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清代多元汉文化大举西进
一富宁安进驻巴尔库尔
元朝时，哈密曾属维吾尔王亦都护管辖，后来由成吉思汗的后裔纳忽里镇守。朱明王朝建立后，蒙古人退到塞北，又恢复旧称叫鞑靼。明王朝封哈密纳忽里的继位者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属中原朝廷统辖，民生物产，古风犹存。而占据西北方即天山以北的蒙古部称厄鲁特部，本是蒙古的别支。厄鲁特和鞑靼在历史上积怨很深，双方争雄极其复杂，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明末清初时逐渐强盛起来的蒙古厄鲁特部向西南扩张，占据了哈密北山（天山）以北到阿尔泰山间的广大草原，巴尔库尔成为厄鲁特的游牧地。17世纪初，西迁的厄鲁特共有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个部落，合称卫拉特四部。四部中，准噶尔部最强。17世纪20年代，准噶尔部首领哈喇忽剌的势力日渐增大，到17世纪40年代，哈喇忽剌死，其子巴图尔珲台吉继承汗位为准噶尔部首领。为共同抵抗沙俄等外族的侵扰，准噶尔部与卫拉特其他各部以及阿尔泰山以东的喀尔喀会盟，会盟之后，巴图尔珲台吉在诸部中的威望和地位显著提高。准噶尔部活动地区逐渐成为卫拉特蒙古的政治中心，并建立在准噶尔贵族的统治下，包括卫拉特诸部和其他各民族在内的民族政权，史称“准噶尔汗国”。
清朝建立后不久，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一心要实现重新建立大蒙古国的梦想，先是帮天山之南的“回部”回教白山派打败了黑山派，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势力引入了回部，从而引起中亚西亚的震动。之后噶尔丹向东发展，越过杭爱山侵占了蒙古喀尔喀部占据地，喀尔喀部逃走并向清朝政府求救，康熙帝一面收容安抚难民，一面谕令噶尔丹退兵。噶尔丹哪里肯听，继续追赶喀尔喀部一直打到察哈尔地界，实际上是向清王朝炫示武力，更是一种试探性挑衅。康熙皇帝忍无可忍，御驾亲征，在乌兰布通打败噶尔丹。两年之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春，噶尔丹又亲率大军东进，康熙再度亲征，并派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大军自宁夏出发迎击。费扬古麾下的都统阿南达带兵到巴尔库尔的昭莫多（巴里坤东部柳条河、松树塘一带）驻扎，两军遭遇一场大战，噶尔丹兵败。就在噶尔丹率大军与清兵大战之际，他的侄儿策妄阿布坦在准噶尔内部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堪称一代枭雄的噶尔丹兵败却又无家可归，回到阿尔泰山脚下时服毒自杀，时在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噶尔丹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在巴尔库尔湖畔被哈密回部阿奇木伯克额贝都拉之子郭帕尔伯克生擒，清军取得胜利，准噶尔部请求议和，清军班师东归。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策妄阿布坦统治下的准噶尔汗国，继续与清朝中央分庭抗礼，屡次派兵侵扰，再度攻占巴尔库尔，先行剽掠，后派遣大军围攻哈密，企图占领西域东部而后图谋东进。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清廷在哈密、巴尔库尔创设站台，派吏部尚书、靖逆将军富宁安率兵三万余进驻巴尔库尔。为稳定局势，保障西域长治，富宁安派绿营（满族共有八旗，分别是正红、正白、正黄、正蓝和镶红、镶白、镶黄、镶蓝，收编和新征入伍的汉族军军旗为绿色，故称绿营兵）兵丁五百名在巴尔库尔的上涝坝、下涝坝等地垦田种地，亦农亦兵。同时开始了移民屯垦，从河西走廊迁移一些农民到巴尔库尔垦田。这大约是清代在巴尔库尔屯田的开端。这是汉族满族人群在数量上逐渐成为当地主体人群的开始。次年，清军及被动员的百姓从驻军大营至乌兰乌苏沿途修筑二十余座烽火台，严密监视准噶尔部的动向，使其在较长的时间里不敢轻举妄动。到康熙五十八年（1718年），屯田取得了明显效益，收获青稞近两千石，解决了部分军粮，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社会秩序一度稳定，百姓生活状况明显好转。这使巴尔库尔经济运转、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过去以牧业为主半牧半农的生产经营方式逐步转向以农业为主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富宁安在巴尔库尔驻军大营之侧修建了一座关帝庙，驻军大营就在后来的镇西城池之地。这是当地修庙的开端，更是以宗教形式由官方大举推进汉文化的开始。巴里坤老百姓口碑中一直有“先有关帝庙，后有镇西城”的说法。在这里修建道教庙宇，不只是供军人烧香参拜，当地的老百姓一定有不少人信奉佛、道宗教。佛道崇拜信奉者数量的众多正说明此时汉文化在当地的位置。
