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说好多年都发不出来，在各种各样的编辑部里流浪
蔡：我感兴趣的是当代作家与文学期刊、编辑三者的关系。请你以自己为例，谈谈作为一个当代著名作家，你在创作成长过程中，与哪些刊物，与哪些文学编辑有过比较密切的关系。我看过一份你的作品篇目表，其中列在第一篇的作品是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发在《北方文学》上的小说《他喜欢单纯的颜色》，请问这是不是你整个创作历程中最早的一个作品？
马：那肯定不是。它也不是我发表得最早的作品，它是第二篇还是第三篇。第一篇也是发在《北方文学》上，叫《海边也是一个世界》，那是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上面的。
蔡：那可以算是你的处女作？
马：我不喜欢处女作这个说法。处女作应该是第一个成篇的作品，而我们习惯把第一个发表出来的作品叫做处女作。实际上，那时候我已经写了差不多十年了。我觉得叫不叫处女作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它肯定不是我第一个小说，甚至不是我的第十个小说，不是我的第三十个小说，已经写了好多小说了。
蔡：你一九八二年就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的作品刊发出来的，当时有没有编辑的功劳？为什么会发表在《北方文学》上？
马：当然有编辑的功劳。因为我的小说很多年都不能发，大部分都是在各种各样的编辑部里流浪，直到一九八五年以后才逐渐地很容易发出来，而在这之前很多年根本就发不出来。我记得《北方文学》当时那位编辑叫沈祖培，是个上海人，好像应该是上海的知青，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在那之前，《北方文学》我根本没听说过。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非常有名的小说家李潮推荐的，他是当时《青春》的编辑。李潮是韩东的亲哥哥，李潮和韩东的父亲是方之。李潮作为我还在读大学时候的责编，曾经几次设法想在《青春》上面编发我的小说。那时候，《青春》是我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文学刊物，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很努力的争取都失败了，有种种原因。我个人不认为是张三或者是李四的原因，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那时大伙还不关心文学叙事，而更关心写什么。当时叫什么“拨乱反正”，叫“伤痕”，就是那样的时代。可能我的作品较少所谓的人文关怀，所以在那个时代肯定不大容易被接受。当时努力向各种各样的刊物推荐我的小说的，除了李潮，还有史铁生、北岛、陈村，因为他们那时可以发小说了。我认识他们比较早，他们当时对我的小说也还有个人兴趣吧，还算是喜欢。我们的年龄又都比较接近。所以，当时这些朋友就从他们认识的编辑和期刊去选择，帮我推荐。第一篇小说就是李潮推荐给沈祖培之后，发表在《北方文学》上。当时发一篇小说是好严重的事情，我现在回忆起来都很奇怪。他们也没有什么修改意见，就说你能不能到哈尔滨来一次，我们见一下。当时他们的主编叫巴波，是我们的前辈作家，我见了巴波。当时发一篇小说，总共没多少稿费，千字才八块。他们竟然肯花火车票，然后找了个很漂亮的宾馆，花园似的宾馆，让我住在那里。我就觉得，写小说、发小说真是很奢侈的事情。他们何必要发我一篇小说，还要花这么多钱叫我来。我觉得实际上也不是为了改稿，因为小说基本没动。跟沈祖培见了一面。后来沈祖培这人也不做小说编辑了，离开了，好多年都不见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应该比我年龄大。
蔡：为什么会选择发在《北方文学》上呢？
马：就介绍到《北方文学》上嘛。我根本没有选择，那时候怎么能有选择呢？你想，像我写了那么多年愣是发不出来。后来，我跟王安忆交流。王安忆说，我写第一篇就发出来了。我说，你是天才，我们是笨鸟，笨鸟先飞嘛。
蔡：不合时宜。
马：咱们别说不合时宜。我们要早几步时间。我们得慢慢写。一直写到刊物觉得实在不发不合适，不发不行了再发吧。
我写得比较少，但自己满意的作品可能比多数作家要多
蔡：你总共创作了有几百万字作品？
