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韩信功成名就后，封楚王还乡。到了家乡，他念念不忘地找到故人，给了当初供他吃饭的洗衣大娘以千计数的金子（注：西汉时的“金”与后世所指的黄金不同，考古学家有证据称当时的金实际上是铜之类的金属。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金是指当时的通用货币），又给了让他白蹭几个月饭的亭长几百个钱，同时又不忘议论一番，说大娘好心，自不待言，而又说亭长是小人，所以才给了那么少的钱。乍一看，这便是他韩信一诺千金，知恩图报，恩怨分明的佐证，然而细品，却发现似乎事情没那么简单，个中颇有几分值得人玩味之处。
按说韩信不是个心胸开阔之人，而且不知感恩，这点从他对项羽的态度来看即可知。对自己的启蒙老师都能那么不厚道，何况只是吃些饭的人呢。反过来说，如果他是个心胸开阔的人，以他功成名就后，何必和一个小小的亭长计较当初的恩怨？何况人家对他并无亏欠，供他吃饭是人情，不供他吃饭是本分。他本该以宽容的心态去对待曾经给予过自己帮助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该怨恨。结果我们的楚王却是对当年帮助过他的人极尽羞辱之能，当众侮辱人家是小人。同理，他给了洗衣大娘“千金”，只是为了证明当年他说过要报答人家的话，而不是带着感恩的态度。
严格地说，从经济角度来看，亭长和洗衣大娘所提供给韩信的饭食，所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让韩信填饱肚子。以物理量论数，似乎两者也没什么高下之分，之所以两者的回报有如此大的差距，是因为韩信的特殊心理在作怪。他太过爱惜自己的名声，像爱惜自己的羽毛一般，所以才有了这出他自导自演的闹剧：一诺千金VS区区百钱。
等到面对当年羞辱他，令他钻裤裆的屠户时，韩信的举动就更令人啼笑皆非了。我们试做几种情况的假设，作为符合人之常情的可能：一种情况是报复，极端一些的做法是处死屠户，以表明自己睚眦必报；稍微温和点的做法是让屠户从自己的裤裆下钻过去，甚至可以反复多钻几次，这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也可以理解；若是宽容一点，相逢一笑泯恩仇，不计前嫌，可以说他韩信心胸坦荡，君子之风。然而韩信的选择全然不合乎常理，不仅没报复，反倒把这屠户拉进自己的军队里做了官，回头又解释说“这是壮士”，这就有点曲意表白、沽名钓誉的味道了。不客气地说，此举显然有装女性生殖器之嫌。
前文曾说过，韩信是没有勇气杀那个屠户，而今大费口舌来解释当初不是不敢杀人，而是没必要杀人，更是欲盖弥彰。之所以没有人愿意反驳他或是戳穿他，多是因为他盛极一时的权势。权势是个好东西，可以令拥有者在人前胡说八道而不敢反驳；权势也是个坏东西，在拥有者犯错的时候，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于触其逆鳞阻止他继续错下去。依此道理来看，那个当年供韩信几个月饭的亭长，在被他侮辱之时的心理应该不是羞愧而是愤怒，但又不敢反驳，仅此而已。
至此，韩信韩大将军的历史画像似乎已经被勾勒出轮廓了，几乎跃然纸上：他机敏聪明，却出身贫寒，急于出人头地，为此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接近不择手段；他不知感恩，心胸狭窄，不够正直，喜欢吹牛，沽名钓誉，人品略次；他胆小怯懦，事到临头时缺乏勇气和魄力。我们常说，一种性格决定一种命运，这话用在沽名钓誉的韩信身上果真应验。不妨这样看待韩信：正是因为他性格中怯懦的弱点，才决定了他最终丧于吕雉这个女人手中的命运，倘若事到临头他多那么一点勇气，或许他人生的收尾会是另一种结局。
三万岁=万税——汉代税制略考三十税一，是西汉帝国最为闻名遐迩的税制。可这真就意味着政府的税收额仅占社会民众收入三十分之一？
汉税分两税，很像国地税
在刚写汉篇时，曾有一个经商多年的朋友与我探讨汉代税制，他对汉代的“十五税一”，甚至是后来的“三十税一”推崇备至。他屡次三番感慨自己没领略过低税率的快感，并为此唏嘘不已，言语间无不对汉帝国时代充满向往。早些年曾读过汉代相关历史，因此隐约对这轻税有所印象，于是甚以为然。大汉盛世嘛，经济繁荣昌盛，轻税也是理所应当的。然而随着翻阅史料，却对这“盛世”越发疑惑，甚至觉得触目惊心。所见之处无不是争权夺利的欺诈，或是拔刀相向，伴随着这些，是周期性发作的饿殍遍野，析骨为炊。一幕幕因经济死结而出现的人间惨剧始终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从吃惊到阵痛，再到麻木。读到后来，我不禁自嘲起来，读来读去，竟然把一个堂堂的辉煌盛世读没了，也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人的问题。或许我的读法太下水道，上不得台面。
