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电影苏醒,一开始应和着文学界的潮汐。现实主义文学及其人道思想为谢晋模式提供资源,第五代则从“寻根小说”汲取灵感。但电影无法忍受原著的一元化封闭结构,很快撕毁契约。恰逢文学自体解构,无力抗衡电影的背叛与反过来的收编。电影告别文学本来天经地义,然而一旦宣布独立,马上就失去了主题支撑与结构保证,迅速陷入盲目、失重与破碎。这显然与文学无关,乃是电影自身起点脆弱和依附本性所决定的。
杂凑于是成为唯一的解救之法。杂凑的精义,是将彼此冲犯的主题、色彩、趣味在票房指挥棒下生硬拉在一起,而这正好与后革命、后现代与后殖民文化的拼贴本质不谋而合。
历史片和名著改编的古为今用,属于传统杂凑的改头换面,了无新意,不料现在也大行其道。根据匮乏的美德渲染,曲终奏雅的劝善说教,严肃文学努力规避,民间智慧早已唾弃,如今却成为《手机》、《天下无贼》等冯氏贺岁片的灵魂。色彩专制曾为张艺谋赢得革命桂冠,时下却通过《英雄》、《十面埋伏》两部融侠义、皇权、臣服、爱情、计谋、背叛、悬念于一炉的奇观电影充当着主题混乱、牵强、腐朽、昏聩以及情节缭乱的遮羞布。从《红高粱》到《活着》的辉煌由张氏亲手葬送。抵抗的因素自然也有,比如《小武》、《十七岁的单车》、《青红》等以迟缓凝固的镜头、纯粹的冷色和直线叙事所突显的另类写实与顽强记忆,但狭窄的放映空间不仅没有使这批电影浮出地表,还将它们无情地编织进杂凑大军,成为渐显狰狞的合唱中一个微弱的音符。
杂凑:重写中国电影的强硬逻辑小批判集2003年6月29日CEPA正式签署,与电影有关的协议内容包括“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可视为国产影片在内地发行”,“ 对香港与内地合拍电影: 1.允许港方人员增加所占的比例,但内地主要演员的比例不得少于影片主要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2.故事不限发生在中国内地境内,但情节或主要人物必须与内地有关。”CEPA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长恨歌》,精英/大众,怀旧/时尚,香港风/上海气,性/政治,软性/硬性——不同的元素惊人地胶合捆绑,肆无忌惮的色块错配、性格扭曲与情节的省略和跳跃,堪称奇观。这部集视觉盛宴与价值虚悬于一体的“巨片”,将勉强羞涩的杂凑技术升格为公然炫耀的强硬逻辑,预示着杂凑终于取得一统天下的制度保障。
杂凑是中国电影的必然选择,它刷新了电影的生产方式,也搅浑了电影的美学原则。中国电影自此不再有脉络清晰的结构,而成为外延无限放大、内涵极其混杂的一个可疑概念。
2005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