马：没有几百万字。就是一百多万，不到两百万字。
蔡：你的哪些作品对你个人具有代表意义，使你的创作获得飞跃，在文坛上受到认可，被肯定？
马：可能文学史上大伙格外肯定得比较多的是《冈底斯的诱惑》，还有《收获》上发的《错误》那几篇。就个人而言，我觉得我这几篇东西可能还不错。当然不错的不只是这几篇。我写得比较少。我也觉得我是个很自负的人，不用回避“自负”这个词。我现在想，我自己满意的作品可能比多数作家多。我听好多作家都说：“我最满意的作品是我的下一部。”言下之意是写出来的都不满意。我和他们不一样，我要是不满意，我就写不完了。我写得少，可能写得辛苦一点，对我个人而言，成功率就高一点。我对自己多数作品还是比较满意的。如果说是个人特别重要的，那么《冈底斯的诱惑》肯定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冈底斯的诱惑》之前的西藏题材小说有几篇更重要的，其中一篇是《冈底斯的诱惑》的局部，一个独立的小说，叫《西部小曲》。那时一块写了四篇小说，除了《西部小曲》，还有《拉萨河女神》、《儿子没说什么》（这篇发在《上海文学》上，它不是写西藏的）和《山的印象》。就是说，在《冈底斯的诱惑》之前，我写过三篇自己比较喜欢的关于西藏的短篇。《拉萨河女神》也应该说是我后来比较重要的小说。虽然它是个短篇，但它传播得比较广，被选载的次数很多，可能也被谈论得比较多。这是我写小说黄金季节的开始。但事实上，我在那之前已经写了很多年的小说。对我个人来说，小说里有几篇是特别重要的。有一篇小说叫《白卵石海滩》，是写唐山地震的故事，那可能是我个人写作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大概是一万多字的短篇，它最惨，颇费周折，辗转多年，根本没法发出来。走了非常多家的刊物，最终是在一个叫《长安》的月刊还是双月刊上发表的。那个小说一出来，立刻被周围的熟人、朋友所称道。当时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因为熟人、朋友们不会觉得你有多了不起，但他们会表示喜欢你什么不喜欢你什么。那个小说有点哲学味道。
蔡：你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你对自己写的中、短篇小说还是比较满意的。中篇里面的《虚构》、《旧死》、《低声呻吟》和《死亡的诗意》，你觉得写得相当好，而最看重的则是自己的第一部中篇《零公里处》。
马：我刚才就想说，事实上我对自己整个小说中最满意的可能是《零公里处》。它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后来的很多小说是在自觉状态下写出来的。这里有大不同。写《零公里处》时，我才二十几岁。小说故事是一个男孩无意之中撞进历史，但这个小说是一个男人无意之中撞进小说。应该说特别不同寻常。我不过是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突然想写写我十四岁时的故事。去大串联，一个男孩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可以派上大用场，可以闯天下的故事。写着玩的，但我后来在几篇文章中都说到，它有一点很奇特，它几乎集我全部的入世经验。一个中国男孩长成男人的全部入世经验好像都在里面。一辈子大概只可能有一次那么冲动，那一刻以往全部人生值得借鉴的经验都来帮助你，非常奇特。
蔡：那个作品发在什么刊物上？
马：那个刊物早就消失了，叫《丑小鸭》。《丑小鸭》在当时也是个名牌，虽然它的版式、纸张各方面非常差，包括题记也搞错了，后来就将错就错。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里面，还没毕业。
我的作品曾经牵动了那么多的作家、编辑，他们为我小说的催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你的小说名篇，除了发在《收获》上，还发在《钟山》、《黄河》上。在你的创作过程中，除了我们上面说到过的，还有哪些编辑对你有过较大的帮助？