且说巴尔库尔四面环山，车辆运输极其不便，尤其是从哈密到巴尔库尔要翻山越岭，道路崎岖险峻，常常发生车毁人亡事故，给军需物资的运送带来极大困难，因而往往不能及时供给。由是首先由官方倡导饲养骆驼，从喀尔喀蒙古买进大批骆驼，开始了驼运业，驼运业首先从军需驮运开始。它不仅解决了巴尔库尔驻军军需供给问题，并且于1723年一次为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平叛罗卜藏丹津支援精壮骆驼两千峰，可见当时驼业发展迅速和规模之大。后来，驼运业由军用扩大到商业运营，全县饲养骆驼一万峰以上，被誉为万驼县，一部分相对有资金、有能力的人专门从事驼运商业活动，商业逐渐形成为一个专门行业，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生产、商业的发展，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汉文化在商业方面的全面推进。
但是，无论任何运输形式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大量部队的口粮问题。路途艰险遥远，一峰骆驼驮三四百斤，从肃州到巴尔库尔要走二十天左右，一路上可能遇到土匪抢劫暂且不说，仅人畜的消耗就会用去一半，一峰骆驼运送到目的地的口粮都按二百斤计算，最多够一个士兵吃五个月，两三万军人需要上万峰骆驼专门运输军粮还未必能保证及时供给，而上万峰骆驼组成的驼队的费用又需要多少花费？所以最根本的是就地解决。于是清廷继续加大军人屯垦力度，不仅绿营汉兵继续屯田，连满营旗兵也参加屯田耕种。陆续从内地迁移屯民，使屯田人数有了大幅的增加，种植面积同时大幅度扩大，仅军屯收获每年都在两千石以上，民屯的收获数量比军屯还要多一些，牧业生产也有长足的发展。
雍正三年（1725年），准噶尔部眼看清廷在西域的军事力量强大，社会治理成效显著，只得又提出议和，清王朝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意议和。于是大军从巴尔库尔撤回关内，仅在此设一些“卡伦”，即哨所。
富宁安在撤离巴尔库尔时（康熙五十八年，即1719年）勒石纪功，被称为富宁安碑，又称康熙碑。为使碑石保存久远少遭风雨剥蚀，更重要的是神话碑石提升其思想文化价值以达到碑刻预想的目的，富宁安还为之修建了一座庙宇，碑石就在庙庭之内。老百姓称之为山神庙。庙里没有山神塑像，因此该碑也称山神碑。碑庙位于岳公台东北角山坡处。碑体是一卧牛形的巨石，高一点三三米，宽一点六六米。碑文曰：
靖逆将军吏部尚书兼管总督仓场事务富公宁安，恭奉圣天之命，讨贼寇妄布坦侵犯哈密之罪，驻兵巴尔库勒，秣马厉兵蓄锐以待进取。维时天地之气，晴和咸理，水草丰茂，林木瞻用，商贾辐辏，士马饱腾，荒寒冱寒之区，气候顿易，四时风景，宛如春台化日。斯皆圣天子仁德广福百神为之效灵也。因于山麓，萁庙崇祀，用答神庥，塞外诸夷瞻斯庙也，当必共凛然于天威之气，远弗庙矣。庙侧有天然石一片，谨勒以志之。领兵之诸公开列于左……
碑文记述了这一时期清大军驻守巴尔库勒时对准噶尔部的震慑，使之不敢再轻举妄动，因而巴尔库勒一度社会安宁，经济繁荣，民众乐业，连气候都很快变好，景色也优美了，“气候顿易，四时风景，宛如春台化日”。富宁安说这当然是天子的“洪福”“仁德”庇佑的结果，各路神仙也“为之效灵”，不敢贪天功以为己有。
碑文中还记述了为保护此碑在碑址上修建山神庙的事。按照富宁安的说法，修庙是为了让“塞外诸夷瞻斯庙也，当必共凛然于天威之气，远弗庙矣”。一是叫以准噶尔为代表的“诸夷”“凛然于天威之气”，见庙如见清之大军，不再兴兵捣乱，安分守己维护稳定，二是老老实实接受满汉文化浸润，远离蒙藏喇嘛教的宣传不再闹独立。“远弗庙”里的“弗庙”与前文中的“庙”不是同一概念，前面的“庙”是新修建的山神庙，这个“弗庙”是指藏传佛教（黄教）的喇嘛佛庙，“弗”通“佛”。因为在此之前策妄阿布坦与先前占据了青海的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和硕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相互勾结共同反对清廷，图谋分别在青海、西域独立，建立各自的“汗国”。而他们都以黄教作为组织蒙藏群众跟随他们的纽带，在宗教上与“大乘佛教”和传统的道教抗衡，在思想上行动上支持他们独立。故而富宁安要人们包括“诸夷”“远弗庙”。
