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农业之初，最先是从野生的植物中选择可食者加以栽培，不可食者加以淘汰。在这个过程中，神农氏“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从而选定栽培的作物。有的学者认为：“与神农氏传说有关的粟，最具有我为原始农业的特征。”“粟与黍稷组成的小米群终先秦之世，是华北农作物系统的重心。”宝鸡斗鸡台等地文化遗存证明，“在史前全部华北地区，小米种植似已相当普遍。”王仲孚：《神农氏传说试释》，台北文海出版社。河南舞阳贾湖文化遗址发现很多稻谷，这是史前不同地区交换作物品种的结果。“《神农》、《后稷》藏种之方，煑马屎以汁浸种者，令禾不虫。”《论衡》（卷十六），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正是神农氏倡导、践行选种、育种、保种、交换种子，才使小米、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能在大范围内推广并茁壮成长。
炎帝神农氏在创建原始农业中，还倡导中耕，“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事物纪原》卷九，上海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1937年版。提倡凿井取水灌溉庄稼。“凿地以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谷以拯饥。”《论衡》（卷五），《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指导适时加工储藏收获的农作物。贾湖遗址发现多套粮食加工的磨盘磨棒，使粟粒连皮压成粉面，以供食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多处贮存食物的窖穴，所储存已经炭化的粟，其数量学者推算当在十万斤上下。还发展家禽家畜的饲养。宝鸡北首岭遗址发现许多动物的骨骼，经鉴定为猪、牛、鸡等动物，证明是先民利用农作物的茎叶和谷糠谷皮所饲养。它为人类增添了肉食供应，有利于增强人们的体质。这些都为神农氏开创的原始农业增添了光彩。
炎帝神农氏在创建原始农业的同时，还作出了诸多仁行善举。先秦文献列举其荦荦大者：其一，首创医药。“神农和药济人，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林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炎帝神农氏尝味百草，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着《本草》四卷。”《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出版，1964年版。“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一名神农原，亦名药草山。”其二，制作陶器。《逸周书》云：“神农耕而作陶。”《周书》：“神农作瓦器。”陶器能烹煮食物，又能贮藏食品和饮水，陶器的发明是改善民生的一大贡献。炎帝时期已能用细陶打造成器壁厚薄均匀，表面光滑，并经高温陶窑烧制而成的盆钵等陶器，所以古人说陶器始自神农是准确的。其三，建筑简陋的居室。在炎帝时期已有一些简陋的建筑。桓谭《新论》称：“神农氏祀明堂，有盖而无四方。”意指这种明堂，只有屋顶而没有四面的墙壁。其四，提倡以物易物。“炎帝以一人所为不足以自养，必通功易事，贸迁有无。乃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稽古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炎帝还“造作称尺斗斛”，作为原始的度量衡。
炎帝神农氏首创的原始农业，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深远的意义。
第一，炎帝开创的耜耕农业，开创了我国农耕生产的先河。以翻耕土地、定居种植为主要特征的耕作模式，为我国几千年农业生产所沿袭，进而发展成为精耕细作的现代农业，为我国亿万人民提供了充足的基本生活资料——粮食、肉类及其他农副产品。建国60年来，尽管我国人口增长过快，但粮食总产量达到一万亿斤，使13亿人民丰衣足食，为我国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第二，炎帝开启的耜耕农业，有效增加了食物供应，并且基本上定居生产，使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在丰衣足食之余，有闲暇时间从事手工业和文化活动。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陈列的文化遗存，包括雕刻艺术、造型艺术、陶器上的刻划装饰等原始艺术品，受到前来参观的国内外考古、历史学者的高度评价，有的发出“真绝了，真绝了”的赞语。随着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史前时期人们从定居走向村落、城镇，导致文明的诞生。有的学者评价说：“盖前此栉甚风、沐甚雨，不遑宁处者，至此皆可殖田园，长子孙，有安土重迁之乐。于是更有暇日以扩其思想界。且以画地而耕，其生也有界，其死也有传。而井田、宗法、世禄、封建制生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重版，1935年版。
