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的作用·成熟作品才给《收获》
蔡：作家和文学期刊的互动关系，是当代文学批评中还没有被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不论是对作家本人的成长，还是对刊物的发展，都值得我们共同来关注。希望你就你个人的创作历程和刊物的关系做一番回顾。我们就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表作品谈起。
张：纯文学杂志，在新时期文学之初几乎是唯一的思想载体。那时报纸的控制非常严格，没有现在的副刊那样活跃。而且，图书市场根本没有形成。这样，文学期刊的作用就非常重要。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很关注文学。通过阅读文学杂志，来解答自己的问题，寻找出口。几乎所有的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都是对“文革”、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反思。新时期文学一步步艰难地前进，都是通过文学期刊来体现的。我个人有切身的体会。我就是从杂志开始进入文坛的。我是一九七九年写成新时期的第一个小说，就是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发在《收获》上。
蔡：在《收获》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上面。这是你新时期发表得最早的一个作品。
张：在这之前，我已经有过一个短篇小说，交给当时《上海文学》的茹志鹃老师。早在“文革”期间，我写第一部小说《分界线》，就跟茹志鹃认识了。由于十七年的正统教育，“文革”时期的“三突出”文艺理论，多多少少都对我们这代人有一定的影响。政治上的模式化东西控制着我们。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早期接受的那些文学营养，一部分文学经典——中国的和国外的——就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那些文学营养，其实在我们的创作中始终在起着作用。生活所提供的种种疑问，种种苦难，和我们以前吸收的经典文学中的人文主义就发生碰撞。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不断地蝉蜕，不断地脱胎换骨过来的。我在一九七八年写的那个短篇小说，茹志鹃叫我改了好几遍，没有改好。后来我写了《爱的权利》，又交给“文革”后比《收获》早复刊的《上海文学》。茹志鹃那时要离开《上海文学》去搞创作了。她就告诉我，以后有作品就寄给《收获》的李小林。《收获》当时刚刚复刊。“文革”以前，我们这样年龄的人，会觉得《收获》的文学档次，离我们这些刚刚写作的人非常遥远。所以，没敢想给《收获》写稿。我很忐忑地把稿件寄去了，很快就得到回信。是孔柔给我写的信，提了些意见。当时是不是要我作些小的修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当时的重要编辑孔柔，包括郭卓，他们都是很认真地读稿子，然后很具体地跟你谈意见。《收获》很快就采用了。
蔡：我插句话，你最早写的那篇小说叫什么名字，后来发出来没有？
张：那篇小说《他是不是英雄》，修改以后发在其他刊物上。发在《收获》上的《爱的权利》，是我在新时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对我的创作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它至少使我建立了自信，觉得自己是可以进入那样的一流杂志。因为发表了《爱的权利》，所以，后来我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是在《收获》上发的。《爱的权利》之后，是《淡淡的晨雾》，这一篇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三年是《北极光》，虽然它没有在全国获奖，但是它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直到去年秋天，我去了美国，国外读者还保留着对《北极光》的印象，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应该说它是很深入人心的。《北极光》之后是《塔》。大概又过了两年之后是《隐形伴侣》，这也是我的重要作品。它是我在新时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收获》当时用了很大的篇幅，分两期发。
蔡：那以后，隔了很长时间，你没有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是给其他刊物了吗？