马：李潮是第一个，现在任《深圳特区报》汽车版的主编，比我小，我们关系特别好。那种关键性作用的编辑，沈祖培肯定也是，发表我第一篇小说的编辑，意义非同一般。促使我的写作境遇能够根本性改善的是《冈底斯的诱惑》，发出来的过程很复杂。她是第一个读者，也是个小说家，非常好的一个小说家，叫龚巧明，出了车祸，已经去世了。龚巧明是我的大姐，又是《西藏文学》的编辑，她是第一个读者，她喜欢这个小说到语无伦次的地步。她看出来了，她说你写得太好了，虽然我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我也不懂，但我就觉得它太好了。她当时力主在《西藏文学》上发，但没发出来。她就推荐给李陀。李陀又把这个小说带给韩少功，我和韩少功是过了很久才见面的。韩少功除了是小说家之外，当时还是长沙《新创作》杂志的主编。韩少功对这个小说的催生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他当时看到这个小说就很激动，也想过是不是发在《新创作》上。但是，当时中国文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叫杭州会议，韩少功和另外几个人在会议期间一块向《上海文学》的李子云推荐。他们都不知道，我那时已经是《上海文学》的作者，此前我已经给李子云老师寄过这个小说。她给我写了封信，说很有才气之类的话，说可能暂时发不出来，可能会有一个阅读障碍问题，就退稿了。然后，他们又二进宫。那么辗转，那么复杂地又到了李子云老师手里。所以，我说当时为了催生这个小说，那么多的作家、编辑，可能还有《十月》的副主编郑万隆，牵动了这么多的人。还有一个，我不能不提的，就是《收获》。我的很多重要的作品都是发在《收获》上，不用再太多地去讨论。我唯一的长篇小说，还有《西海无帆船》、《错误》、《虚构》等，都发在《收获》上面。《收获》的程永新，是我非常钦佩的编辑。当然，掌门人李小林是最重要的。
蔡：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北方文学》、《上海文学》和《收获》，在你的创作中起过重要作用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刊物？
马：《丑小鸭》发出来的作品，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蔡：但对你个人是特别有意义的。
马：包括《长安》发出来的作品，影响也没有出来，因为它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行量，没什么影响力。而且，那都是小说写出来很多年才发出来的。应该说还是《收获》和《上海文学》是我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对我的整个写作境况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这两个刊物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都起着重要作用。还有两个刊物，我觉得，也不能不提。一个是已经停刊的《中外文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刊物，当时的执行副主编是我大学时候的好友，叫张英。他现在当官了，到文化局当副局长。还有一个是《钟山》，也是积极扶植新人的刊物。这两个刊物在我心目中都非常重要。实际上我还是在很多刊物发表过作品的，但是，真正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刊物，就是这几家。月刊除了《上海文学》，还有《作家》，我跟《作家》的关系特别好，但是，很奇怪，我一直没有在《作家》发重要的作品，唯一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大师》是在《作家》发的，给《作家》找了很多麻烦，其他在《作家》发的都是非常短的小品。党的眼睛还是比较亮的，知道我没有伤害藏族人民的感情。
差不多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发表作品的境遇才得到改善
蔡：你开始发表作品之前已经写作十年了。你在大学期间完成了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过程。然后，你到西藏之后写出的作品感到已经和以前的很不一样了。请解释不一样表现在哪里。
马：大学四年和西藏的两年吧，对我非常关键，等于我迈了两个台阶。
蔡：具体表现？——两个台阶，还有写作和以往的不同。
