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中午，我正在翻阅《文学界》2008年9期上所载章仲锷专辑中的文章，电话铃响了，拿起话筒，一听竟然是他女儿章则哭着告诉我：“张伯伯，我爸爸今晨走了！”“什么！？国庆节前我还跟他通电话，好好的怎么突然走了！”章则说：“先是发烧，后转为肺炎、心衰，就没有挺过去。”我说：“新新（章则小名），你先陪着你妈高桦，我立即就来。”
放下电话，冲下楼，打的奔往潘家园。
一路上思绪混乱，我和章仲锷30多年友好相处的点点滴滴，像电影似的在眼前翻腾过去。尤其不忘我和王世敏（已去世）、章仲锷三个人共商创办《十月》杂志的往事。
章仲锷生在湖南，长在山东，故他对山东的情况比较熟悉。1977年夏天，我们三人在北京出版社文艺室工作，同到济南组稿，顺便参加山东文联在南郊宾馆召开的文艺大会，听山东省委负责人做报告。天气很热，我们不愿听枯燥的报告，就溜到报告大厅外树阴下聊天。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说国家形势有了变化，文艺界也会松动，应该抓紧时机有所作为。人民经过“文革”之后翘盼着从各地回京的作家们创作上的喷发，打破文坛上荒芜冷清的局面。我们越说越起劲，便商量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迎接创作高潮的到来。接着大家便想刊名，最终王世敏想起了“十月”的名字。仲锷和我一致赞同，觉得这个名字响亮、大气，表示金秋之后丰收的意思。从山东回京后，我们经过一年筹备，《十月》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秋天创刊。半年之后，《收获》复刊，一年之后《当代》创刊，随即《花城》《钟山》等大型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中篇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兴起和繁荣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仲锷在《十月》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埋头苦干，先后编发了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如意》、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等脍炙人口的佳作，其中有的荣获茅盾文学奖、有的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仲锷为《十月》创刊后获得的盛誉，付出了开拓者的辛劳，是《十月》的功臣之一。
从1982年到1988年，仲锷在《当代》主编秦兆阳领导下，编出了刘心武的《钟鼓楼》、李斌奎的《啊，昆仑山》、柯云路的《新星》、焦祖尧的《跋涉者》、郑义的《远村》、陈冲的《厂长今年二十六》、王朔的《空中小姐》、张曼菱的《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等名篇。秦兆阳赞许仲锷的编辑成绩，给他写过一个条幅，曰：“磨稿亿万言，常流欢喜泪；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这条幅道出了编辑工作中的甘苦，仲锷就请书法家写了“磨稿斋”三个字，作为他书房的斋名。
1988年，章仲锷从《当代》调到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后，又创办了《文学四季》。尽管只出了六期，也经手发表了张贤亮的《习惯死亡》、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朱春雨的《血菩提》、张聂尔的《名门淑女》等力作。
风波之后仲锷于1990年冬天调入《中国作家》杂志。他和高洪波、杨匡满等一起，又编发了《马家军调查》《落泪是金》等一批轰动全国的作品。新时期文学以来，仲锷是唯一一位曾在首都的《十月》《当代》《文学四季》《中国作家》等大型文学刊物都工作过，且都编发出许多名作的编辑家。在当代文学史上，他理应占有一席位置。