第三，我国由耜耕农业为发端的农耕文明不仅在国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走出国门，越过重洋，远播于东南亚。由国家教委主编、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国民教育读本》告诉我们：今天日本史学界公认，日本的弥生文化来自中国北部沿海。中国东渡的先民带去的水稻、铁器和农耕技术使日本列岛上的原始部落结束了漂泊不定的渔猎生活，开始了农耕定居，日本迅速进入农耕文明，形成了国家。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主编《国情教育读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考其年代，当在秦汉之间。但如前述，犁耕源于耜耕。东南亚、朝鲜和南洋诸岛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辐射和影响。
我们说炎帝神农氏倡导、开创了原始农业，首先是炎帝的伟大创造，也包括他的大臣、部落民众乃至他的后裔及其臣民，是他们那一个时代领袖与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中炎帝（第一代）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他对原始农业各个方面的构思、践行、研究、发现、总结、推广，尤其是他造福民生的大仁大德，敢为人先的大智大勇，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有力地推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民众把所有成就都归功于炎帝神农氏，这是很自然的。
远古时代的历史是依靠人们口耳相传得以保存，在文字发明后再由人们搜集、记录、整理而成，最早见于先秦文献。正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是传说时代，后来形成的文献，在基本上反映了史前的重要史事和文化特征的同时，必然会有许多误记。但多数学者认为，文献载籍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20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新石器时代丰富的出土文物，进一步奠定了我国悠久文明的基石。先秦文献和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有力地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考订了远古的一些重要史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荒诞不经；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发掘出来的将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本文正是采取文献史料与考古史料相结合的方法，着重反映炎帝这一时代的文明特征，而不苛求证实某一事件的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姓名，因为对于传说时代，那样做是徒劳无益的。
炎帝造福民生的嘉言懿行对后人的启示
炎帝在创建原始农业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嘉言懿行，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后人有着深刻的教益和启示。
一、以造福民生为己任，毕生为之奋斗
《神农书·教篇》曰：“民为邦本，食为民天。”他认为百姓是部落联盟的根本，而百姓赖以生存的食物则是像天一样大的事情，从而准确界定了民众在部落中的地位和食物对于民众的极端重要。他面对获取食物的手段远远落后于人口增加、食物需求急剧增长的困境，严峻的现实驱使他另辟获得食物的途径。正是“食为民天”的理念，成为他披荆斩棘、践行创建原始农业的不竭动力。
民生以保证民众食物需求为首位的，古今皆然。人们常说“十三亿人口吃饭是头等大事”。但民生不仅限于此，而是一切与民众生计有关的各类问题，正像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近年来党和政府重视民生，采取了诸多措施，也确实有所进步。但是，无庸讳言，这方面进步非常有限，存在问题甚多。关键是投入不足。《中国青年报》刊文说：“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吴教授指出，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改革，以不成功为多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住房的改革也在其中。”诚然我国人口基数过大，社会保障起步过迟，客观因素甚多。但是可否要求中央政府痛下决心，严格禁止千夫所指的“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支出、公费出国旅游）。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透露，每年各级党政机关“三公消费”支出高达9000亿人民币。倘能将这笔巨额开支用于改善民生，定能尽快实现十七大提出的要求，让群众减轻或甩掉压在身上的“四座大山”（购房、看病、养老、子女上大学），就能有效拉动内需，使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且能迅速改善党群关系，真正建设和谐社会。
二、在实现民生目标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