马：在大学，我解决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一直到去西藏之前，我不知道自己是个有神论者，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是无神论的教育，没有宗教信仰。但是，西藏是个全民信教的环境。到西藏之后，那种与有神论环境的融合、默契，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事实，却逐渐清楚起来了——我估计我是个有神论者，但我是泛神论。我不单信喇嘛教，或者基督教，不信其他具体的宗教。明晰自己的信仰，这对于一个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有神还是无神的人，创作的小说，写出来的诗，画出来的画，做出来的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整个价值取向完全不同。这两步太大了，对个人几乎是决定性的。
蔡：你强调自己是个小说技术至上论者，这跟我们整个文学传统的主流意识，以及大多数文学刊物发稿的主流倾向，都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太合时宜的，这使得你的创作得以公开发表不免走了不少弯路，就像你刚才说到过，不少小说在各种各样的编辑部流浪，甚至遭受到退稿，对此，你再谈谈自己的感受，你觉得刊物、编辑在这方面有没有责任？
马：我的多数作品都遭受到退稿。退得特别厉害的是《白卵石海滩》，其他的早期小说几乎全部被退过。《虚构》也曾经被《人民文学》退过，它是专门为《人民文学》写的。但很遗憾，它是国家刊物，小说涉及麻风病题材，可能跟国家关于这方面的宣传口径不相一致，他们当时就提出来印象中好像国家说过已经消灭了麻风病，但实际上国家可能没有说过，但他们就不愿意担风险，他们谨慎有他们的道理。这是《人民文学》约我住在北京宾馆里写的，写完之后退了。《收获》发的是《人民文学》的退稿，是个重要作品。
蔡：你还是谈谈你的稿子有没有因为编辑看不懂或者没法接受而被退的？
马：这个肯定是有。第一回被《上海文学》退的《冈底斯的诱惑》，实际上就是因为在叙事方法上走得比较远，当时李子云就觉得可能接受起来有障碍，她觉得是不是暂时先不要发。她当时还是有顾虑。后来还是她发出来了。这也可见李子云的魄力，等于是被她退的，又被她发了。这个小说是对传统小说写作比较大的挑战：人称——你、我、他三个都用了，作者又跳出来，诸如此类的，当时肯定有很多议论。其他的小说，人家退稿最主要因素就是因为看不懂。我在大学里，我们班有个很好的风气，写小说的人很多，同学都说看不懂我的小说，看不懂是我小说的一个主要标志。
蔡：对叙事方法的讲究，与我们习惯的审美习惯的冲突，在你从事小说探索时是相当激烈的，我们不必回避这个问题，也无意指责某人智商低，那时还是个普遍的现象。随着人们对传统写法的不满足，随着读者希望作者有所创新的愿望的强烈，也是小说家们探索风气的日渐盛行并被较广泛的读者所接受，看不懂的问题就不会再显得那样突出，也不会简单的作为评价小说的粗暴方式。到八十年代中期，新时期文坛的实验小说逐渐站稳，你的境遇也得到了空前的改善。
马：吴亮说过，《冈底斯的诱惑》出来之后，我们以往分析、判断小说的所有方法全部都被摧毁了。我们遇到了挑战，用以往的方法来读这种小说读不通的。究竟有什么意义啊，价值啊，都无从说起。所以，后来吴亮写了非常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说实在话，太久远了，没法去具体说。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八十年代初到一九八四年的时候，那时候不停地遭遇退稿。很多编辑都给我写信，但我从来也不留他们的信。我只留自己的手稿，我这人很自恋。我不保存往来的信件，都散失掉了，而且，很多人我也记不住了。十多年前的老编辑再见面，我愣是叫不出人家的名字。这实在是人的记忆力有限。
蔡：你差不多到八十年代中期才被文坛承认被接受，被批评界接受，被刊物接受，也被编辑接受。那时候现代派小说已经扩大了影响，而且日益打开局面。我们回顾那段艰难的初始期，才知道你的创作道路实际上不平坦。大家看到更多的是马原成为新时期现代派小说的大师，成为实验小说的鼻祖，成为许多从事探索小说写作的作家挂在嘴边的人名，而没有看到你曾经被拒绝、被放弃的那一面。你直到一九八五年才开始在《收获》上露面，你在当年第五期发表了《西海的无帆船》，包括《收获》这样的期刊也能接受你，基本上能说明你在文坛已经不仅被接受，而且权威期刊也向你敞开了门户。
