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四爷被树生的父亲叫到他的店铺里后，给泡了茶，又把水烟锅递到他手里然后说：“好长时间没见到您老人家，出城来走走。”冯四爷只哎哎两声，便吸起了水烟，一气儿吸了两锅水烟后，才停下说：“你看咱听说娃殁了，来看看，一问还挨了一顿逑头子。”一边说一边摇头。树牛的父亲，又把茶水递到冯四爷的手里，说：“喝茶吧，小女儿又这么走了，老人家的心里也实在不好受。”冯四爷喝了两口茶，放下茶壶又去吸烟，吸了一阵水烟锅说道：“你不知道，慧慧是我保媒给范参议侄儿的，这一段时间，男方还催着娶亲哩，娃那样子，我能来吗？这这……你看还这样说话。现在这话咋说哩嘛。”树生的父亲说：“都不容易，唉，事到如今，儿女亲事也没什么不好说的，好说那是命，不好说呢，活该他男家倒霉。”
两人喝了一阵茶，冯四爷发现了走进来的孩子，问起来，树生的父亲告诉他，自己孩子和妻子来半年了。冯四爷呵呵地笑着说：“时间长了没出城来，都不知道你家眷来了，好，好，这你就有人照顾了，娃叫啥名字？”树生的父亲告诉了冯四爷，冯四爷用手捋了捋他下巴上的几根山羊胡子说：“此名显俗，待娃上学了，另外给起个学名，好上进成人。”树生的父亲说：“那就烦劳您老人家操心了。”接着对儿子说：“叫四爷。”树生叫了一声，冯四爷笑笑地哎了一声，用手摸了摸树牛的头。冯四爷要走了，树生的父亲包了两块水烟，又包了一包湖茶，用纸绳子捆好拿了，将冯四爷送到门外后，递给冯四爷。冯四爷笑笑，说：“贾掌柜，这——今日让你破费了。”说着点点头走了。
后来，房东奶奶和范参议侄儿家的儿女婚约，经范参议说合，冯四爷调处，按照民间“男死不见面，女死退一半”的习俗，将原定亲时的彩礼，给退了一半，就算事情了解了。
房东奶奶将自己住的房子重新收拾了一下，屋内亮堂起来。进门一连两间厅堂，正中一张八仙桌，两张太师椅，迎面墙上是一幅寿仙中堂画，两侧配了件红洒金条幅。八仙桌上，靠墙摆了一副花梨木雕刻的座式八仙屏风，屏风前是一景泰蓝瓷质菩萨像，像前一个圆形白铜香炉。侧旁一边一个花边铜盘，盘中放着一色的白底描金红花茶具，另一边是一具白底蓝花瓷瓶。屋内西端，一段半遮式隔墙里，靠前檐是个大炕，炕前一个上炕用的木脚踏，炕的一头放着一个长方形红漆炕桌，上面放了纯黑漆、铜包角的皮箱和被子。挨炕靠山墙是一个立式大农柜，转角处一个衣帽架，然后是一把杌子放在跟前。靠后檐挨墙一张卷书长桌，上面除了一个不大的木屉匣，有一个黑色带红花的、椭圆形亮漆木盘，木盘中，一只褐红色卧牛盘角翘首。挨着是一架座钟，一只有铁丝提手的、白底蓝花直简端庄茶壶。老奶奶身着蓝细布镶花边的半长罩衫，黑衣裤脚扎在白色的腿带里，偌大个人，一双小脚支撑着她那端正的身躯，在屋里常擦这抹那，或默默地望着那些摆设。虽然她们家的家境已完全败落，但她的精神世界，仍透着一种富贵气。
3
树牛的老家粮食欠收，年成不好日子难过，树生的三叔、四叔都到二哥所在的原州来了。树生家的杂货店，生意也不行，树生的父亲叫四弟拿了货，到南河滩的市场上去设摊摆卖。又让三弟和伙计李祥，背了茶叶、布匹、调料，到北乡的三营，七营集镇上出售，店铺里只留了管账的吴先生。生意虽然清淡，因吴先生的朋友多，店铺里还不显冷清，只是卖不上价钱。
树生被父亲送到理门小学念书了，学校在内城的大街上，坐东向西，一扇宽不过五尺的黑色大门，进去往南一拐，靠西是门常闭着的一个庙院。往北，一排房子中间是一间过厅，过厅两端是教室，再往北出过厅门后，是一个亭式平台，台下是一个大院，院里有教室和教员用房。台阶上面四面敞开，正面屋檐挂一“礼义廉耻”横向木匾，院落与平台上通过两侧砖台阶连接。院内靠南，有一棵碗口粗的榆树，当院一个高高的旗杆，每个星期一，升一次国旗，校长给学生训一次话，或者重处学生时，将全校学生集合起来，让站在那里看。
一次一个同学违犯校规，被拉出按倒在一条凳子上，训导主任亲自抡着木板子，打那同学的屁股，那个被打的同学起身后，路都走不成了，同学们见了先生都很害怕，就像老鼠见了猫，东躲两藏的。只有每年过孔子节时，学校里才对学生显出温和来，在庆祝孔子节时，会场上挂有孔子画像，主会人领大家向画像鞠躬，并领着学生朗诵《论语》节选。然后是校长大谈师道尊严，颂扬先生恩德，再下来由学生家长代表向先生致词行礼，学生向先生鞠躬，奉送礼品，先生笑而受纳。最后开联欢会，演节目。