即便是我推翻了自己心目中汉代盛世的印象，也不曾怀疑过那个时候的轻税。直到精读《汉书·食货志》，才有了些许疑问。首先是一句“有赋有税”，引起了我的注意。而后看到了关于这“税赋”的解释：“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
这段话是介绍汉时期的税制以及税款的应用，具体是什么意思呢，用现代白话文说，征税的标准是按照社会人收入的十分之一来设置的。比如说农民种地，商人经商，工匠做工或者山林湖泊的承包人，都将以自己收入的10%交纳税款。至于这税款的用途，则是用于政府的行政开销。
这里出现了一点令人费解的地方是税与赋的共存。依照原文的意思说，赋的作用是支付政府的交通费用，以及雇佣劳动力、军队的劳务费，还有做经济储备或者额外发放福利的用途；而税除去支付政府工程、基础建设的开销外，还要包括政府官员及最高统治者的劳务费。这些说起来，表面上看很清楚也很具体，然而却有几个问题有待解决。
首先，赋的征收标准是一个问题，它没有具体的数字或比例。这里还可以有另一个理解，税与赋是合计的，即社会中任一经济人所交纳的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都将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赋，一部分是税。但我觉得这很可能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不符合事情的真实情况。原因在于，既然谈到有税有赋，并且将两者做细的区分，就应该是各得其所而不能混为一谈。况且这“什一”的先决是“税”而不是“税赋”合称，所以“赋”很可能另有出处，也就是说应该有单独征收的方式。
另一个是比较具体的实务操作问题，即如何界定所征收的税款额就是个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从人性本能来讲，都习惯于趋利避害。当正直与诚实不再是惟一的最经济选择，那么用什么来保证，所有个体都不会隐藏自己的收入所得而按规定纳税？这绝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没有足够的力量为规则护航的前提下，任何规则都不会被遵守，或者说不称其为规则。这是基于社会人文常识所决定的客观规律。
限于资料内容的有限，仅有寥寥数言，凭这些文字，上述的两个问题很难找到准确的解决办法。因此只能暂且把这两个问题保留，作为有待解决的悬疑。
继续读《食货志》，读到汉高祖的部分，看到这样一句话才豁然开朗：“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换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农业税率为收入的十五分之一，除此外，要按照公务员的薪水待遇以及行政支出的总和做预算，按照这个的具体需求来向社会民众收取“赋”。
原来税和赋是分开收的，那么一切误读和曲解将就此消失，于是我恍然大悟。
《汉书》中这段内容很明白地说清楚了这个问题，之所以将税与赋做出明确地区分，实际上是为了分别征收，也就是征两份税。简单点说是两税制。从本质上讲，税与赋没有任何区别，两者都是从社会的经济成员处强制征收的货币或实物。用最通俗的话讲，无论是税还是赋，最终的结果都是政府从老百姓兜里掏钱，换汤不换药而已。
几乎所有认定汉代税轻的依据，都是书面上的文字记载，比如高祖时期的“十五税一”，甚至是文帝时期的“三十税一”，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汉代普通社会经济单位向政府交纳的税款或等价的实物就只是自身经济收入的十五分之一，或者三十分之一。原因在于过去很少有人考虑过“赋”的存在，以及它占社会民众收入的比重。
就史籍中明文记载的内容看，“赋”的存在并非无迹可寻，只是它从来没有过固定的标准，只说量出为入，按需所取。这是个很迷惑人的说法，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然而从实务角度来看，这个数字可大可小，一切均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财政收支的实际状况。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依据汉帝国政府征赋的原则，政府的公务员数量以及他们的薪酬标准就会影响到赋的征收数量。而政府的行政开销也将从赋中支出，这也决定赋的征收数量。我做一个不厚道的猜想，如果政府的首脑为了追求更高档次的物质享受，以公务名义拉高行政支出的额度，那么同样可以用课高赋的办法来达到目的。这种猜想的结论是，低税高赋的现象尽管没在史书上明确提及，可依据经济原则来看，这未必就是空穴来风。绝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所谓低税，只是削减中央财政的收入，而不能制约地方财政为了一己私利而征收高赋，其结果是社会整体税赋比例仍然没有任何降低。