马：说老实话，在一九八五年之前，《收获》我也没怎么看过，我不太看杂志的。我的小说和我们文学的历史的相遇是偶然的。在文坛认识我之前，我也不认识文坛。我不太看期刊。我基本上遵从先人的遗训：读死人的书不读活人的书。因为读活人的书浪费时间，没筛选过，没沉淀过，沙里淘金，太不划算。我是被拉入文坛，和文坛撞上之后，开始读期刊的。因为认识了一些人，开始读读他们的小说。后来大概又在期刊上读了三五年的小说，关心当代，关心活人。
编辑没有在我初学写作的时候来帮我，我没来得及得到他们的恩泽就成长了
蔡：我们阅读八十年代中期之前《收获》上的小说，感到它基本上还是以刊登大家能够接受的比较传统写法的小说为主的。到中期，《收获》引入了你以及其他具有先锋色彩的作家作品。我想问，是不是程永新最早把你的小说引进《收获》的？
马：最早不是程永新，是肖元敏。肖元敏原来在《上海文学》，我们以前有联系。奇怪的是，肖元敏还在《上海文学》的时候没有做过我的小说责编。但是，她到了《收获》以后，恰好我写了很大部头的中篇《西海的无帆船》，有六七万字。肖元敏问我要，那我就给了她。当时好像比较顺利地就发出来了。我想，《收获》接纳我，还是需要点眼力的。发了小说之后，马上就见过李小林，见过程永新，那时候还不认识他们。程永新是在《收获》的笔会上我们才认识的。程永新编我的第一个小说应该是《错误》，当然也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小说。就是后来都是程永新编的。我跟程永新是至交。我想国外可能也是这样吧，好的编辑和好的作家经常会是好的朋友。我知道，后来程永新和余华、苏童、格非也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程永新比我小一些，比他们大一些，正好两头都可以做朋友。我们在其他场合也都是好朋友。我想说的是，像程永新这样，和这个时代的非常重要的若干作家都是很亲密的好朋友，这种情形应该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就是好的编辑受到好的作家的拥戴，这是特别良性的结构。
蔡：你在《收获》发表了一个长篇，三个中篇和一个短篇。
马：非常多了。我只有一个长篇，还有可能是所有短篇中最重要的一个短篇《错误》，它在我整个作品中的分量绝不亚于任何一个中篇或者长篇，肯定是我小说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篇，它虽然写的是一个小故事，但是却写出了一个大的时代。我在《上海文学》发的也都非常重要。
蔡：有四篇，《儿子没说什么》、《冈底斯的诱惑》、《海的印象》和《游神》。你不是多产作家，能够在刊物上发四五个作品，都应该说已经不少了。我们专门谈谈《收获》的责任编辑在你的创作中有没有具体的帮助或影响。
马：因为我认识《收获》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是三十几岁的作家了。这一点绝对是例外，我肯定是少数，我是属于发表作品比较晚的作家，虽然我说过我天赋不够，其实我自己不真那么认为。可能跟时代还是有点错位。事实上，我写出小说的时候，编辑们都来得太晚了。编辑没有在我初写小说的时候来帮我。因为发表第一个小说的时候，我已经二十九岁了。本来很多年轻作家都曾经受到出色编辑的恩泽、教诲，但是我运气不好，发得太晚了。你看其他小说家，在二十一二岁，二十三四岁的时候都把所谓成名作给发出来了。如果说《冈底斯的诱惑》算我的成名作的话，那时我都已经三十几岁了。三十几岁，托尔斯泰都快写完《战争与和平》了。这么比较一下，我就觉得编辑都来得太晚了，我没来得及受他们的恩泽，我就已经长大了。这是比较特别的现象。我的情形跟他们不一样。
蔡：就是说，你和编辑的关系只是，你把作品交给他们，他们编了你的稿子？
马：不瞒你说，我在很多年里，我的小说后面全都有一行字，后来有了点订货的情形，才不用写了。原来自由投稿的年代里，我都写着“不改不用请退”。
蔡：不能随便动。
马：不是他不能动，我也不能动。我写东西写得比较慢。你没见过我的手稿，我写的长篇，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一页不苟，没有一点涂抹。因为我写得慢，所以我的原稿都比较精致。而且，不瞒你说，我经常读我的原稿，常会发出惊叹：“写得真好！怎么写得这么好！”
蔡：你是个技术至上论者，看来你不仅对小说的叙事、语言、结构非常精心编排，而且连手稿都这样追求完美。的确是少见！
马：我在复旦座谈的时候，我说过我写得比高行健好。实际上，我还认为，我比多数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家都写得好。我指的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多数得奖作家。不但是比高行健一个人写得好。
