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过秦论》，是最早的以战略眼光较系统地总结秦王朝兴亡的历史，较全面地分析秦政之功过得失的著名政论。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已经大段引录了贾谊《过秦论》的内容，并且真诚地感叹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过秦论》说秦以弱胜强，终于实现统一，“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然而迅速败亡，是有历史原因的：“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宮，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这里所说的“仁义不施”，是指责秦王朝的统治者以暴虐之心与暴虐之术治国，终于导致了不可挽救的政治危局。贾谊还批评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而秦二世又“重以无道”，更变本加厉地推行暴政，“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以致“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苦，而主不收恤”。最终“奸伪并起”，“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从高官贵族到平民百姓，人人自危，因此形成了一旦发生变乱，就迅速土崩瓦解的政治局面。
贾谊的这种从政治战略角度发表的批评，与“诏令议下”时为之对答，“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同样，也得到许多人们的赞同。《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引伍被语所谓“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汉书·吾丘寿王传》引吾丘寿王语所谓“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盐铁论·褒贤》所谓“弃仁义而尚刑罚，以为今时不师于文而决于武”，《汉书·刑法志》所谓“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等。实际上都可以看作贾谊上述政治见解的复述。
秦政之失，在于“吏治深刻”与“赋敛无度”，是人们大都注意到的。贾谊特别指出秦始皇“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的事实，实际上涉及到秦王朝专制政治在体制方面的根本弊病。
贾谊说，“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这样的政权，“亡不亦宜乎？”以为极端专制的秦王朝迅速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贾谊还具体描述了秦政的这一特色：“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侧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言论的严格禁锢，是专制制度的突出特征。不过，这种禁锢并不能平息民众的怨愤，反而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正如《过秦论》所指出的：“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