从北三环路赶到潘家园，的士整整走了半个小时，我冲上仲锷17层寓所。见他的亲人都在。新新迎过来对我说：“张伯伯，您跟妈妈说说话，劝劝她。”我走进卧室见高桦依靠在床上，她一见我哭着诉说：“守仁，他怎么就突然走了呢？我有责任，我没有叫人及时安起搏器。”我赶紧过去轻拍她的背，安慰她：“你别这样说，仲锷能活到今天，全是你照顾的好。1975年我和他同在一个办公室，就见他手掌心是红的，当时就已肝硬化。多年来，是你不断让他吃胎衣，叫他按时服药，服侍周到，才能活到今天。”新新站在床边说：“妈，几十年来张伯伯是见证人，您别自责，别太难过了。”我说：“高桦，仲锷这几十年能一心扑在工作上，编出这么多好稿，这军功章的功劳有你的一半，不，一多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仲锷生前还希望编一本自己的杂文集、一本评论集，你要节哀，保护好自己身体，才能完成他的遗愿啊。”
“磨稿斋”书房里已经布置了简单的灵堂。在他遗像两侧已有铁凝、金炳华送来的花圈。我向仲锷遗像鞠了三躬，见高洪波、石湾等人来了，便离开他家，遵高桦嘱咐，打电话通知李存葆、崔道怡、赵大年等文友以及北京作家协会、中国野生动物协会等单位。
是夜，我难于入眠。这半辈子，我和仲锷算得上挚友、诤友，情同手足。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两家都住在东四，他住三条，我住六条，往来频繁。有年初冬，我在他家里，第一次见到了从银川来的张贤亮。当时他人很瘦，披着一件脏兮兮的黑皮袄，脸色疲惫，风尘仆仆。我们喝着啤酒，吃着高桦包的饺子，听贤亮讲他在劳改农场遭受的种种苦难。贤亮的第一个中篇《土牢情话》就是经仲锷之手编发在《十月》上的。后来我们还编发了他的代表作《绿化树》。那时冯骥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修改他的长篇小说，有时候从人文社拐到南小街和三条交界处的仲锷家里，我们三人围炉夜话，畅谈解冻后的文坛种种。有一次我俩南下到湖南、广东组稿，在长沙听了康濯的介绍，深夜赶火车到郴州，向古华组稿，带回来一篇《送你一支玉兰花》发表在《十月》上。后经我们介绍，古华进了当时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有了提高，才写出了获奖的《芙蓉镇》和《爬满青藤的木屋》。1978年春天，我和仲锷路过保定，参加河北作家张庆田主持的散文座谈会。在那次会上，我们结识了年仅21岁、刚开始写作的铁凝。后来，我和仲锷分别在《十月》和《文学四季》上编发了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和她的长篇小说《玫瑰门》……
仲锷生性木讷，少言寡语，不善交际，但冷不丁说话颇为幽默，且像他的杂文那样带着刺。但只要我俩相遇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正如高桦所说，我们两人互相揭短，从彼此争论中获得无穷乐趣。他常批评我说话南腔北调，不会说普通话；我说他不懂礼貌，宴会上主人没有发话就自己拿起筷子夹菜吃；他说我下棋太差，是个臭棋篓子；我说他毫无生活能力，竟用去污粉当盐煮鱼吃。他还用生僻的繁体字、少见的成语考我，偶尔我说错了，他就抿嘴自乐。
在我们这一茬老编辑中，他的案头功夫最硬，在看稿、看校样时，他像只啄木鸟似的，能飞快地啄出行文中的“害虫”（错别字、病句）。他看电视剧读荧屏字幕，或翻阅新出的书籍，或听演员、主持人讲话，常能发现用错、念错的字。他说像吃饭时硌到了砂子那样膈应，便咬文嚼字地写出一批纠错文章，以正视听。他这种火眼金睛的本领，活字典式的博学，令我佩服。
这30多年来的往事—闪过我的心头：我怎能忘记我们共同编辑数百万字“碧蓝绿”环保丛书时相互切磋的情景，怎能忘记我们同去新加坡参加“人与自然—环境文学研讨会”的经历。我不会忘记我们西去河北太行山赞皇地区采风，携手到山东荣城饱览“天尽头”的风光。我回忆起我们同登岳阳楼，观赏浩浩洞庭水；回忆起共乘东京地铁车，观赏临海修起的迪斯尼乐园……
然而你突然走了。唉，今后还有谁能像诤友似的指出我的短处，如顽童般跟我斗嘴取乐呢？深夜想及你的离去，不禁唏嘘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