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过秦论》总结秦亡的原因时，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所谓“攻守之势”有“异”的观点，体现出贾谊清醒的政治识见和高远的战略思想。
贾谊指出：“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也就是说，“攻”与“守”，“兼并”与“安定”，“取”天下与“守”天下，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战争时期谋求并兼与和平时期谋求安定，政治方针，政治策略，政治风格，也就是贾谊所谓“术”、“道”、“政”等，应当是有所不同的。
然而秦实现统一之后，却仍然未能改变战时的政治形式，所以“取之”的政策与所以“守之”的政策竟然没有区别。秦王朝最高统治者不仅仍然以取天下之道规划守天下之政。又“斩华为城，因河为津”，“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仍然保持战国以来以关中为根据地而与关东相对抗的战略态势。关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主题尚有争论，但秦始皇时代所经营的这一规模宏大的军阵模型是以东方武装集团作为假设敌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这也说明秦始皇的统治思想尚未完成应有的时代性转变，以这种思想为基础制订的关东政策自然表现为恐怖的虐杀和苛重的赋役。
结果正如贾谊《过秦论》所说，陈胜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贾谊所谓“攻守之势异也”，所谓“取与守不同术也”，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原理。贾谊的这一认识，是《过秦论》的思想精髓。我们回顾政治思想史时可以看到，贾谊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前无古人的。
在贾谊所处的时代，执政集团确实比较注意总结和吸取秦王朝政治失败的教训，为调整当时的政策服务。以贾谊为代表的一代善于历史思考的政治评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以其思想和实践，使西汉王朝政治战略的方向得到比较合理的调整。
贾谊的《过秦论》作为总结秦削平六国，实现统一，而又短促而亡的原因，用以为汉文帝改革政治提供战略性建议的名篇，在历史上影响很大。鲁迅曾经以肯定的口气评论道，贾谊的《过秦论》和《治安策》，“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