张：《隐形伴侣》之后，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有比较多的活动，比如出国。到了一九八九年，我的创作中止。九十年代后半期，才缓过来，又开始写。那段时间我创作很少。中间可能有一些作品，自己认为不是特别好，就没有给《收获》。我自己的选择取向一直是：只有比较成熟的作品才交给《收获》。我觉得《收获》本身的质量应该与我们写作的质量对等。而且《收获》是很无情的，如果写得不好的稿子给《收获》，也不会被采用。别指望是《收获》的老作者就会怎么样。所以，你一定会自己先掂量掂量，比较有把握的，才给《收获》。在和《收获》合作的过程中，我几乎没有被退过稿子。好像是一直到一九九二年，才有《牡丹的拒绝》。那时开始写一些随笔了，因为不知道怎么写小说了。《牡丹的拒绝》实际上表明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心态。当时觉得这篇写得不错，就给《收获》。这是我在《收获》发表的唯一一篇散文。一九九四年写了《赤彤丹朱》，因为这个长篇小说是以中篇来结构的，其中一部分就给《收获》。《收获》在当时已经不可能发表太长的作品了，而且也是事前说好的，最好是给个中篇。然后是去年的中篇《集体记忆》。
蔡：《赤彤丹朱》后的这段空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张：中间有一个《情爱画廊》，它是无法给《收获》杂志发表的。写完就交给出版商，大概一个月就出来。相当快！《收获》根本没法发表。
蔡：那是布老虎丛书的一本，是和安波舜合作的。
张：中间大概有一章在湖南的《芙蓉》上发表。我们所有的杂志排版周期都没有出书快。中间隔了这么个长篇小说，随笔写得比较多。再就是我搬家了，大概有一年没法写作。所以，直到去年才有《集体记忆》。
蔡：看来你和《收获》的交往，贯穿了很长的一个过程。你对《收获》的特点应该是比较知情的，请谈一谈。
张：有几点是比较重要的。通常《收获》接受了稿子之后，编辑要和作者沟通。给我的印象是，稿子交出后，一般都会有一个返修的过程，要求你修改。这个修改过程对《收获》挺重要的。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都有《收获》编辑的意见介入我的写作。跟全国大部分杂志相比，《收获》是以一种特别方式联系作者的。
蔡：一般刊物是不是认为你是名家，只要能要到稿子就满足了，不敢轻易要你修改，或者说，也不好过多地参与？
张：也不见得是敢不敢。因为我们出来的时候，也不过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但是，要求我们修改的并不是很多。这可能跟一个杂志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有关。《收获》更强调自己杂志的风格。还有一点，就是《收获》的编者认为，一本好的杂志是编辑应该参与作者的创作，应该介入自己的意见，使作者的创作更完美。他们每次来信，会提些具体意见。像孔柔老编辑，像李小林，都会把意见写在《收获》特制的小信笺上。写得很密，有厚厚的一沓子。我到现在还保存着他们的来信。他们一直跟你讨论着。只要他们认为你的创作不够完整，或者是有明显的毛病，他们会给你提出来，和你交换意见。当然他们不会强求你修改，但通常是返修的。别人的作品也许比我的更好，毛病少些，不大需要修改。反正我的作品通常都是要修改的。大概是《集体记忆》修改得比较少，只去掉了一两句话，由编辑来做。其他的稿子都是要返修的，告诉你在哪些地方要修改。后来有了电话，就在电话里讨论。我记得关于《北极光》，当时就跟李小林通比较长的电话。她会把比较明显的疑问或者毛病跟你讲。比如你的人物塑造，这个人物或者哪些地方比较概念，还有哪些段落可能是不恰当的。所以，我觉得跟《收获》的合作，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作品提供者。大部分杂志发表作品，你把作品给他们就是了，只是一个发表的问题。《收获》很大的不同就是它介入你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它像一个朋友一样给你好的意见，让你对作品再进行最后一次修改和确认。
蔡：这里面恐怕也传递了一种对文学作品比较认真负责的编辑态度。
珍惜自己的品格·重视艺术性·流动的生机
张：我还想说这么几点：第一点是《收获》的文化历史背景。它从创办开始，跟后来的几家杂志都不同。它不是一本带有宣传性的、应景式的杂志。它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位为纯文学杂志。但是，它不可能完全避免受到六十年代政治的污染。它在那种情况下，已经尽可能坚持了自己的品格了。
蔡：在我看来，它一直想坚持更多一点知识分子的个人化的东西。
张：对。所以它会比较珍惜自己的品格。第二点，《收获》的编辑的文化水准，包括思想的涵养，都比较深厚一些。或者说，编辑资质更好一些。《收获》编辑部通常没有几个编辑。人员一直比较少。它给你的印象，甚至像是四十年代创刊的，我一直这样想的。它有点像过去的同仁刊物。
