很有意思。我批评他非要在胡鲁之间妄分轩轾是无谓的，他却把我的意思歪曲为全盘否定胡适。又因我是胡的同乡，就罪加一等。其次，因为一些人只看见体制建设的重要而轻易抹杀思想文化建设的意义，说一切文化批评都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我忍不住讥笑这种一厢情愿的体制幻想为“在体制的脂肪上搔痒”，韩先生则把我的意思歪曲为反对一切体制改革，并追问：“如果有一天中国真要进行体制上的改革（中央领导同志的公开讲话中已露此端倪），你又何以自处？”我本来只是说他在胡鲁之间搞“文人比较学”是“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现在看来，他的逻辑还不止这个。“你将何以自处？”这倒真要好好想想，才对得住劝人服善的韩先生。至于扬言“咱哥俩不定什么时候还会遇上的。到时候我们都不要手软”，这种从《水浒传》上学来的古老的恫吓，以及把我比作鲁研界某某，搂住不放，口口声声亲得不行，底下则磨什么霍霍的把戏，还在其次。
另一本与鲁迅有关的书，是早为学界所重的王宏志《重释信达雅》。王君研究20世纪中国翻译观，以鲁迅、周作人为据点，并不十分佩服翻译界的许多定论，识见超卓。今年5月他的《鲁迅与“左联”》出了大陆版，赶紧购得一本。又托友人从香港买到他的另外两本专著《历史的偶然》、《历史的沉重》。这四本书多采用习见而易得之材料，甄别分疏极用心，洵为史家正途。
犹在“二周”之间小批判集从《历史的偶然》得知徐到香港后写过《中国现代文学过眼录》，辗转借阅，颇感意外。徐是现代文学亲历者，又是40年代著名小说家，以此等身份写文学史，应充满感性和文坛独得之秘，但事实上该书全无这方面内容，只从理论上检讨几次重大论争，名为“文学过眼录”，实为文学批评史。但该书最无趣处也是最有趣处。40年代走红的自由主义作家徐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竟然念念不忘左翼理论，充分说明左翼理论对当时文坛左、右两翼影响之深。这种影响对徐是铭心刻骨的，以至于他了解左翼理论和左翼文坛内幕（如“左联”成立与解散的原委、鲁迅与毛的因缘以及由此造成的解放区和国统区左翼作家的分野）甚至超过许多吃左翼文学饭的教授学者。今天要了解左翼文学史，这位右翼作家的观点不可不看。尤其值得反思的，是当年的左翼理论对这位自由主义作家的持久刺激。再看时下新左朋友的文论，与左联创作宣言如出一辙，也就不足为怪了。
新版《鲁迅全集》是近年出版界的盛事，但朱正先生多次直言指瑕，始终不见主事者的应对，不免令人狐疑，所以暂取少安毋躁政策，不去赶热闹。刘运峰先生所辑单行本《鲁迅佚文全集》是可以毫不犹豫买回来的。
今年读鲁，重点是《故事新编》。《理水》一篇，尤多会心。如今文化和文学似乎确实已经委以重任了，就像舜爷时代，民居竹排，“鸟头先生”之流还可以安居“文化山”上，从容进行“禹是一条虫”之类严肃的学术工程，且竞相以经费巨大来夸耀盛世学术的气魄。是鲁迅预见性特别强，还是历史仍然在某些地方顽固地打转？“油滑”的《故事新编》不知是否藏有答案。
研究鲁迅，自然要读周作人。但我天生鲁钝，至今吃不消“知堂体”（模仿知堂的张中行先生也在吃不消之列）。知堂学识渊博，趣味纯正，思想邃密，都不用说了，但若说他会写文章，写得比鲁迅还好，则无论如何不敢苟同。
“知堂体”的好处，莫过于胡适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直统统的写法，“白话皇帝”胡适运用起来固然顺手——他的思想本来就直统统——却并不适合知堂。他老先生肚肠要曲折得多。肚肠曲折，硬要说话直接，势必重叠，唠叨，而且费力。千字短文犹可，一旦长起来，就往往首尾不能照顾，甚至绕来绕去，不知所云了。
