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侧重记载了法家革新变法、重农重战、重刑少赏、排斥儒术等言论。《商君书》说：“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既反对复古，又反对安于现状，主张积极地向前看，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商君书》提出的政治目标，是谋求国家的“治”、“富”、“强”、“王”。“王”就是完成统一，建立统一的王朝。达到这个最高政治目标的办法，一是加强法治，主张奖励告发“奸邪盗贼”，对轻罪用重刑，从而加强法治的效果，“王者刑用于将过（过错将要发生的时候），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二是讲究耕战政策。商鞅把是否推行耕战提到决定国家兴亡和君主安危的高度，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2）《韩非子》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所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子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以此为理论前提，韩非提出了系统的法治理论，认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主张“以法为本”，要依法行事，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认为，君主要利用权术驾驭大臣，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为此，要铲除“五蠹”：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即韩非子认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主张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国家大权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迎合了建立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
《韩非子》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比如《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蕴含着深隽的哲理，耐人寻味，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五）兵家
1.兵家概述
兵家是先秦、汉初主要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兵家”一词最早见于《孙子兵法·始计篇》：“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军事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在中国军事哲学思想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春秋战国间，由于兼并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产生了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帅和军事家。许多军事家总结了战争的经验，并从事于军事理论的研究，著成论兵法的书，这在文化上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春秋晚期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长期以来作为古代军事名著，在军事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兵家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各种客观因素作为决定胜负的条件，并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决策的整体，同时注重战争的主观指导，特别是计谋的使用，总结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贵胜、不贵久”、“兵贵其和，和则一心”、“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密察敌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等作战思想和作战规律。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汉以前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将兵家著作分为四类：兵权谋类——侧重于军事思想、战略策略；兵形势类——专论用兵之形势；兵阴阳类——以阴阳五行论兵，且杂以鬼神助战之说；兵技巧类——以兵器和技巧为主要内容。兵家的鼻祖是孙武，兵家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汉初有张良、韩信等。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其中以孙武的《孙子兵法》影响最大，是兵家学说的重要著作。
2.兵家代表人物
（1）孙武
孙武，生卒年不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经伍子胥的推荐，得见吴王。据有关资料记载，为考察孙子的统兵能力，吴王挑选了100多名宫女由孙子操练。这就是人们所传说的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的故事。吴宫操练之后，吴王任命孙子为上将军，封为军师。从此，孙子与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安邦治国，发展军力。公元前506年冬，吴国以孙子、伍子胥为将，出兵伐楚。孙子采取“迂回奔袭、出奇制胜”的战法，溯淮河西上，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汉水，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重创楚军。接着孙子五战五捷，率兵6万打败楚国20万大军，攻入楚国郢都。楚国元气大伤，渐渐走向衰落，而吴国的声威则大振，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显名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所著《十三篇》是我国最早的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2）孙膑
孙膑，齐国阿-人，孙武的后裔，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相传他少年时与庞涓同师于高人鬼谷子。后来庞涓在魏国当了将军，因忌妒孙膑才能，将他骗到魏国，借故处以膑刑（去膝盖骨），并加以软禁。孙膑后来在齐国使臣帮助下秘密回到齐国，由于齐将田忌的推荐，被齐威王任为军师。他协助齐将田忌，设计大败魏军于桂陵、马陵，迫庞涓自杀，使齐国成为强国之一。孙膑在作战中运用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的原则，创造了著名的“围魏救赵”战法，为古往今来兵家所效法。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理论，把“道”看作战争客观规律，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根据不同地形，创造有利的进攻形势，重视对城邑的进攻和对阵法的运用。著有《孙膑兵法》一书。
3.兵家代表著作
（1）《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共十三篇，约六千字，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中国史上最早的一部经典性的军事学著作，与《战争论》（克劳塞维茨）、《五轮书》（宫本武藏）并称为世界三大兵书。