说起这理门小学，它原是理门的一座香堂。最初，地方上利用香堂的旁屋办学，后来经过发展，变成了一所完全小学，也就是被改称的“城关第一小学”。“理门”的前身是清朝时期“反清复明”的组织“洪帮”，洪帮久遭清政府剿杀之后，其“反清复明”的宗旨难以实现，于是，“洪帮”除了在演变中产生的“红枪会”、“小刀会”、“大刀会”之外，部分人在城市，创立了“理门”这样的组织。其宗旨变为戒烟、戒酒、戒嫖三戒，打座修炼和念仁、义、礼、智、信五字真经，敬奉关羽，不谈国事，并以九月十三日为会日。加上生意人又把关公奉为财神和忠义之神、平安之神，于是年节会日期间，各方民众祭祀敬奉，甚为隆重。所以，如今这里虽已成为一座正规学校，但原有庙宇香堂依然存在，会日照样热闹，民间也仍叫理门小学。
一天学校里放了学，树生出城后，觉得天色尚早，便同小伙伴去龙王庙台上听人说书，天黑了才回家。晚上被父亲罚跪在地，头上还顶了个枕头，父亲在炕上抽烟，抽够了才问话。地是高低不平的土地，跪的时间长了两个膝盖痛，但必须是跪得直不起腰，等他回了话，认了错，才让起身。又一次，父亲让他去集市上找四叔，他转了一圈又跑去听说书。那说书人半老年纪，随身带一把扇子，一只小茶壶，一个小小蒲篮。说起书来，嘴里振振有词，有时声高，有时声低，有时跨步，有时抬腿，有时怒目圆睁，有时哈哈大笑，紧张时语如连珠，缓慢时如潺潺流水。树生在这里听到了薛丁山、樊梨花和铁板道人，许多绘声绘形的，比课本里说的和老师讲的要吸引人的故事。只是当说书人端着小蒲篮讨钱时，他有点不好意思，好在那说书人不向孩子要钱。说书人端着讨钱的小蒲篮，在书场上走了一圈之后，见蒲篮里投了不少钱，笑道：“今天承蒙大家光顾，还好，说实在的，有一天收的钱还不够我喝茶，好啦，今日高兴，我就继续为大家再说上一段。”随后喝了口茶，又说了起来，直说得满嘴白沫。
天麻麻黑下来了。这时树生的耳朵被一只手给提了起来，树生扭头一看是父亲店铺里的吴先生，嘴咧了咧，跟着吴先生，出了听说书的人围的场子，回了家。晚上，他被父亲用鸡毛掸子把儿抽打了一顿，然后又让他背书，书没背得过，便被罚跪在地上，父亲还让母亲拿了三页瓦，给他顶在了头上。瓦是仰放在头项的，须用双手扶住才行。母亲趁父亲在炕上摆烟灯不注意他们的空儿，将一把笤帚轻轻放在了他的膝盖面前，示意儿子跪在笤帚上面，然后出去了一趟，又回到屋里坐在炕上。
不一会儿房东奶奶来了，一进门说道：“哟，你们是唱三娘教子呀，那戏里的小东人，头上顶了家法下跪，你家树生还顶了三页瓦？”树生的母亲忙让房东奶奶到炕上坐。树生的父亲抽完了烟葫芦上的烟泡儿，舒了一口气，又让房东奶奶也抽一口烟。房东奶奶说：“我不吸，我要吸早在我老汉活着时就吸上了，那时候吸烟，还不用自己动手，有人烧好烟后，把烟嘴子放在你的嘴上，你只管吸，什么都不用管。”树生的父亲说：“我相信，我相信老人家那时……”房东奶奶插嘴说：“不说那猴年马月的事了，娃犯啥错了，又是罚跪又是顶瓦的？”树生的父亲说：“狗东西，小小的人不听话。”树生的母亲说了事情的原委，房东奶奶说：“小孩子都是那样，你看我们家喜子，比树生大，还不是整天只知道耍。再说背书吧，你一吼，娃能背得过吗，叫你吓的都背不过了，好了，打也打了，罚也罚了，叫娃起来吧，你看把娃跪的，腰都直不起来了。”树生的母亲说：“你叫树生说，看他以后听话不？让他给他爹下个话。”房东奶奶说：“树生，我娃给你爹下个话认个错，就说我再不乱跑了，我好好背书。”树生按房东奶奶教的，重复了一遍之后，房东奶奶说：“好了，好了，娃都把话下了，错也认了，让起来吧。”树生的母亲说：“你冯家奶奶给你说情哩，你爹就原谅你这一次，下次，小心你爹打断你的小腿。”
房东奶奶走了过去，取了树生头上的瓦，扶树生起来。树生的父亲说：“人常说娃娃家，三岁看大，七岁指老哩，不听话，将来还能成个人？”说着狠狠地瞪了树生一眼。后来树生才知道，房东奶奶是母亲出去叫来的。
