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积功被拜为“忠正平难功臣”，后来被封为晋王。
黄巢起义虽然失败，但这次暴乱一是使农村经济崩溃、民生秩序全面破坏，二是地方州郡官僚纷纷培植自我势力拥兵自保，造成国家政权的全面破裂，给唐王朝的灭亡掘好了坟墓。
当时各路诸侯中除李克用之外，另一股强大的割据势力是朱全忠（朱温）。朱全忠早就感到李克用肯定是自己今后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曾借机图谋害死李克用，幸而李克用有了觉察事先脱逃，因此之后朱全忠一直是李克用的死敌。
李克用死后，他的儿子李存勖继承晋王爵位。
公元907年，朱全忠谋杀了大唐年仅十三岁的昭宣帝及其近臣，篡夺了政权，建立了新的王朝，称为“大梁”。公元923年，李存勖灭梁建立“唐”，李存勖为帝，即唐庄宗。
唐庄宗李存勖的养子李嗣源也是沙陀人，出身行伍，作战勇猛，因受到养父的猜忌起兵叛乱，结果竟然成功做了皇帝，史为唐明宗。李嗣源死后传位给他的儿子李从厚，谓闵帝。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和女婿石敬瑭也都是沙陀人，自幼随李嗣源四处征战，颇得人心。李从厚即位后，生怕李从珂、石敬瑭拥兵谋反，听从谋士之计打算削夺其兵权，李从珂、石敬瑭遂叛变，起兵攻陷洛阳，废了闵帝，李从珂称帝。
但李从珂并不以石敬瑭帮助自己夺得政权为念，总是担心石敬瑭会拥兵自重，有一天谋反，于是令石敬瑭以原河东节度使改任为太平节度使，借机削夺其兵权。石敬瑭心知肚明，明白此举一旦使自己丧失兵权，不但地位尽失，恐怕连性命也难保。石敬瑭部将刘知远等劝他抗命，石敬瑭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难以与之抗衡，于是就按照谋士们的建议与北边的契丹联络，乞求契丹的支持。当然，条件是苛刻的。
石敬瑭借助契丹的势力灭了唐，契丹扶持石敬瑭称帝，国号“晋”。因石敬瑭是靠契丹的力量做的皇帝，而且在此之前就约定称契丹首领耶律德光为父，所以历史上叫石敬瑭为“儿皇帝”。石敬瑭实际上是个傀儡，还要经常受到耶律德光的责备，因而抑郁积愤成疾，在位仅六年而亡。石敬瑭的儿子石重贵继位后，最终与契丹翻脸，结果引来耶律德光大兵征讨，为契丹所灭。
耶律德光在中原遭到汉族百姓的普遍反抗，难以立足，只得引兵北返。
而在耶律德光征伐石重贵时，晋大将刘知远正在河东，见契丹势力强大就按兵不动以自保。耶律德光北去后，刘知远便在晋阳称帝，国号“汉”，后迁居洛阳仍以洛阳为都，并改名刘暠。
刘暠即刘知远，欧阳修说他的祖上是沙陀部汉人，《新五代史·卷十·汉本纪第十》载：“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姓刘氏，初名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后世居于太原。”此刘姓汉族是不是唐代屯田者后裔？也有这个可能。
汉立国极短，刘暠登基一年便死了，他的儿子刘承佑在位也只有一年就被郭威替代，郭威黄袍加身称帝，国号“周”。这一时期，中原先后建立了五个短命的王朝，梁、唐、晋、汉、周，为我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为和前边相同名称的各王朝区别，史家在此五个朝廷名称的前边都加一个“后”字，分别叫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郭威杀了刘承佑建立周朝，刘暠的弟弟刘崇为河东节度使，正在本州从而免遭灭顶之灾，闻知朝廷变更，便在太原自立称帝，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汉”，北汉较之当时其他朝（国）维持的时间还要更长一些，直到赵匡胤扫平其他割据政权统一黄河长江流域建立宋朝后，北汉才被灭。
这一时期共有四个朝代（国）是沙陀人建立的。虽都为期很短，但终归是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段重要经历，而且其中一些人总是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后人有必要记住他们。
“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为贵种云。”（《新五代史》纪传一·卷四·唐本纪第四）因此北方的少数民族都说沙陀是出贵人的地方。
那么沙陀在哪里？据欧阳修主撰《新五代史》（纪传一·卷四·唐本纪第四）载：“唐太宗破西突厥……西突厥有铁勒、延陀、阿史那之类为最大，其别部有同罗、仆骨、拔野古等以十数，盖其小者也；又有处月、处密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处月别部之号耳。”就是说，处月部亦即朱邪部又称沙陀部，是完全处于唐王朝的统辖之下的一个小的突厥部落。
“盖沙陀者，大碛也，在金沙山之阳，蒲类海之东，自处月以来居此碛。”（《新五代史》纪传一·卷四·唐本纪第四）这告诉了我们沙陀人生活的地理位置，在阿尔泰山以南，蒲类海之东，正是今天巴里坤地域，台湾学者陈致平编著的《中国通史》第四卷《隋唐五代史》中，明确写道“沙陀人本是西突厥的一个部落，叫做处月，居住在金沙山之南的蒲类海（今新疆之巴里坤湖）之北，其地有大漠名沙陀”。