蔡：靳以、巴金是三、四十年代重要的编辑家，合作办过多份刊物。他们受到鲁迅及其他文学前辈的影响，把“五四”以来知识精英的精神传统，注入到文学期刊的编辑理念当中。所以，《收获》给人的面貌比较特殊，感觉不同寻常。他们把继承的精神，带入新中国的文学期刊中，一脉相承地延续到现在。
张：你的感觉应该是准确的。它的文化底蕴，给人印象是知识分子的同仁刊物。一开始它就不是一份官方杂志。即使是在五六十年代，它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比较淡。此外，《收获》的编辑在阅稿时，有自己的审美思想，有自己的文学观，对人生有比较深刻的见解。他们不会仅仅只是一个接受者，一定会有自己的看法，会有一些更好的意见给你。第三点，《收获》是一个有风格的杂志。它跟别的刊物不太一样。比如《当代》比较面向当下的社会问题。《十月》有点类似前者，但有时比较芜杂一些。《花城》到八十年代后期转入比较浓的先锋色彩，发表了一些年轻作者的作品。但是《收获》一直很沉稳，很成熟。它不大被太新潮、新奇的东西干扰。基本上坚持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核。但又注意选择那些既有现代主义的技巧和审美理念，同时在艺术上又有比较成形的完整的东西，而不是很快一个什么东西拿过来就用。它比较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过于介入时代、介入社会、介入政治的作品，如果作品本身没有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它也并不欣赏。跟政治、跟现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是它比较可贵的地方。毫无疑问，《收获》是一个很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刊物。你看它二〇〇〇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集体记忆》，使我觉得它内在的东西没有改变。它不会轻易破坏这种风格。九十年代上半期它的有些栏目相对来讲有点沉闷，一方面说它比较成熟，对外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会轻易动心的。但若是过于坚持固有的栏目时，有时候会丢掉一些读者的。但我注意到近几年《收获》的风格是有一些变化的，在不断改版，增加了许多独创性的栏目，并发表了不少新锐作家的作品，做得都很成功。
蔡：你和《收获》接触这么多年，谁是你的作品的责任编辑？
张：开始是孔柔。然后，都是李小林，像《淡淡的晨雾》、《隐形伴侣》，都是她编的。到了《赤彤丹朱》是肖元敏。小林要照顾巴老，事情太多，太辛苦了。具体工作由年轻编辑们来做。《集体记忆》和《赤彤丹朱》都是肖元敏编的。肖元敏是小林把她从《上海文学》调来的。我觉得小林眼光挺准的。肖元敏也是比较有自己独立想法的人，编辑水平也比较高。以前小林编稿时，那些修改意见都是自己亲自写的。
蔡：《收获》的变化也是近几年刊物发展趋势推进的结果。由于纸张、印刷、广告等费用的增加，刊物的价码不断地上扬。而且，读者的娱乐空间大大扩展了。刊物要再继续维持生存，鼓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留住他们，必然也要在新鲜感、娱乐性、文学性上有所动作。这已经不是《收获》一家的事了，而是整个文学期刊界共同面临的改革问题。现在要维持过去的某些东西不是不可能，但也必须是变化中的维持。
张：随着年轻编辑的成长，他们在《收获》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们可以部分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变《收获》。肖元敏是个比较兼收并蓄的人。编辑之间可以达成既有不同又有统一的意见。这些年他们开辟的一些栏目，包括小说方面，从那种比较传统的文学写法进入到比较现代的写法，有更多的新作者。《收获》过去对作者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挑剔的，没有达到一定的成熟度是不大轻易使用新作者的。但是这几年新作者越来越多了。
蔡：提供了一些新鲜感，出现了一些新面孔。《收获》这个杂志，给人的初步印象往往都是比较平稳。实际上，也是一些比较老式的传统的写法占据了大多数版面。但是随着刊物的发展，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一股流动的生机，一种伴随刊物发展的新鲜气息渗入其中。像八十年代中后期，它接连刊发了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实验作家的先锋色彩比较浓郁的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快感。还有到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时，我们又可以感受到刊物内在部分折射出来的动感。同样可以发现，编辑在其中发挥的对读者的引导、推荐作用。我的感觉是，《收获》的变化是间歇性的、阶段性的。它的整体向前推进到一定的程度时，它才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总体看起来好像很沉稳。但是，阶段性考察时又是有所发展、变化的，不是凝固的，而确确实实是流动的，是有活力的。