看来历代有政治眼光的人都很明白思想文化在巩固统治、安定社会中的巨大作用。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意识实在是力量无比，较之千军万马的武装力量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要强大。无数事实证实了这一点。
清军的多次大规模行动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但取得胜利后即班师东归，准噶尔部卷土重来，实施复辟，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不同思想意识、两种文化的较量。如此拉锯，既不利于中央政权对边疆的统治管理，更使边民生灵涂炭，绝非清廷巩固政权的久远良策。二岳钟琪筑建镇西城
雍正七年（1729年），策妄阿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继承汗位，再度挑起分裂事端，在西域四处抢掠。其中几次袭掠巴尔库尔清兵“卡伦”，抢走马、驼万余匹（峰），搅得人心惶惶，群众又陷入战乱动荡之中。一些守备卡伦的清兵虽英勇奋战连续七个昼夜，救出松树塘和镜儿泉卡伦的官兵，夺回部分牲畜，但终因人数少、势单力薄而无法控制局面。
为彻底平息准噶尔部叛乱，雍正皇帝创立西路军，雍正七年，派遣被誉为“清代第一将”的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主持西路军，率两万五千余人在巴尔库尔设立了行辕大营。
岳钟琪（1686年—1754年），字东美，号容斋。一说为四川成都人，一说为甘肃山丹人。他是清将岳升龙之子。有人说他是岳飞二十一世孙，此说难以考证。可这一说法有政治原因，老百姓认可是尊崇他，将其与宋代抗金名将联系到一起，增添了他作为一代名将的光彩；而当时朝中倒岳派如是说，则是为挑拨岳钟琪与清皇室及满族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当年岳飞矢志“驱除鞑虏”“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所谓的“鞑虏”“胡虏”“匈奴”正是指满族的先祖女真人。因而岳钟琪最终因受清皇室猜忌遭害，先下狱后致死，这是后话。
岳钟琪康熙五十九年从征，平定了西藏、青海，立下赫赫战功，受朝廷封赐，擢升四川提督，授三等公。
岳钟琪到巴尔库尔，为使军队有坚固的堡垒，攻可免除后顾之忧，守可凭此固若金汤，决定修筑城池。几经踏勘，选定城址，两万多将士加当地百姓共数万人昼夜施工，开挖壕堑，取土筑墙，年内筑好城池，雄伟坚固。因城是专为驻守的绿营汉族官兵修建的，所以后来称为绿营兵城，又叫汉城。汉城当然是以汉族居民为主体，至此汉族民众在当地居民中人数上占大多数。
由于在此之前方方面面——如前所述诸如生产生活方式、商业的兴起发展，特别是汉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等为基奠，使得巴里坤已经成为当时西域汉文化的堡垒、发祥地和向西延伸的源头。
巴里坤城城址南缘正与远古的大月氏王庭遗址北缘相接，踞山坡高险之地，南面靠着青翠苍郁的天山，北面正对广袤的蒲类海、甘露川，巴里坤盆地景物一览无余。蒲类海似匹练，甘露川如锦缎，农舍星点，人民安定，炊烟缭绕，美丽富饶。西有黑沟大坡挡住凌厉的西北风，冬季气温较其他地方高两三摄氏度，夏季将黑沟水向东北沿山坡引至城南，保证了城南农田、护城河等的用水以及地下水资源的充裕。地下水到城北渗出地表，孕育了优良的北湖湿地草滩。府城有东去哈密西去奇台、迪化的通衢大道，城池不仅是扼守大道的军事要地，也是最佳的人居环境。城池地处巴里坤盆地东西的中心，也就成了当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真可谓与大月氏、匈奴、乌孙人千古心相印，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古游牧民族不可能建筑城池，更不会修建具有汉族风格的王庭，岳钟琪新建城池，必须按照中央王朝的定制筑造。
城中东街马路南侧修建的将军府衙门，一是城里南高北低的地势缘故，二是北宋时龙图阁大学士包文正的开封府衙门向北而开，以示和“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世俗相悖，因此岳钟琪的将军衙门也坐南向北。致使以后的府衙、县衙，满城里满族领队大臣的官衙一律北开，被称为当地“五奇”中的另一奇“衙门望北”。
岳钟琪所率西路军屯驻巴里坤，治军有方，不事扰民。虎踞西域东部要冲，稳定了整个西域的局势，老百姓安居乐业，十分拥戴这支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