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我结束在韩国高丽大学交换教授的工作回上海，突然发现朋友们看我的眼睛都有点异样。离开韩国时买了几件韩国衣服穿在身上，又在高大附近理发店简单理了发，大概就因为这些，朋友们一致认定我受了“韩流”影响，或者我就是“韩流”！但我自己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虽然我和“韩流”之间有这样小小的联系，但要进行研究，就非常困难。我不懂韩语，也不熟悉韩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要谈“韩流在中国”这个题目几乎不可能。但我毕竟先后于1999年和2004年两次在韩国执教，在韩国生活了两年多，对韩国某些地方的印象之深刻，肯定要超过对中国许多我从来没有去过或只是匆匆一游的地方的了解。所以，如果让我假装完全不了解韩国，或者假装完全不了解在上海等地出现的“韩流”，也有点虚伪。
所谓“韩流”，是指韩国流行文化在东南亚各地的影响，其核心是韩国“青年亚文化”（韩国青年人特有的音乐、流行歌曲、足球、电视剧电影、美容化妆、服饰和为人处世的做派），但由于东南亚各地一般人对韩国文化了解不全面，渐渐把“韩流”概念扩大，凡在本地见到的一切输出的韩国文化全都称为“韩流”，这就包括韩国的电影、饮食（韩餐）、文学以及民族音乐和传统艺术。
这样说来，“韩流”确实是个复杂的概念，但其内涵，还是指近年来以青年亚文化为主的各种韩国文化在东南亚各地强劲的输出，韩国文化这一输出的部分，加入甚至影响了当地的大众流行文化。
“韩流”的启示小批判集“韩流”并非韩国文化的本体，它的构成因素很复杂，并不都能代表韩国文化，但在东南亚各地一般人心目中，“韩流”就是韩国文化的象征，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如果我们把作为整体的韩国固有文化比作巨大的发光体，那么“韩流”就是最外层的“光晕”。一方面，你不能说这个“光晕”就是发光体本身，因为“光晕”只是光源的最外一层，并且是和周围空气和漂浮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像“韩流”只是韩国文化的表层现象，而且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东南亚各地人民对输入当地的韩国文化的创造性想象和误读。但另一方面，你也不能说“光晕”和光源之间没有本质联系；没有光源，何来“光晕”？没有韩国文化的本体，何来东南亚各地人民心目中的“韩流”？更重要的，如果不是东南亚各地人民预先对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十分活跃的韩国发生了强烈兴趣，如果不是韩国文化和东南亚各地的文化具有某种可以相通的亚洲性特征，那么“韩流”的输出及其在当地的再度创造也将不可能。
讨论“韩流”，先要注意到问题的这种复杂性。
在中国，受“韩流”影响或者本身就是“韩流”的参与者和制造者的，主要是大都市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文化素质的青年，多半是高中生和低年级大学生。他们穿韩国青年爱穿的流行服饰，听韩国歌星唱歌，看韩国最新的电影（借助盗版DVD），像韩国青年那样化妆、染发。一部分人曾经旅行韩国或接触性格活跃的韩国留学生，直接感受最新的韩国流行文化。近年来，先是在上海等地，提出了“去韩国旅游，把美丽带回来”这样的旅游口号，紧接着韩国美容业更积极在中国开拓市场，加上许多真真假假韩国时装精品屋的设立，韩国流行文化的这一方面确实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在通俗的电影电视剧、美容服饰方面追逐“韩流”的中国都市青年，对韩国的电影业、韩国传统服饰和韩国国内正在流行的美容时尚，不可能都有深入和同步的了解，这就注定了他们理解韩国文化的浅薄与随意。