张：现在的《收获》不断推出各种新小说，作者和作品都有新的面孔。但是，它仍然能够把传统的人文精神和现代的表现方法融合得那么好，这在全国文学期刊中也是少见的。《收获》毕竟有其他刊物不能替代的地方。它的人事关系比较稳定。其他刊物常常具有多变性、不稳定性。比如不断地更换主编，一次次爆发“政变”，制造内部冲突。不少大型刊物的人事更迭都比较频繁。《收获》就不一样，它一直是在巴老的名义下办的。后来，李小林基本上可以执掌大权。它没有大的人事变动，也就较少由于人为因素搅乱编辑的方针。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一份杂志要形成风格，应该像《收获》那样的状态才能办成一个好杂志。然而，我们其他杂志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一份杂志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掌门人，就会是有个性的，能够维持长久生命力的。
蔡：杂志的审美理念也就可以相对稳定，并延续下去。
张：李小林很不简单。她经办的是一份老刊物，但她从来不拒绝新东西。她从很早开始就非常审慎地从局部入手，以非常尖锐的眼光来选择那些好的东西，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我的《隐形伴侣》那种潜意识流与现实交错的写法，都被接纳了。
蔡：我正要问你这个问题，《隐形伴侣》发表出来后有没有引起争议？
张：还好，没有引起太大争议。八十年代中期，人们已经开始接受一些非常规的作品了。在现有体制下，《收获》是一个比较侥幸的现象。李小林既开放，又能承袭那些传统的好东西。小林的文化结构、知识结构是这样的：她是“文革”前大学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创痛，始终坚持着开放的心态。而且，巴老又是那样的一个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同情心的人。长期的家传影响小林，综合的因素合起来造就了李小林那么个人。她的文学直觉非常好，她总是非常直率地和你谈意见，大部分都是有道理的，非常敏锐，非常到位。
文化和趣味·不一般的气派
蔡：请具体谈一谈在你的创作中，李小林给你的影响。
张：《北极光》当时修改非常大。她是责任编辑，提了很多具体意见。我至今还保留着她写来的那些信件。《淡淡的晨雾》是孔柔编的。《隐形伴侣》、《北极光》都是李小林负责的。我觉得今年的《收获》有一些新的因素融进来。比如阿城的对话栏目，余秋雨的旅行散文，写他在世界上旅行的文化、历史、哲学感受，提供了许多可供思考的东西。包括贾平凹的“走西部”栏目，这些好像更符合我们的口味，而小说有时候没那种耐心去读。
蔡：《收获》不敢无视时代的变化，同时它又不愿放弃自己的追求，不敢远离那群文化读者。所以，它就在坚持文化性时，大力在趣味性上做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编辑的这种努力。既想保持自我，又走近读者，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更广泛的读者群。关于《收获》这份杂志，我们已经探讨了它悠久的历史、编辑的素质和刊物的品格，那么这本杂志还有那些地方你认为比较独特的或者和其他刊物不同的？
张：很多杂志到了一定的时候，往往经受不起强大的社会冲击，容易乱了方寸，大家都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市场，去争取读者。《收获》却在一次次冲击面前能够沉住气，坚持自己的东西。它不媚俗，但又不意味着它墨守成规，或者刻板。它又在变化，悄悄地吸收。
蔡：你的作品发表过程中有没有碰到阻力，如被退稿的，被删改的，或者有过一些政治因素的困扰的？