另外“絮语”也容易带来废话。现代散文谁的废话最多？我看当首推水兵出身而专治“杂学”的知堂翁。他的废话了无深意，亦缺少变化。变化多端固然还是废话，却比较能够让人吃得消。连废话也千篇一律，可就惨了。
比如写一篇序文，总要先摆足架子，说某某新著一书，因师生或别的什么关系请序，“不佞”因同样理由难以推辞，只好从命。时间飞快，到了交卷时仍旧一个大字未写。仔细一想也确实没有什么要讲，无奈已经答应，不能坏了人家好事，只好硬着头皮写下去，但须预告一下，免得读者和求序者期望过高。这是知堂序文典型的废话式开头，窃以为完全可以整个删去的。跟着笔锋一转，说关于某个问题，若干年前就讲过了，如今并无新见，故不妨照抄一段旧文。旧文抄毕，笔锋又一转，说其实也不必看“不佞”并不高明的旧文，同样的意思，某某外国或古代作者早就讲过了，比“不佞”讲得更好。于是又来一段外文的译介或古文的抄袭。最后终于回到开头摆好的架子：你看看，叫你不要逼我写序，偏偏不听，如今序文写成这样子，责任可就不在“不佞”了！
这样唐突知堂，怕也冒犯了众知堂迷们，然而没办法，实在喜欢鲁迅的精壮省净，难以接受如此“絮语”。文章毕竟与讲话不同，况且知堂崇尚的机智俏皮的英国随笔也并不完全是絮语式的，更多还是发挥了文字所固有的技巧。
抛开文章样式而论思想，则对于知堂，实不可因文费思，也不必因人废言。“五四”时期披荆斩棘，奠定新文学理论，固然早为史家肯定。就是30年代中期以至附逆后通常所谓消极反动期，也有独到之见和甚深的忧患。
比如两次论述明代文学。30年代初推崇公安派的“性灵”，30年代中期以后却大讲东林党的末流。前者以性灵反“载道”，容易理解。后者就不太容易理解，因为所揭发的，乃是中国思想最缺乏自觉的一条惯例，即清流到了后来必然成为招牌，而为无数不肖者所趁，变得恶浊不堪。极端的例子，就是鲁迅也曾举过的“时敏”的闹剧。此君官至兵科给事中，江西督漕，而归降李闯时的见面礼，竟是遮道大呼“吾东林时敏也”，冀得大用。对文坛政界的“豪语”与“慷慨党”，鲁迅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知堂无此泼辣，明明有所讥刺，也不敢直唾其面。亦唯如此，他的懦弱的隐忧更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预见力。三四十年代，对即将到来的破坏最具预见力的有两人，一是知堂，另一个就是张爱玲。
躲在好看的招牌底下遂其私欲，恰恰好看的招牌又确实可以跨越时代而恒久吃香，所以巧滑之辈，历代皆有。比如现代的左翼何尝不是一块好招牌，但这以后，无论新左或老左就总能得到或自以为可以得到更多的便宜。喜欢利用好招牌的人必然不能容忍打破招牌，必欲一统而后快。知堂揭发明季东林末流丑态，又说读史者容易变成太乙真人，在许多今人身上看见过去的鬼影，实在沉痛愤激而近于绝望。
止庵校订的“周作人自编文集”三十五卷早就购得，却一直没有勇气通读，前一阵子抽空在每本书脊上标明创作年代，即使没有勇气顺流而下地通读，也可以按照著作年代，随时取读其中的某卷。
胡适在“五四”时期推重周氏兄弟，陈独秀直到晚年还高度肯定鲁迅思想独立与文采斐然，郁达夫对他们则始终表示景仰，这都是现代文坛的佳话。倘若不为浮华所蔽，稍稍看到社会思想背后的历史潜流，则读现代文学和思想史者，无论新书、新说、奇人、异事如何热闹，不忘出入于二周之间，记住他们投向历史与人心深处的目光，仍是相宜的。
2006年1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