就拿电影来说，一般追逐“韩流”的青年学生也就只知道欣赏《我的野蛮女友》之类青春和爱情题材的电影，在遍布上海大街小巷的地下或公开的DVD销售点，我能找到像《漂流欲室》、《偷窥情》、《韩国情人》、《生死谍变》、《八月照相馆》、《雏菊》、《武士》等电影和《蓝色生死恋》、《大长今》、《黄手帕》等电视连续剧，但像金敏基编导的《地铁一号线》那样揭露社会矛盾的严肃歌剧，像由赵廷来的“大河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太白山脉》，甚至今年在全韩国掀起巨大浪潮创票房奇迹的《实尾岛》、《太极旗飘扬》以及《撒玛利亚女孩》、《老男孩》等影片，包括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些探索性小电影乃至一些韩国式恐怖片如《陷阱》、《301，302》，知道和关心的人就很少。许多青年人在卡拉OK歌厅，能唱几首安在旭的流行歌曲，但他们不可能知道韩国音乐的主流，或者韩国民族音乐究竟如何。我曾经迷恋过郑泰春夫妇的歌曲，一曲《北汉江上》，真是百听不厌。在他们那沉郁、苍凉而不屈不挠的歌声里，我好像能够看到韩民族伟大坚韧的悠久历史，看到凄凉而壮美的如画江山，感受到80年代民主运动中无数韩国民众的渴望。然而在中国，知道他们夫妇的追韩族，恐怕很少吧。
韩国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简称“韩剧”），情况有些两样。在中国，“韩剧”的大部分观众一开始是家庭妇女和老人，“韩剧”对他们的影响，不像时尚对青年的影响那么肤浅易变，相反，这里倒真的可以用一个词，叫“征服”，“征服”的效果缓慢产生因此特别持久。目前“韩剧”观众的年轻化，也是“征服”的一种延伸吧。中国电视剧市场和播放时段极其庞大，而中国本身电视剧生产水平由于种种原因又异常低下，长期以来就依靠港台和西方电视剧来填补空白，这种情况对韩国电视剧打入中国市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先是地方电视台，后是中央电视台；先是一般播放时段，后是黄金档节目。中国观众陆续看到了一大批来自韩国的青春爱情剧、家庭伦理剧、社会风俗剧、历史剧。至于大都市的那些连锁音像租赁店里出租和销售的韩剧录像带与DVD，数量就更加可观。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韩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韩国的社会现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韩国艺术家的水平，答案很可能会令中国的韩剧迷们失望。
中国接受“韩流”的这种不均衡现象，说明“韩流”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是当地（中国）接受者选择所致。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经指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往往只能彼此交流各自文化中不重要的部分，这话并不错。但他忘记补充一句：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特别在一开始总是无法避免低层次的互相借用，然而一旦跨过这必不可少的低层次之后，新的深刻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刺激也会接踵而至。
我上面随便举出的电影电视、音乐、服饰、美容这些目前“韩流”的主要内容，也并不全是韩国当代大众文化乃至韩国文化的浅薄方面，因为我自己就明明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深刻、质朴、先锋等韩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之非常有生命力的因素。
仍以“韩剧”为例，它也具有一般电视连续剧的特点，比如情节至上、趣味至上、戏剧性的超出常理的冲突至上。这些都会大大削弱其真实性内涵，而使它变成后现代的无深度可言的类似美国肥皂剧的快餐文化。但即使在商业气息浓厚的“韩剧”中，韩国文化有生命力的因素仍然顽强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家庭伦理剧，那种细腻素朴、不怕重复，甚至就在不断重复中强化韩国所独有的生活气息的对白，应该是其精华所在。这个方面的基本文化信息通过演员成功的表演实现出来，是别的国家的电视剧编、导、演轻易学不来的，因为背后有着韩国人日常生活几乎无意识的内容支撑着。至于历史剧中那种华丽而不苟的场面，那种糅合着儒家文化和韩国国民性的仪礼风习，那种即使被夸张也仍然不失其独特魅力的韩国传统女性的隐秀柔美，也是无法为肥皂剧的形式所抹杀。