张：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文学演进中，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都承担着很大的压力。文学杂志是当时唯一的思想园地，动不动就会遇到麻烦。这样我就不得不讲到我写过的一篇到现在还有人关注的短篇小说《白罂粟》。一九七九年，黑龙江的《北方文学》要办一期女作者专号，向我约稿。我写了这一篇给他们。到一九八〇年第三期要出刊，当时我正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届。三月份送审，《白罂粟》被认为有严重的问题，说是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小说讲一个知青和一个劳改释放犯的故事，在当时有一定的新意。很快引起审稿人的注意，就被撤了下来。所以，那一期刊物薄了许多。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填补新的东西，当时印刷技术比较落后。当时不时地听说谁的作品被撤下了，谁的作品被开了天窗了，哪个杂志怎么样了。撤下来以后，他们要求我做些修改，等于被退稿。我就寄给《上海文学》，还是希望我能做些修改，主要是最后劳改犯不要被知青杀掉，说那太残酷了。我说：“不行！他必须要死。否则这篇小说就没有意义了。”后来《上海文学》基本上按原样发了。第二篇《爱的权利》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它对过去的反思没有涉及太多政治，没有过于激烈或尖锐的东西，只是在人道的立场呼吁人的爱的权利。它属于情感范畴里面，只涉及了一定的阶级性。接下来是《夏》，我是直接寄给《人民文学》的。据后来编辑告诉我，这篇差点没登上去。尽管没有什么政治性的东西，但它写了一个很开放的年轻人，也是比较离经叛道。他们犹豫着发不发，在涂光群先生的坚持下才得以发表了。没想到第二年评奖的时候，它得到那么多青年读者投的票。当时读者非常关注杂志，都是读者投的票。《夏》在那一年短篇小说评奖中得票率是非常高的。高到我现在说不准确的位置，反正是排在很前面的。它完全是读者评出来的，不像后来的《淡淡的晨雾》是专家评定的。《淡淡的晨雾》也是《收获》介入比较多修改意见，包括小说结构，有些他们觉得过于戏剧化，好像修改了两遍。在《收获》上发表的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它认为可以用的稿子，提出的都是文学上的修改意见，或者有些过于非文学的表达。比如比较直露的。因为那个年代有对社会提出过于直露的批评语言，跟文学有悖，所以会提出修改。《收获》不会改变你的思想内容，不会改变你的宗旨，但是它会要求你表达得更好。所以，在《收获》没有碰到压力，或者争议，都没有。一旦它选定的东西，一定会发表，被它认可发表的就没有问题了。它没有认为通不过，把你拿下来，在《收获》从来没有发生这类问题，是不是它相对自由度大一点？
蔡：据说，《收获》从来都是要接受新闻出版部门审查的。只是巴老还在，恐怕会留点情面吧？
张：《收获》也避免发表特别直接的非文学色彩的作品。纵使尖锐深刻的，也要通过文学形式传达出来。实在尖锐的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表达，而不必用文学的形式。所以，我认为《收获》坚持文学形式应该是没有错的。
蔡：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形：在其他刊物，可能通过非文学的技法造造声势，索性惹一下，来吸引读者。或者借机炒作一番。《收获》则从来无须借助这种低级手段。这就是《收获》。说它沉稳也罢，说它大家风度也罢，都表现出和其他刊物不一般的气派。
张：《隐形伴侣》没有什么麻烦。我最担心的实际上是《牡丹的拒绝》和《集体记忆》。这两篇里面，实际上批判性的内容要强烈得多。但是，也都没有惹麻烦。我一直觉得《收获》有一定的安全度。《赤彤丹朱》的第一部分发在《收获》上，也没遇到什么障碍。
蔡：《赤彤丹朱》其他部分发在哪些刊物上？
张：分发在国内的几个主要杂志上。第一部分比较长，大概有十几万字。它的上部《非红》发在《收获》上，写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前，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下部《非梦》写建国以后的母亲，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小说》杂志上。第二部分《非仇》写奶奶和外婆，发在《钟山》上。最后有一部分《非黑》写父亲，发在《花城》上面。八十年代文学杂志的蓬勃兴旺，对整个中国民众思想的进步，或者文学素养一定程度的提高，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八十年代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民的代言人，是精神的先驱或者说是思想先行者。九十年代，一部分作家对读者的引导作用逐渐下降了。而商品市场的利润开始引导作家了。刊物出现了混乱，然后刊物自负盈亏，陷入危机。有的没有筹措到经费，就变成通俗刊物。有的就不断地变面孔来吸引眼球，吸引注意力，让我们看到期刊痛苦的蜕变。从那么受宠的位置，一下子变成被冷落甚至要被遗弃的角色。中国期刊的道路，实际上就是折射出中国经济、中国体制演变的道路。中国的杂志都差不多，大多数缺乏鲜明的个性。不像西方的杂志，尽管很多，但各不相同，读者对象分层分类，可以细致到同性恋有同性恋的刊物，养宠物的有专门的宠物杂志。就是文学杂志区别也很大，不像我们的文学杂志基本上都很相似。