沙陀部原本是一个小的部落，世居在这里，隶属北庭都护府。该部落首领先后一直受到唐王朝的册封。
从李氏后唐王朝到刘氏后汉（北汉）王朝的先辈皆出自沙陀的史实中，我们还可以推断，唐代，沙陀不仅是多个少数民族杂居区，也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区，而且汉人数量不会很少。处月部以朱邪为姓，即以部落名为姓。朱邪与处月，仅为突厥语与汉语在发音与书写的差异所致。可见汉族的姓氏文化现象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及少数民族对汉文化吸收之一斑。
但“夷狄无文字传记，故其后世自失其传”。欧阳修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行无言不彰，言无文不远”。语言、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载体，特别是文字，是文化传承的技术手段，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有统一的汉字，而其他一些地域或民族古代文明消亡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无文字或文字的首先消亡。
唐和唐以后，沙陀虽属小部落，但由于东邻中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始终和中原保持密切联系，一旦势力不断壮大，就极力向东发展，或投靠中央王朝，或入主中原成就大业。
我们从汉文典籍的零星记载中获得的只鳞片爪，足以证明在久远之前，汉文化就已在以巴里坤为典型代表的西域广为传播，并成为当时西域诸地的主流文化之一。
§§§第3节辽宋元时期西域汉文化的表现
一契丹的汉化与政权西迁
五代之后，宋朝实际统治区域在中原及其以南，在蒙古高原广阔的区域，是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朝统治。辽的疆域东起现在的河北北部，最西达到了阿尔泰山东段南部，即唐及其之后被称为沙陀的地方，沙陀地属于辽的版图。
辽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较强大的王朝，成为与北宋对峙的敌国，实际是中国的另一个南北朝时期。契丹族实际兴起于唐末，到五代时其势力已经十分强大，构成了对五代所有黄河流域所建的小王朝的严重威胁，后晋、北汉等几个王朝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都是借助了契丹的力量，尤其是石敬瑭认辽的皇帝耶律德光为父，凭借辽的支持才建立了晋，受到持有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统治观念的史家的猛烈抨击，骂他是“认贼作父”。如果抛开石敬瑭为谋取个人利益不惜出卖当时当地汉族百姓利益的动机，单从促进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融合的实际效果和长远历史意义而言，是无可厚非甚至有进步作用的。辽人作为游牧民族，在几百年与南边的农耕民族——汉人争战的过程中，和匈奴，特别是鲜卑人一样，统治集团一直十分注重学习汉族统治者的统治策略和统治方法，而老百姓则较主动地靠近农耕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他们从耶律阿保机时代开始就自觉向汉族学习，到宋代时，辽国上下特别是统治集团内的上层人士，已经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其汉化的程度应当不比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逊色。朝廷规定，大臣的奏折或国家的有关法规都用汉文书写，其中中央有不少重臣可以用汉文写作，其中耶律大石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他用汉文创作的诗词歌赋堪称上乘，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后来辽朝统治集团逐渐腐败，内政不修，奸佞当道，君臣不睦，各派势力相互倾轧，军队战斗力急剧减弱。结果被新兴的女真部连续击败。辽天祚帝临危仍不听耶律大石的忠告，辽最终灭亡。耶律大石只得率领所部西走，在西域地区建立新的王朝，历史上称之为“西辽”，西方史学上称为“黑契丹”。西辽汉化的程度比辽更深，它的疆域东起沙陀，西达中亚，成为当时欧亚大陆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沙陀在辽和西辽时期，一直处于契丹王朝统治之下。这一时期辽人文化实际已是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混血文化，那么在辽治下的沙陀，汉文化对它的影响、渗透程度不言而喻，应当比北魏、唐朝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丘处机羽衣临沙陀