我喜欢《收获》是因为它很纯粹，不浮躁
蔡：你那些发在《收获》的作品和发在其他刊物上的作品，是写完后很偶然地给人家，还是由于什么原因发在那些刊物上，是你事先选择的要给那些刊物的吗？
马：我不知道。我现在想不清楚。后来的小说可能有《收获》预约的。《上下都很平坦》是给两家写的，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收获》杂志写的。当时写作是要成本的。在家里没地方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钱，给我提供的住宿，在招待所里差不多住了半年。《错误》是专门给《收获》写的，但这个作品是他们当时向我约稿，我正好写出这个来。没有太多专门考虑给谁写什么，给谁写什么。李小林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听后内心非常慰藉。她说：“马原，你写的小说也不太多，就都在我们《收获》发表。”一个主编，而且是中国最好的刊物的主编，对一个作家这样说，我当时心里觉得，非常好！虽然后来实际上也退过我的小说。
蔡：退了你的什么作品？
马：退的是《倾诉》。后来发在《小说家》的“中篇擂台”栏目上。
蔡：是由于什么原因？
马：不知道是程永新不满意，还是李小林不满意，也不知道李小林审过没审过，这是我被《收获》退的唯一的一次。以后就没在《收获》上发过，也不是不在那里发，就不写了，基本不写了。
蔡：前面提到你的小说《大师》曾经引起过争论，你还有其他作品曾经引起过争议吧？
马：《大师》不算争议，是有点麻烦。引起争议的，最早的是《拉萨河的女神》，发在《西藏文学》上。《拉萨河的女神》是因为（叙事）方法引起争论的。那时正是《作品与争鸣》最红火的时候，它被选上，讨论得比较多。至于批评什么，我也不记得了，我不太擅长用那种语言，那是批评家说的话。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一下子想不起来。
蔡：你认为一个作家和编辑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最有利于创作？
马：肯定是朋友。我跟程永新是至交，是可以非常深入的朋友，甚至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多的几个能谈最复杂话的朋友。能找到双方都可以非常深入谈话领域的朋友。
蔡：今天的文学刊物鱼龙混杂，而且数不胜数，你辨别一个文学刊物，什么样的是最合乎你的心意，是你心目中理想的刊物？
马：我只能说八十年代中、后期我熟悉的《收获》，我就属于那个阶段的《收获》。因为后来我的生活动荡，刊物看得很少，基本不看。我喜欢《收获》，是因为它很纯粹，没有广告，比较雅，不浮躁，跟我们心目中的文学的距离很近，其他刊物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问题，我不知道李小林是怎么避免这些问题的，很奇怪。一定要有第三只眼才能看到自身的问题，好像李小林看到了，因此，我特别钦佩李小林，这种钦佩是由衷的。
蔡：如今的文学刊物与你所熟悉的八十年代的文学刊物显然有很大的不同，请着重谈谈你对八十年代的文学刊物的看法。
马：月刊，以刊登短篇小说为主的刊物，我觉得《上海文学》和《作家》都比较有力度，有眼力。中篇（小说），我主要看好《收获》，还有《中外文学》和《钟山》，这两个刊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也曾经数度领风气之先，作为地方刊物，难能可贵。曾经在文学刚刚复苏的年代里（八十年代初期），《青春》功不可没，集纳了一批非常出色的小说家，后来它可能更多地走青春路线，变化比较大，不再是当年文坛的先锋。
蔡：你怎么看待《收获》这本杂志？