《孙子兵法》中把“令民与上同意”的“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要使民众与君上的意愿一致，能够为君上出生入死；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要依靠主观努力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善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从而利用有利态势，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主张“我专而敌分”，即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分散的敌人，“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还提出作战方式因敌情而变化，“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强调了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孙子兵法》寓意精邃、论理精微，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为孙膑所作，古称《齐孙子》，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也是《孙子兵法》后兵家学派的又一力作。《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概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的《孙膑兵法》，这使失传已久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
《孙膑兵法》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大量战争实践，从基本理论到战术原则，都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在战争观、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诸方面都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特别强调“内得民心，外知敌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把“道”看作战争客观规律，强调必须遵循战争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去指导战争；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在战略战术上贵“势”，即依据一定条件占据主动和优势；认为只有覆军杀将方为全胜，开创歼灭战的理论；提出对部队实施严格的政治教育、队列训练、行军训练、阵法训练、战法训练，成为先秦时期最完整系统的军队教育训练理论；对野战中车垒的运用、阵法的研究和将领的必备条件等均有阐述。这些都受到中外学者的赞赏和重视。
（六）名家
1.名家概述
名家是先秦以思维的形式、规律和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战国时称“刑名家”或“辩者”，西汉始称“名家”。作为一个思想流派而言的“名家”，它的思想与现代的汉语所说的“名家”是不同的。这个“名”不是出名的意思，而主要是指事物的名称、概念。名家主要活跃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善于辩论，善于语言分析而著称于世，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颇有贡献。
名家思想最早萌芽于春秋时期，名家创始人邓析首倡“刑名之论”，操“两可之说”，开名辩一代风气。名家兴盛于战国中期，以惠施和公孙龙为代表，他们以擅长概念分析而驰名天下。作为一个学派，名家并没有共同的主张，仅限于研究对象的相同，而各说差异很大。主要有“合同异”和“离坚白”两派，前者以惠施为代表，认为万物之“同”与“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后者以公孙龙为代表，认为一块石头，用眼只能感觉其“白”而不觉其“坚”，用手只能感觉其“坚”而不觉其“白”，故而“坚”和“白”是分离的、彼此孤立的。
《汉书·艺文志》中说：“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事实上，名家应多出于辩者。名家代表人物是：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成公生、惠子、黄公、毛公等，《汉书·艺文志》著录名家《邓析》二篇，《尹文子》一篇，《公孙龙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黄公》四篇，《毛公》九篇。唯《公孙龙子》尚存残本，其他亡佚或伪作。
历来学者对名家多有讥讽之词，荀子曾以儒者的口吻苛责名家的理辩谓：“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庄子则说名家“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以概念本身的分析及思维结构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名家，活跃当时，曾先后与墨、儒、道、阴阳诸学派展开论辩，使百家争鸣更具有思辩意义，但对后世的影响远不及其他诸家。随着秦朝的统一，百家争鸣的局面结束了，名家学派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销声匿迹。
2.邓析及其思想
邓析（公元前545年—公元前501年），河南新郑人，郑国大夫，春秋末期思想家，“名辨之学”倡始人。与子产同时，名家学派的先驱人物。汉刘向在《邓析书录》说他：“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中对他介绍说：“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绔。民之献衣，褚绔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
邓析第一个提出反对“礼治”思想，其思想倾向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邓析反对“刑书”，私造“竹刑”，邓析“务难”子产之政，故意与子产的政策主张对着干，他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私自编了一部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成文法，把它写在竹简上，叫做“竹刑”，从而挑起了郑国的“刑名之辩”。传说，他聚众讲学，私家传授法律，“学讼者，不可胜数”，致使“郑国大乱，民口欢哗。”
《吕氏春秋·离渭》对邓析“两可之说”做了记载：“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对于赎尸交易的双方——富人和得尸者，邓析的回答都是“安之”（不必着急），同样是“急”，富人与得尸者理由不同；同样是“不急”，富人与得尸者原因各异。这说明邓析已经看到了事物的相对性和矛盾性，区分了事物的实际矛盾和思维矛盾。
3.惠施及其思想
惠施（约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10年），宋人，战国后期人，政治家、辩客，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天下》篇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又曰：“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惠施为战国时代名辩思潮中的思想巨子，与公孙龙共同将名辩学说推向顶峰。
惠施在魏惠王时为相15年，主张联合齐、楚，曾促成魏、齐二君“徐州相王”，即互相尊对方为王，开战国时代诸侯称王的局面。魏惠王对惠施十分尊宠，甚至想传以王位，他坚决拒绝。惠施主张“偃兵”、“去尊”等学说，倡“合纵”政策对付秦国。后来失宠离开魏国，前往楚国。楚畏秦，不见用，惠施被送往宋国。从此他得以与庄子交游，二人成为观点不同、经常辩难但却是心心相印的好朋友。庄子认为惠施“弱于德，强于物”，“散于万物而不厌”，“逐万物而不返”，即不像儒、墨那样重视政治、伦礼、道德，而是重点研究“物之理”。
惠施的“历物十事”即多穷“物之理”，见之于《庄子·天下》篇：“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惠施的十个命题，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分析，其中有些含有辩证的因素。如“大一”是说整个空间大到无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说物质最小的单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内部。万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物质粒子构成，同样基于“小一”，所以说“万物毕同”；但是由“小一”构成的万物形态千变万化，在“大一”中所处的位置各不相同，因此又可以说“万物毕异”。
4.公孙龙及其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