蔡：这就是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刊物的类同化，栏目的模式化，加上内容的重复相互抄袭，重复设置，和内容的平淡乏味的近似，这也是导致诸多杂志在市场淘汰下的必然命运。
张：杂志的重复，所以平庸的作者、平庸的作品大量产生了。我们的体制，不允许有个性化的过分流露。都是有约束的创新，勉勉强强的突出一点点。不可能按照办刊人的意志去办。所以，我们的杂志没有出路。现在大部分杂志都是难以为继的。对那些还关注文学、热爱文学的人，他们还尝试着写点东西。他们不可能一写就写到《收获》上。还得有一些一般性的杂志，让他们去表现。刊物成为了苗圃，为他们提供生长的条件。但纯文学刊物，还是有问题。像有些文学杂志，它就是只有一两千份的发行量。这里面还包括赠送的五百份。因为热爱文学的读者就那么多，有文化的人当中，再去掉对文学不感兴趣的人，都去掉之后，最后剩下来的读者就这么点，从哪里去增加发行量呢？但是它又不能没有，一些企业或个人愿意资助、扶持它当然也是一种办法。西方的很多杂志发行量都是很小的。现在要打破过去的体制。过去用国家财政拨款的方式来养活这些刊物，也带来负面作用。我养着你，你就得听我的，形成从经济依附到人身依附的关系。现在刊物在经济上逐渐地自由，是否意味着将来能够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精神自由呢？当然，可能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至少应该考虑到，一个独立的杂志必须有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从这一点来说，市场的冲击是有意义的。从理论上讲，一个杂志也不应该被国家养着。你向往着一个更自由的体制更自由的社会到来的时候，你自己又怎么能够排除在外面呢？你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希望这个社会更加开放更加自由。可是，你为了杂志的生存，却甘愿永远被官方的机构豢养着。这在精神上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再困难再痛苦，你也要承认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这只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来应对它的问题。一个文学刊物，没有理由要求国家永远养着它。只能要求一些文化机构来赞助它、支持它。但是，不能纳入体制来豢养它。体制转型是必然的。我认为没必要感叹纯文学衰落了，不能归罪于市场经济带来的结果。
《收获》介入我的成长·最好的刊物
蔡：你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在你的整个创作中占有怎样的分量？
张：我认为它们都是我自己最好的作品。刚开始我就讲，我把自己最成熟的作品给《收获》。
蔡：我考察了你在《收获》上发表的所有八个作品。我简单谈一下读了之后的感觉。作家的类型可能很多。女作家的类型当然也很多。有很纯情的，小家碧玉型的，但感觉有点狭小。你的作品中则有种很尖锐、刚劲的东西。但你的感觉又不乏细腻。你的作品中还始终包含着一股反叛什么的力量。你通过创作似乎总在挣脱着什么。这样，在你的创作中，就呈现出一种比较大气的境界。你的作品中带有男性化的思考的视角。但又能把女性的情感因素融合到其中去。这使你的创作有了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和潜在力。
张：我想强调一点，《收获》在我的整个文学创作中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成长中，《收获》一直在为我浇水，为我修枝，一直在介入我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其他的刊物的这种作用也有，但不像《收获》这样，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我的八个作品都是每个时期的标志性作品。除了《情爱画廊》，它和《收获》没有关系。它是市场经济的尝试。你看我的《集体记忆》，依然延续着我一开始创作时的精神意向，就是社会关怀、人文关怀。
蔡：不知道刊物跟地域的关系会不会影响作家？北京的作家在北京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和在其他地方发表作品，具体而言，如在《收获》上发表作品，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微妙的因素在发生影响？
