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先后多次上疏陈治安之道，这些奏疏被后世史家称为《治安策》，又题《陈政事疏》。
《治安策》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主要社会思想和基本政治主张。《治安策》作为贾谊有代表性的主要论著，也是体现对后世政论有重要影响的贾谊政论文风格的典型。贾谊的战略思想，在《治安策》中也有集中的表述。
毛泽东1958年4月27日在致田家英的信中写道：“《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这样的评价，也是切中《治安策》一文的政治文化实质的。
贾谊在《治安策》中对汉初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对策。
汉初以来，中央政权与诸侯势力的矛盾，长期成为危害政治安定的严重隐患。因为中央政府政策的宽容，一些诸侯王确有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倾向。面对当时的这一形势，贾谊建议及早采取有力措施抑制与朝廷离心的势力。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其实力。后来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证实了贾谊的政治预见。而汉武帝时代“削藩”事业的成功，实际上也遵循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政治建议的战略指导。
贾谊的《治安策》主张确立等级制度，“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专制制度下的“等列”体系，使高下尊卑形成确定不移的“理势”，“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他认为，“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这样的主张，对于汉初及整个汉代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巩固，有重要的影响。
贾谊还认为礼谊与法令，教化与刑罚不可偏废，特别强调倡导礼乐，“厉廉耻，行礼谊”，实行以儒学为主体的道德教化，以“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向）道”。
汉武帝时代，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实现了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地位的这种上升，当然已经超过了《治安策》中的设计，但是《治安策》对于后来历史演进的战略规划作用，是不宜忽视的。对文化史的进程作宏观考察，贾谊重视文化建设作用的治国思想顺应历史演进方向的进步意义，确实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