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税收是把双刃剑。因为它在通过政府行为转化成公共服务的同时，相应地提高了经济作物的成本和价格。这造成的实际经济结果是劳动报酬下降，社会经济单位的收益减少。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导致部分实体单位出现经济运转困难的倾向。更麻烦的是，根据市场价格传导机制，税收最终都会通过市场价格的形式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政府每征收的一分钱，都会以经济形式分摊到社会中去；政府每多征收一分钱，社会的负担就重一分。
高薪养廉是戏说笑谈
我们继续从纯理论上探讨税收的问题，由于税收的根本目的是用于购买公共服务，那么支付于公共服务的钱越多，额外支出越少，意味着成本越低。但是为了完成这种公共服务，又不得不支付一些额外的开销，最典型的莫过于人力成本支出，也就是劳务支出。具体些说，公共服务工作总要有人来做。来做这份工作的人，就是政府的公务员。
他们的劳动报酬将由税收总额中支付。
毫无疑问，公务员的数量越多，那么所需支付的劳务费用越多，额外开销也就越多，税款的无效消耗也就越重。
说到政府工作人员的问题，又不得不提上两句有关他们的劳动报酬问题。决定他们劳动报酬的多寡，从理论上讲应该归属于纳税人。然而现实情况中往往不是如此，尤其是在帝国体制下的政府，更是没有这种观念。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加上长期不平等的征税关系导致了纳税人权利的缺失或是被隐性剥夺。几乎没有纳税人认为，自己有监督政府使用税款的权利，反而认为交税就是上贡。
此种现实，造就了对政府的监管权成了真空带，政府可以很随意地将税款挪为己用，而压缩对公共服务的支出。而政府工作人员的劳动报酬，则由他们自己随意分配。随着政府工作人员的欲望无休止地放大，他们的经济利益链条也会呈扩大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通过地下手段使与自己关系近密的人加入政府机构，来分食这些利益。这会导致政府机构无限制膨胀，也会导致税款的无效消耗无限制增加，直到无力完成公共服务的支出。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是，为了维系这样效率低下的政府能够继续保持运转，要进一步扩大财政收入，也就是要加税，将负担再次转嫁给社会。常识告诉我们，恶性循环链条没有终止，将会使现实状况变得越发严峻，直到使社会经济彻底崩溃才会告一段落。
税收被滥用的根本是因为不受监管、不受限制的权力存在，说它是洪水猛兽一点也不为过。而帝国体制最大的悲哀是，创立这种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放这头猛兽出来肆虐，而不是为了把它关进笼子，给它的活动加以限制。
由这份没有制约的政府权力存在，我们又衍生出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薪能不能养廉。其实解答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只要考虑清楚两个要点，那么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第一个要点是，人的欲望会不会有止境。第二个要点是，侵吞公众的财物不受监督，也不用因此担负责任，是否有人能克制自己对经济价值的欲望。那么问题的答案就昭然若揭了。在帝国体制下，所谓高薪养廉只不过是个笑谈。提出这个说法的人只有两种极端的可能，其一是极端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其二是政客的左右逢源，为了谋求支持而讨好整个官僚集团。
奴隶制对掌权者来说是最优越的分配制度
这看似扯得有些远了，请容许我重新回到初始的话题中去。
《食货志》中曾提过一个叫李悝的人。这个人是活跃在战国初年的从政者，曾在当时的魏国担任过丞相。他在任之时，曾大力推行经济政治制度改革，致力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以求得更高的农业产能。他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个用数学方式精算区域内经济总产值的人。这区域内经济总产值就是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GDP（GrossDomesticProduct）。尽管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产值的时代里，对经济结构的侧重点不同，对经济总产值的计算方式也大相径庭，甚至这计算方式在技术含量上也远不如今天。可我们不能忽略这种经济意识诞生的历史距离——距今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我们更加难以持否定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济意识在当时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和先进性。这种隐藏在古中国历史中卓越的大智慧，对于我们来说，除去给予由衷的赞叹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李悝是在历史上较早地意识到并深刻理解经济储备意义的从政者，他还是将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应用到实践中的第一人。具体行为是通过财政储备平抑物价。至于目的，则脱离不了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范畴。