炎帝部落里也有懒人：“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对这些人，炎帝处置的方式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教胜于言教。“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古人纯朴，讲以身作则，就真的身体力行，而不是做做样子。其结果，部落民众受到教育，都投身耕织。炎帝又颁布政策：各耕织者“有余不足，各归其身”。于是出现了“衣食饶益，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局面《淮南子·卷十》。孔子曾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炎帝率先垂范的嘉行验证了孔子这话乃是放之古今而皆准的至理名言。现在有些地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三令而五申之”也仍然是“公文旅行”。如果能以炎帝为楷模，认真进行总结，将不难得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三、不谋私利，全身心为造福民生奋斗
《越绝书》记载：“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而已，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当时生产力低下，剩余物资不多，但炎帝作为部落首领，拥有的权力是很大的，稍有贪欲，即可甲富一方。但他清廉自守，以他的智能和圣德而受到天下民众的尊敬。还有一则记事，说神农“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唐嘉弘：《炎帝传说考述》，《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意思是炎帝同老百姓一起耕作和生活，早饭“饔”和晚饭“飧”都在一起。用现代的语言，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的领袖与民众的关系，部落能治理不好吗？“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用炎帝这面光彩照人的镜子来对照一下现实，就看到一些颇为令人担心的现象。《海南日报》2009年7月15日刊登署名文章指出：“过去几十年财富向少数人过度集中，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2008年不到全国职工人数8%的垄断行业员工，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使社会不公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因而导致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我们要以先贤为光辉榜样，坚定制衡权力，驾驭资本，努力实现收入公平。有的专家说，如果13亿人实现了公平和公正，中国离真正的崛起就不会太远了。
四、在从物质上造福民生的同时，着力教化民众，使天下大治
《淮南子·卷九》说：“昔神农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原注：言释神安静，不躁动也），智不出于四域（原注：信身在中），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由于原始农业使民众丰衣足食，所以“其民朴重端悫（原注：端，直也；悫，诚也），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原注：一同其俗），莫怀奸心。”这告诉我们神农治理社会之策：“衣食足而知荣辱”，解决民生问题乃是治理社会的基础；同时，以仁诚之心教化人民，法宽刑缓，以致百姓纯朴诚实，监狱里犯人很少而显得空空荡荡。诚然，社会在不断变化，治理方法也需与时俱进。但是，神农治理社会的基本方略：造福民生和教化人民，应是万古不变的真谛。
五、舍生取义，为造福民生而献身
舍生取义是道德范畴的最高境界，万众景仰的崇高精神。“舍生取义”一词出自《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人总有求生的欲望，但当社会需要舍弃生命而实现造福人类的某一目标时，就会毅然舍生而取义。当年神农身处莽莽草原或狭谷杂草之间，面对无数可食谷物和无用荒草、可以疗疾的草药和能致死人命的毒草，他需要作出抉择：或是漠然处之，侧身而过，能得以自保；或是亲自尝试，决定取舍，以造福民众，而这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乃至危及自己的生命。他毅然决定尝百草以辨别良莠，确定取舍。于是出现“一日而遇七十毒”、“一日百生百死”的现象。“七十”、“百”都是多数的意思，说他在尝百草之中多次中毒遇险。经过他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玩命的尝试，粟、黍、稻、菽等农作物品种选出，经过驯化而在大范围里种植。一批可以疗疾的药草出现了，制成可以治病的医药。有些含毒的毒草也被发现了。《神农经》记载有六种剧毒的动植物不可入口鼻耳目，入即致命。此书虽是后人寄托和编写，但内容可信。炎帝神农氏在尝遍百草、为民众获得多种可食嘉禾和治病的良药之后，终因“误尝火焰子中毒而死，葬于天台山。”宝鸡炎帝研究会：《宝鸡：炎帝故里姜炎文化发祥地》，《光明日报》2006年8月11日。炎帝为造福民生而光荣殉职的圣德，与日月同辉，如江河行地，光照万世而永垂不朽。
最后引用1999年12月20日李铁映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祭炎帝文》中的部分文字，借以表达对这位先圣的景仰之情。其文曰：
“洣水汤汤，鹿原苍苍。巍巍古陵，赫赫农皇。伟哉始祖，拓土开疆。启迪洪蒙，文明肇张。制作耒耜，奠基农桑。发明医药，百草是尝。治麻冶陶，弦弧剡矢。市设日中，琴传宫商。教民稼穑，疗民疾伤。为民造福，猝断寸肠。天下共尊，子孙齐仰。轨范百世，德泽万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