4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政府一方面抗战不力，军事失利节节败退，另一方面却加强与红军搞摩擦，同时粮赋征收与壮丁摊派不断增加，老百姓的生活，便又陷入了困境。特别是又穷又苦的原州地区，地瘠民贫，黄山苦水，交通不便，教育不兴，民智不开，加上不良的行政手段，引发了民众抗粮、抗赋、抗丁行动。当局所采取的抓、关、压、打办法，激起不甘忍受压迫的民众，对抗政府的活动迅速蔓延，结果第一次有组织的串联武装起义发生了。
以于旗、马民为首的起义队伍，手持斧子、镰刀、矛子、棍棒、枪械，对付和攻击不让他们好活的保安、保警，并进攻城池。国民政府开始动兵镇压，国民党97师的一个团与起义队伍相遇，起义队伍胜杀100余人，缴枪百余支，历时月余。面对漫山遍野的起义民众，政府一时无法对付，便请国民党元老兰甫先生，以宣抚身份从中调停。兰先生提出了停止剿杀，开仓放粮解救饥民、和不得报复三条建议的同时，劝告率部镇压民众的国军长官，宽容对待受困受害群众。就在宣抚团与起义代表谈判时，起义首领被捕，第一次起义失败。为了反对歧视愚弄和改变生存环境，第二次起义又开始了。
第二次参加起义的人数比第一次还多，上万人的队伍从几个县到原州，一路冲杀势不可挡，一直漫延到泾水地面。国民党政府又派出代表谈判，老实的起义民众只想能得到最起码的、能够生存的答复，然后回到自己生活的那块土地上。就在等待答复时，国民党的97师又一次调集军力、骑兵、火炮、飞机联合进攻义军，义军在激战和搏斗中死伤惨重，首领相继牺牲，起义又一次失败。兰先生几次参与了宣抚，意欲缓解危急，解救同胞兄弟，没想到中央军不讲信义，他想，这样下去说不定还有第三次、第四次起义发生，他更为自己女儿未来的女婿，捏了一把汗，因为他听说女儿的夫婿也参加了这次起义。
说起兰甫先生女儿的这个夫婿，也有点话长，那是兰甫先生当年受恩于耶合林马教长之后，一直铭记于心。到自己有了漂亮的女儿之后，便想把女儿嫁给教长之子，以报答教长对自己昔日收养之恩。老教长摇了摇头，说道：“你心地善良，真主知道会降福于你的，至于儿女之事，待他们成年之后，自己主张再行论嫁，吾教世讲平等，父母可以为其主持婚姻，不可以代办。”
后来，老教长之子长大后，有了相悦之伴，于是兰甫先生的女儿，经老教长主持与收养的一个养子联姻。
这位养子姓任，自幼也是失去父母，四处流浪被老教长收养，长大后知恩知义，被教长起名叫任知义。由于他聪明好学，在清真寺内学得回汉经文，信奉伊斯兰教，人长得个头儿高大气派，为人心地善良，善于帮人，老教长非常看重。而对于联姻婚事的男女来说，双方也都不曾反对，只是兰甫先生的女儿兰静宜当时回答问话时，害羞地看了一眼对方没说什么就低下了头。直到兰静宜师专毕业后，坚持回老家与母亲为伴，到县城当了教员，兰先生才觉知，女儿与未婚女婿之间的差别。他曾写信叫女婿出来做事，女婿没有出来。兰先生考虑到女儿自到省城念书之后，远离母亲教育和入寺礼拜、诵经释意次数屈指可数，教书后受到社会影响，又疏于在真主面前忏悔祈祷，很难说她心地不变。于是他回了一趟家，与老伴儿议论了一番女儿的婚事，决定为其尽快完婚，女儿也愿意听从父母安排。谁知在他们回到兰州之后，原州地区地方上又发生了农民起义的事。其时周边地方被封锁，任知义的情况不得而知。兰先生只能从熟人的议论中，听到起义的民众东闯西杀和游走的消息，有说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声势比前两次都大为此叫好的；有大骂其行为是无知的、狂乱造孽的。而官方报纸上的消息，则是依势指责，高呼镇压，到处调兵遣将，分头堵截追杀。而从起义队伍席卷数县的县政、军警、保安来看，国军政府也有大大失利之处。
兰先生一面埋怨上层中的一些人不够理智，稳不住阵脚，下面的头人缺乏冷静，行为过激。更为国民政府的几次谈判后自食其言，不能为民众考虑，解民众饥寒，反而实行抓、关、卡、要等高压办法和不光明的行政作为，祸害乡里、逼民造反而担心。兰静宜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整天唉声叹气。她为女儿的婚姻着想，为女婿的安全考虑，每日到清真寺祈祷真主保佑，不要降罪于无知的人们，不要降罪于善良的人们，保佑他们平安回家，保佑孩子们平安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