说李悝的丰功伟绩并不是本文讨论的目的所在，这里就不再继续歌功颂德了。我想要说的问题是，基于额定的土地、人口数量以及生产技术水准相对固定这三点要素上，区域内的经济产值大体是维持在一个区间内的。如果把它比作一张大饼，那么它的分配就出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流向普通的社会成员，供他们自己支配，而另一部分则是流向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开销以及特权阶层支配。
这也就是说，在额定的经济产值内，政府的财政收入越高，民众可以支配的经济收益就越少，两者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历史上，往往有一些规模宏大的小概率事件，通常被认定为奇迹或是壮举，而且总能吸引世人的注意力。不过透过它表面的喧嚣和浮华，可以看到的内容还是无法超越当时的经济能力。之所以能造就出令人惊叹的事件，其关键的奥秘在于集中资源而不惜高成本的代价。也就是说，没有奇迹，只有规律。
集中资源的办法并不复杂，那就是将分散于普通社会成员手里的经济价值收归国有。也就是说，只要下得了狠心，不顾普通社会成员的死活，不吝惜课高税，就可能拥有完成统治者所谓宏图霸业的经济条件基础。绝大多数富有野心的统治者，自认为窥透了这个奥秘，就等于握住了打开“强国之门”的钥匙，可是现实却未必如理想中所愿。
几乎所有人都认定，经济资源在高度密集的时候，它的利用率最高，因为可以避免无用功的浪费。按照这个原则，前苏联的古拉格制应该是最优越的经济制度。它几乎不予保留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一切都归公所有，所分配给普通社会成员的经济给养仅够维持生存线。从理论上讲，这样的分配制度几乎不会在经济发展中出现无效损耗，但是这制度却无以为继。原因在于，当社会经济成员发现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摆脱在生存线边缘徘徊，那么这会成为一种困扰，使其对创造经济价值丧失信心和动力。甚至说，当经济获取能力与投入经济活动的努力程度不成比例时，都可能降低社会经济成员对创造经济价值的兴趣。
简而言之，社会对经济价值分配比例的认同程度，将决定其创造经济价值的主观动力。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观意向取决于民众是否能承受并乐于接受政府提出的税率。然而这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因为不同社会群落中的民众，由于社会文化的不同，导致了心理承受能力的不同，所以对税率的承受能力也不同，而对税款使用的敏感程度就更是大相径庭了。所以说，课税到一个什么比例，是个很难有固定标准的事情。
一般来说，税率越低，税金用于公共服务的比例越高，社会的幸福感就越强。反之，社会就会因税赋而产生痛苦感。但是就政府的立场而言，税率越高，税金的数量越多，就越能满足它的支配需求。所以，政府与社会民众间在税的问题上，有着天然而不可调和的矛盾，至多只能互相妥协，而无法做到利益一致。所以，出现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不足为奇。
几近破产的汉武帝政府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将视野重新拉回到汉代，我们可以看到，在汉武帝执政时期，曾有过肆意增加税种，扩大税收范围，提高财政收入的举措。典型如征收“车船税”、“商业税”、“手工业税”、“资产税”，等等。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帝国政府就颁布了征收车船税的规定，当时叫“算商车”，“算”为征税基本单位，一算为120钱。在车船税征收初始之时，征收对象还只局限于载货的商船和商车。十年之后，也就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帝国政府开始把非商业性的车船也列入征税范围。法令规定，非商业用车每辆征税一算，商业用车征税加倍，舟船五丈以上征税一算。免税对象只有“三老”（掌管教化的乡官）和“骑士”（由各郡训练的骑兵）位列当中。另外于当年，开始向社会中课取“商业税”、“手工业税”、“资产税”。后来由于企图靠隐瞒资产来逃税的人过多，汉帝国政府又颁布了新的政策法规，规定对隐瞒资产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给以处罚，并对检举告发的人进行奖励，奖励额为被告发者隐瞒资产的一半。