女真族灭辽之后在蒙古高原及黄河流域所建的金朝，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向农耕文化靠拢，兴汉文，开科举，吸引大量汉族知识分子加入中下层政权统治集团，如元代著名文学家、曲作家元好问等就是通过参加金朝的科举考试入仕的。金在与北宋的争战中两败俱伤。当然他的败亡，最终退守白山黑水间，主要还是自身的腐败。
13世纪初，蒙古部推翻了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将其赶出了蒙古高原。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诸部，并于宋开禧二年（1206年），在漠北建立了大蒙古国。蒙古的铁骑踏起西来的征尘，从蒙古高原折南翻越金山即阿尔泰山再向西突进。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元人征服西域，西州回鹘归附蒙古国，改伊州为“哈密力”，改沙陀为“巴尔库尔”。蒙古军在巴尔库尔建立继续西进的大本营。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改称西州回鹘为别失八里行省，辖巴尔库尔。
在巴尔库尔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东连玉门，西进伊犁，“真足以扼沙漠之险，而为外护之金汤也”。这里草肥粮足，进可作为后方为前线提供粮草战马，退可守御作根据地为立国的基业。
成吉思汗到巴尔库尔后图谋继续西进，开拓更辽阔的疆域，建立强大巩固的蒙古帝国，于是派人去中原请丘处机来西域为之谋划。可以这样说，成吉思汗并非“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他通过征服蒙古各部落又灭掉大金的无数战斗经历应该十分清楚，要建立强大稳固的政权，单凭骑士的铁蹄征服不了任何一个民族，只有用先进的文化教化民众，用中原历代汉王朝统治者巩固政权的手段才能奏效。
丘处机（1148年—1227年），字通密，山东栖霞人。师从全真道教创始人王重阳，后成为全真道教掌门人，自号长春子。1219年，丘处机不顾七十岁之高龄，率众弟子北出长城，进入蒙古高原，再折向西南行，翻越金山，到沙陀，向南眺望天山，为天山的雄伟壮观所倾倒，用他道家独特的眼光审视天山，写成《当暑雪山甚寒烟云惨淡乃作绝句》，赞美了天山清晨日出的瑰丽景象。诗云：
“东山日夜气蒙鸿，晓色弥天万丈红。明月夜来飞出海，金光射透碧霄宫。”
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中不仅包括卓越的军事才能，还包括政治统治的方略和文化素养。请丘处机做他的军师，正是要利用相对先进的文化和汉族政权治理国家的办法巩固其统治的政治谋略的表现。也说明蒙古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一直将向相对先进的农耕文化学习作为发展壮大自己、提升本民族素质的有效途径。成吉思汗能在用武力征服的同时或者之前就考虑到今后的民族前程，不愧为一个民族的英雄和领袖。这一点在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有很好的诠释，虽然小说里有许多虚构的情节、人物。
成吉思汗大军从巴尔库尔西去，留守的元军没有立木为栅，做临时行营，而是在巴尔库尔莫钦乌拉山南麓倾斜坡地上修筑城垒，屯兵把守，作久远之计。城为正方形，夯土建成，边长六十米，城墙外用圆木做护层，故称为木城。只是木城究竟为蒙古人使用了多久，当时木城中驻守军队的数量、装备状况，生存方式以及是否曾发生过战斗和战斗的具体情况，都无文字记述。应该说成吉思汗的后代多无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和宽广胸怀，在建立了元朝之后，更多地注重用高压政策企图巩固政权，还一度强行推进游牧文化及其生活习俗，结果适得其反，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可木城作为军事堡垒直到清朝中期仍在使用，到清中期又曾在此设立防守卡伦。到清末木城成了屯民居所。据方士淦《东归日记》载：“木城雄壮非常，所迁放置诸徒于此种地。地寒不生禾稻，有大小麦青稞等物，鸡犬、住房亦如内地。”可见在始筑木城时木城的雄伟坚固。清后期木城不再是兵城，成为迁徙者的屯田之所，这里的人们生活方式、习俗和内地完全一样。后来木城不再使用，人为的破坏和自然的侵蚀使之逐年破败。但至今遗址尚在，城墙残高一点三米，宽一米，除东墙坍塌外，其余三面保存尚可，城东北角有一座高二点七米的夯土台，似为角楼。在城内外采集到的遗物多为青花瓷片，也有少量黑釉瓷片和火候较高的泥质红陶片。
木城地处莫钦乌拉山南麓，北靠山峰以为屏障，山南山北冬夏都是优良的牧场，城在山坡上，可居高临下俯瞰巴尔库尔草原全貌，南距山口仅约六百米，进山口向北可抵八墙子和三塘湖，后直达蒙古高原，南进可控整个草原，西邻巴尔库尔淖尔（蒲类海）。依山临水，占据草原要冲，居时粮草充裕，战时进退游刃有余，无疑是扼襟控咽的战略要地，其实它更是汉农耕文化的一个示范和扩散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