也就是说，由于赋这种不确定税率的税种存在，汉代的实际税率实在是个很难准确估计的数字。
古捐今费隐藏税
此外，还有一种额外的税罕被提及。这种税古代叫“捐”，今天叫“费”，是一种不定期不定量不定场合的特殊税，更是政府获取经济利益的有效工具之一。尤其是当政府把创收作为考核指标时，它的经济作用更为凸显，可称得上优质的无形资产。
此时反观《汉书》以及其他古籍中所谓的“税”，恐怕就会有种别样的理解了。依照现代经济学观点来评判，过去历史书籍中记载的“税”，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税”，它涵盖一切政府从社会中征收的经济所得，而仅仅是一个税目。只依据一个可量化的税目就判断一个时代的总税赋比率较轻，显然是个荒唐的说法。关于此，有个合适的比喻：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想到这，我再次自嘲起来，到底有多少种税都没搞清楚，就人云亦云地认为汉帝国税轻，殊不知耳熟能详的那税率只代表了一种税。这纯属是懒于动脑的体现。为了这不打折扣地偷懒，我多少有些难为情。闲来无事，想到古来称皇帝万岁的说法，总忍不住恶毒地想，恐怕要称万税才够妥当——变个名头就能多出一种税来，而且还能振振有辞，这不是万税是什么呢。
纳税人的义务常在，权利不常在
说起“税”，比较抽象的概念是政府从社会经济单位中强制征收的经济价值，这经济价值既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货币。至于社会经济单位，则是包括而不仅限于自然人。说白了，就是只要参与社会化大分工，在社会经济链条中占有一定位置，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要照章纳税。
以我们平素的社会认知来看，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如同欠债还钱一样。然而为什么要纳税，纳税为什么会成为一种义务，与之相对应的权利却又无人问津，这变成了悬而未解之谜。
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总之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平白无故地从他人兜里拿钱走，而且还是无偿的。因为这不合乎经济伦理，除非是打劫。即便是流氓收保护费，也存在一个责任问题，就是承担起解决支付保护费者的安全问题。这同样是经济价值的交换，尽管有些时候这交换可能不大合理。同理，以经济观点看待政府征税这种经济行为，其核心目的也是经济价值的交换。政府与流氓的区别在于，收取经济价值并不是以暴力为原则，而是以更合理的经济价值交换为原则。
严格地说，交税是社会成员购买政府的公共服务，如交通、国防、维护社会秩序等。而不是被掠夺、被欺骗而支付的经济代价。公共服务是社会所需，然而作为社会个体又无法提供这个需求，因此才有了政府存在的必要。这也是社会成员出资养活政府的目的所在。
然而历史的现实往往与理论有着一定的误差，不过这并不能说明理论出了错，而是人性会犯错，是人在历史中犯了错。那些无法克制野心和贪欲的政客们，为了一己私欲而总是想方设法地把政府私有化，将其由公共的服务机构变成个人的牟利工具。利用它，既可以奴役人民，又可以获得超额的经济给养，还可以满足自己诸多不可曝光的癖好。
无论政府是谁的工具，或是税收应用于何处，有一点现实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那就是没有税收做经济周转，政府无法进行运转，更谈不上完成它的使命。这里姑且理论化一些，把政府看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那么依据这个逻辑，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税收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动力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