由这段资料可见，汉武帝在其执政期间，拼命地提高财政收入是不争的事实。显然，这不是为了满足简单的个人物质享受。如果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物质享受，实在无须如此穷凶极恶地课税，因为个人对于经济的消耗毕竟是有限的。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几乎可以不假思索地判定，如此恶性征税的目的是为了支持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当课重税都存在力有不逮之感的时候，汉帝国政府又将盐、铁、酒、山川林泽等经营权统统收归国有，进行垄断性经营，以求得更高的财政收入。事实上，这种对日常消费品进行大规模国有垄断经营与进一步征税无异，只是换了一种手法而已。
料想大儒董仲舒应该是为这样的状况痛心疾首，于是才用借古喻今的办法，拿秦始皇说事，劝汉武帝减税。而心怀大计的汉武帝当时近似走火入魔，没听进去半分董大儒的意见，甚至觉得老董是在讽刺他，于是心怀不满。因此老董日后没能得到重用便是顺理成章。
不仅如此，这次政见不合，还为日后汉武帝与董仲舒之间的关系产生裂痕而埋下了伏笔。由于汉武帝积怨未消，他为了泄论政龃龉而产生的私愤，曾找机会对老董采取过政治报复，这差点让董老夫子丢了老命，只因老董的社会声望过高而作罢。此为一则闲话，在汉篇中曾略有所提及。
汉武帝执政末年，长年累月穷兵黩武带来的社会问题终于凸现，人口大幅度衰减，社会状况残破不堪，经济秩序濒临崩溃边缘。汉帝国政府面临严重的统治及执政危机，鉴于此种情况，汉武帝被迫改变了基本国策，接连推行减税政策，才将这危机逐渐瓦解。
后汉武时代，由于官僚体系日益膨胀，为了保证帝国政府不至于因入不敷出而破产，只能维持更高税率的税制——这就进入了黄宗羲定律的怪圈。自此，恶性循环开始诞生，直到整个帝国社会无力负担才告一段落。前文介绍过，这种情况为什么最终会成为恶性循环，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总的来说，汉代的税制不是一成不变的，曾随着具体经济、政治环境变化而变化。我们通常认定的“汉代盛世”，多是以汉武帝执政时期在对外政策上的强势为标志，殊不知这是以透支整个社会群落的经济发展潜力来完成的，接近于葬送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生活。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发展方向，于现实角度考虑，是不该提倡的。
万税皆因万岁起
我们看过无数带有历史背景题材的故事，许多故事中都谈及这样一个问题：若想长治久安，一定要牢记四个大字——永不加赋。这意味着控制政府的规模以及行政开销。然而现实情况却远没有那么乐观，帝国政府的特点就决定了这想法是镜花水月。我们退一步讲，即便是政府墨守成规，不对税制做变更，可是这能杜绝掌权者的滥用权力吗？难道就不会有拿着官府红头文件索“捐”的事情发生？这问题的答案是可以心照不宣的。
万税其实皆因“万岁”而起，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存在，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环境的生态平衡。我们极力寻觅着近乎消弭在历史中的真相，却只得到了这样冷酷的答案，不免令人觉得失望。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会是我们改善身边社会环境的最好借鉴，更会是我们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四礼即人情——小记历史遗留下的社会经济活动
《史记·礼书》中一句“（礼）以财物为用”，点穿了“礼”的实质。这是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活动，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待，可称之为“人情”。那么顺着这条思路去看，似乎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礼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消费
探讨中国文化，尤其是古文化，脱离不开一个“礼”字。社会推崇“礼”，认可“礼”，流传千年的儒家脱胎于“礼”，我们自己也标榜这个“礼”，自诩礼仪之邦。那么这“礼”到底是何物呢？
“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这是“礼”在《辞海》中的标准答案，作为对于中国古文化未曾有过深刻了解的人来说，看到如此抽象的答案除去一头雾水外，根本不知其所以然。简单些说，就是读了好长一句话，还是没明白，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