马：一个国家至少应该有一本可以对作家形成统领态势的杂志。如果从官方这个角度看，应该是《人民文学》，因为它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我不知道《人民文学》是不是有《收获》在八十年代那么辉煌，我想可能没有。我知道《人民文学》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发过刘宾雁、王蒙的重要作品，当时它形成那种统领态势，但时间很短。我自己还很在乎写什么的年代里，我倒是读过那时候的作品。可能从五十年代以后，《人民文学》大概就雄风不再了。所以一个所谓麻风病人的故事，他们没说这个小说写得不好，当然可能没好意思说，也可能确实没觉得它写得好，他们觉得国家刊物不宜发表和国家唱反调的作品，因为编辑的印象是国家曾经说消灭了麻风病，他们的记忆可能有误，但并不是这个原因，可以讨论。退了就退了，没什么不得了的。这样看来，《收获》二十年来能够在整个国家扛起基本上是统领态势的大旗，这太重要了。八十年代差不多有一个标志，一个作家可能在外面刊物发很多小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作者，而在《收获》上发表小说之后，他好像就是名副其实的作家了。民间有个不成文规矩，好像人家在《收获》发小说了，地位就上升了。这是很高的荣誉，像被奥斯卡提名那样，名气就大了。地方上非常在乎你是不是在《收获》上发表作品。你说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都不行。但是对政工干部就不一样，他可能对他单位的小说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更在乎，还会说多努力，以后再在《人民日报》发一下。在他心目中，《人民日报》比《人民文学》高，《人民文学》肯定比《辽宁文学》高，这是他的标准。在这十几、二十年里可能在《收获》发表作品是最高级别的。当然也许你在《收获》发表的作品不是你最好的，但是在一般的作者和一般基层的作家协会、作家机构里，你在《收获》发表作品可能是一个作家成熟、成名的基本标志。
蔡：你怎么看待《收获》和其他杂志的不一样的地方？
马：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不一样。《收获》的编辑和其他杂志的编辑，这里肯定有一个眼力的问题，也有个人价值取向的差异。这个肯定不好说《收获》是唯一的。《收获》只有它的历史地位是唯一的。作为文学期刊它肯定不是唯一的，有很多好作品发在《收获》以外的刊物上。而且，《收获》也是人办的，也有高峰，也有低谷，波峰浪谷交替，这都是正常的。它是非常出色的期刊，但也不是神殿，不是唯一的。
蔡：你怎么看待《收获》的主持人、主编？
马：李小林是我最钦佩的，我对一个文学期刊的掌门人如此钦佩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她的眼力，编辑能力，一以贯之的编辑思想。很多年里，《收获》的编辑都是很少的几个人。我曾经做过一个专题片，叫《中国文学梦》，有三十集，差不多都是作家访谈，其中有一整集是《〈收获〉的收获》。陈村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收获》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当然简写本。你把全部的《收获》看一遍，就等于看了当代文学史。李小林主持《收获》十几年了，肯定是功劳最大的。在萧岱主持工作，李小林做编辑的时候，《收获》的很多作品，《收获》和很多作家的联系都是李小林做的，她在复刊后的《收获》奠定基础时做了最多的工作。后来又主持《收获》十几年。可以说，《收获》是李小林的《收获》。就像可以说，《作家》前期是王成刚的《作家》，后期是宗仁发的《作家》一样。我坚持认为，办刊物就是办主编。当年那么出类拔萃的《中外文学》就是因为有张英。中间有一段时间《人民文学》办得那么好，就是因为有朱伟，就是王蒙、刘心武他们当主编的时候，朱伟是小说组的组长，还是编辑部的主任。那段时间，朱伟非常重要。如果说漓江出版社曾经对中国出版业有过巨大贡献的，那就是有刘硕良的时代绝对重要。它作为一个地方上的小的出版社，居然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为推动世界文学在中国的普及，对中国作家的创作都起了非常有力的推进。包括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名著、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丛书、名著简装本，刘硕良都有非常了不起的贡献。我一直比较看重编辑在文学历史上的价值意义。李小林主持《收获》这么多年，《收获》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一点也不媚俗，一点也不热闹，但一直很大气，一直被同道称赞、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