张：关系肯定是有的，但不是决定性的。我们刚才讲了《收获》的由来历史，所以它可以形成现在的局面。北京没有像《收获》这样的、有历史过程的刊物。所以，根基比较浅。另外北京的刊物，容易受到各种干扰。比如信息的干扰，政治的干扰，有好有坏。既然它可以大量吸收各种信息，那么这种信息同时也可以破坏它，有时就把握不住，影响了它的独立个性。大城市肯定在信息方面有优势，但也不完全有利于刊物。像北京、上海相对而言，有比较集中的刊物，但有时也需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可以慢慢沉淀一些有用的东西。像《作家》、《天涯》、《大家》、《山花》，这些杂志都办在比较偏远的省份，但都能办出相对独立的个性来。都有一个非常敬业，又非常有眼光的主持人，这当然都是前提条件。只要有这么个人，不管他在哪里，再加上天时地利人和，都能办出一个好杂志来。办杂志一个人就够了。一个人，再加上一点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办刊方式和生存方式。像《三联周刊》还有点特点，《中国作家》成了月刊，每月那么大的一本轰炸你，你看得了吗？不过它加入纪实文学，明确面对市场，要吸引读者。我觉得他们都努力了。精神很可佩，但文学的含量降低了。《人民文学》在体制内，当然还会带有更多的官方色彩。因为它是正宗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刊物，相对改革幅度会比较小，成为一个比较大众化的文学刊物。
蔡：从作家的角度看，会不会北京的作家更多地在北京的刊物上发表作品？
张：通常是这样的：作家首选的是杂志的影响。比如《收获》这样的刊物，有二十年的友情，对这个品牌的认可。还有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和它有关系，种种原因。所以，我会把自己最好的作品给《收获》。还有像上海的另外一个刊物《小说界》，我在写《分界线》的时候就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很熟悉。后来，他们办了这个刊物，向我约稿，我都没有把自己最好的作品给《小说界》。因为我会有自私的考虑，把我最好的作品给最好的刊物。这没有办法。我觉得很无情。心里一定会很内疚，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但是，我依然还是不会把自己最好的稿子给他们。所以不管在北京也好，在上海也好，作家对刊物质量的选择，会放在第一位。像去年我有一篇《感悟珍珠港》，就寄给《随笔》。凡是有深度和锋芒的文章，我会首选《随笔》。重要的作品，作家会慎重选择重要的刊物，这是肯定的。第二位要考虑的是感情因素。肯定是有一些人情关系的。哪些编辑是最努力的、最敬业的，关心过你，在你的成长中帮助最大，由于个人和友情的因素，你也会把稿子给他。第三才会是钱的因素。不能回避这一点：杂志稿费高低的问题。同样差不多的刊物，哪个稿费高一点，那么我会考虑把稿子给他的。但是同样面对着我的朋友，我会首先考虑支持我的朋友。都差不多的时候，你当然会希望稿费更高一点。
蔡：《收获》这样的刊物当然希望能够把所有的好作家、好作品都笼到自己的刊物上来，但是也有一些在我看来十分优秀的作家，比如刘震云，就从来没有在《收获》上发表过作品。另有一些优秀作家，像韩少功、残雪等，也没有在《收获》发表过重要作品，请你从作家的心态上分析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微妙的原因？
张：这里总有一些别的因素。要不然《收获》就集中所有中国最优秀的作品，那也不可能啊！毕竟会有分流的。也会有约稿的先来后到的问题的。我是因为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历史关系。所以，会这样——把自己认为最好的稿子给《收获》发表。对别人来说，就不一定会这样做。
蔡：这是互利互惠的事情，就是我开头说的互动关系。刊物与作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双方，互相需要，互相离不开。作家推动刊物，好作品推动好刊物，刊物反过来也影响作家的成长，促使他们更快成熟和发展，更顺利地写出优秀的作品。
张：对。如果我很努力地写了一个作品，觉得比较好，我当然有权利让它在一个最好的刊物上发表。作家作品也是有优劣的。有的作品，你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没有把握好。可能就写得一般化。劳动辛苦了，你也不想让它作废了。那就在一般的杂志上发表。现在刊物都在一个激烈的阵痛变化时期，都希望改变自己，都在调焦，希望调到最准的一点。既能和市场达成契合、吸引读者，又能不断地发现新人。发表那些在文体、内容上有创意的作品，增加文学和文化含量，这确实是两难的。所以就目前以及今后来说，文学刊物也进入了一个策划和创意的时期。而一个写作的人，既希望获得读者，又不能被“策划”牵引。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个性。我想，这对于刊物和作者，都具有挑战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