在中国能够看到的韩国电影，无论是小制作还是大片，都有许多不仅可以为中国电影人借鉴，也值得中国高级文化研究者注意的地方。中国电影界为抓住青年，现在也普遍注意拍摄都市青春片，但手法相当古怪，就是从美国请导演，从港台请明星，然后叫他们和内地制片人和编剧合作，拍一些类似《橘子红了》、《周渔的火车》之类虚假做作莫名其妙的东西。对比《我的野蛮女友》和中国同类题材的电影，差距一望可知。中国的历史剧特别是“清宫剧”长期以来一直独力支撑着电视剧市场，但那里面极其低级的政治影射，实际上还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一直反对的落后的文学意识的遗留，和韩国历史连续剧比如中央电视台曾经热播的《明成皇后》那种举重若轻、直接表现人性和人心的高超手段，以及在DVD市场到处可以买到的《朝鲜王朝的秘事》那种颓废唯美的制作，也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带有历史内涵的武侠片，对比一下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的张艺谋的《英雄》和中韩合作但主要由韩国导演把关的《武士》，水平之悬殊也非常明显。《英雄》在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票房收入竟然超过《武士》，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和二者实际水平无关。至于小电影中先锋探索的倾向，那种身体的冒险，灵魂的迷失，中国年轻一代导演，如张明、娄烨、贾樟柯、朱文等尚可和韩国导演搭脉，可惜他们至今还处于“地下”。韩国小电影大量输入，对他们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从好的方面说，韩国电影可以帮助中国社会理解他们的探索并进而完善中国电影生产和管理机制。从坏的方面说，韩国相同类型的电影碟片的输入会使中国观众预先获得了一种审美满足，从而很自然地怀疑本国的年轻导演们继续在“地下”辛苦探索的价值。
从个人经验来说，我最期待的能够从文化的深处和根本处刺激中国的“韩流”，一个是韩国饮食，一个是韩国当代的文学。
就在去年2月中旬来韩国之前不久，我在《文汇报·笔会》发了篇文章，批评中国现在流行的“饮食文化”恰恰反映了中国人的饮食和文化中许多可怕的糟粕。原题是《少吃乃至不吃中国饭菜》，套用鲁迅先生“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的句式，编辑怕麻烦，改为《节后谈吃》。确实是春节之后，谈的又是吃饭，也还算是一个过得去的题目，可惜把我对中国现在流行的饮食文化的“媚俗”和非理性的厌恶冲淡了不少。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怕中国读者的误会，对韩国人的日常饮食大加称赞。我的主要观点是认为韩国人——至少是韩国的普通饭店——不像中国饭店那样，一个个都想争取“一流”，恨不得都把自己打扮成皇帝的御膳房，变着法子学习中医的“以意为之”，在平常朴素的吃饭之上制造出华而不实的“文化”的花招，让人吃不下饭。铺张浪费、甚至借食物来行贿比如制作价值十万元的金箔礼品月饼之类疯狂的行为姑且不论，就是那些以繁荣“饮食文化”的名义在食物上想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花招，也早已失去和败坏了“正味”。较之韩国人对食物的既敬且惜的态度，我们这里似乎只剩下急不可耐借食物骗人赚钱的贪婪与粗野。
可惜我喜爱的韩国饭菜在中国还处于被追逐的“韩流”之外。鲁迅先生曾经抨击过当时就已经以烦琐浪费为尚的中国饭菜，他说凡到中国而喜欢中国饭菜、赞赏中国生活之美的外国人，都是坏东西；鲁迅还讽刺过那些喜欢吃满汉全席、贪婪成性、所要完全超过所需的人，说他们企图一口吸进全部空气。现在的“饮食文化”不幸正饱含这种可怕的贪婪和非理性。我不敢有鲁迅的偏激，但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人从百味混杂的餐桌退下来，懂得简单洁净可口而理性的韩国饭菜的好处，进食时多少知道一点感谢和敬惜，而非一味饕餮——不是简单地想到那是花钱买来的，或者意识到资源的有限，可持续发展（可持续饕餮）的困难——那么，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就应该可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了。
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撇开《大长今》的历史意识和女性意识，而单单欢迎其中所表现的韩国人在饮食方面的美学观念。
鲁迅先生还说，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间的交流最好的渠道是文学，这在网络时代是否适用，我不甘妄加评断。从个人的专业和爱好来说，我最关心的还是韩国当代文学。
据我有限的阅读，这方面中韩两国学者作家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但还远远不够。在上海，我看过通俗长篇小说《菊花香》，卖得非常好，但我相信，一些韩国朋友也告诉我，那绝不能代表韩国当代文学的水平。我也读过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的《木槿花的诱惑——韩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选》，是主编和翻译者朴明爱女士所赠。这本书里面我非常喜欢青年作家尹大宁的《天地间》，感觉好像就是在读我所喜欢的中国当代有成就的短篇小说家苏童或朱文、韩东的作品，机智、幽默、对生活极端认真乃至显得有些偏激的态度，对当代青年人心理的准确把握，流畅而近于推理小说的叙述笔法，令我击节赞叹。我也震惊于老作家崔一男的《流动的鼓》，李东熙的《穷日子》，中年作家丘仁焕的《呼吸的遗像》，特别是老作家金源一的《心灵之牢》。《流动的鼓》写祖、父、孙三代关系，偏偏选择一个早年流浪荒唐的不成功的鼓手（祖父）为叙述视觉，借韩国社会一个普通的失败者的眼光来审查家庭和社会的病态，以及年轻人对那种病态的超越，和《穷日子》一样，都是以手法细腻和忍耐大度取胜。《呼吸的遗像》写一对在战争中离散的同在首尔的兄弟俩，哥哥混得不好，不想见日夜思念的弟弟，等到疾病改变了看法，终于下决心见面，给弟弟看到的却只是遗像。这个出人意料的角度，把“离散家庭”的心理刻画得异常深细。
我特别佩服金源一先生的《心灵之牢》，这不仅是韩国，亚洲，也是我读过的当代世界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它的好处还不在技巧，而是作家对韩国社会矛盾的大胆揭露，对不同阶层和处境中的韩国人内心的透视。作者揭露了贫富悬殊的现实，暴露了政府和民间的对抗，但他并不简单地给出答案，也不简单地，比如说在政府和为民众爱戴的从事贫民运动的身患重病的主人公之间，作出爱憎分明的取舍；作者虽然透视了许多人物的内心，把民众政治理想的失败和宗教（基督教）关怀的坚韧结合起来，但他在这方面的价值判断也一再被推延。这并不表明作者没立场，相反，他有立场，那就是对韩国的深沉的忧思，对韩国人民深沉的爱，因为忧思沉重，爱得深沉，所以一般的爱憎是非反而不重要了。这种超越浅近价值判断而更广更深地呈现真实的功夫，正是文学的生命。
我对韩国当代作家太缺乏了解，但我想，只要有李文烈、赵廷来、金源一、崔一男、李东熙这样的中老年作家，有尹大宁这样的后起之秀，韩国当代文学的基础一定十分雄厚，前景一定十分可喜。如果韩国当代文学也能和韩国饭菜一样进入中国读者和普通市民的视野，那么，中韩之间的交流就必将超越“韩流”而进入实质性层次，我们相互之间似乎不可消除的陌生感和神秘感，也就很容易因为心灵的相通而消于无形。
这就算是我作为一个偶尔碰着“韩流”的中国人的梦想吧。
1999年，我在《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一组在韩国期间的“日记”，叫《居韩零墨》，实际上那里面很少谈韩国，主要是写我如何一边吃着泡菜，一边读中国书，思考中国的问题。我想这是没办法的事。我固然羡慕那些访问外国一个月回去就能写出厚厚一本关于外国的书的作家学者，但我绝没这个本事。我讲“韩流”，实际上还是借此机会寻找一个批评中国当代文化的角度。“后殖民理论”总是呼吁殖民者消除对作为“他者”的被殖民者的误解，在国际交往中这种理解“他者”的呼声非常强烈，对此我没意见，只是觉得这也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有时候，不强求“理解”，而把“他者”作为“他者”来看待，不也很好吗？关键在于“他者”可以成为刺激我们反过来理解自己的一面镜子。“君子以人为镜”，不亦悦乎？否则，老抱怨别人不了解自己，使出吃奶的力气争取别人理解，却忘记用别人这面现成的镜子来照自己，岂不可惜？
其实这也是现代中国有识之士的一致做法。鲁迅和胡适，他们归国之后都很少贩卖外国的东西，也很少把中国的东西一天到晚向外国输出。比起现在那些整天忙于输出输入的“国际型学者”，鲁迅和胡适恐怕都要万分惭愧，因为他们主要的工作仅仅是努力理解自己，批评自己，促使国民自觉。这个传统，今天好像很不时髦了。
2004年9月13日初稿写于韩国外大
2005年10月19日改于复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