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辉
炎帝的光辉人生及其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炎帝和黄帝是我国远古时代华夏部落联盟的卓越领袖，光辉绚灿的炎黄文化创始人，中华民族万民景仰的人文始祖。
炎帝和黄帝是同时代人。炎帝出生先于黄帝约四百余年。炎帝对人类最卓越的贡献是倾情造福民生，倡导创建了原始农业，为先民的生存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和宝贵的生命，因而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和景仰，被尊称为神农氏，“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中华书局。
在先秦的典籍中多处出现“三皇”的称谓及其注释。《兼明书》加以概括：“郑康成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朱均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白虎通》（原文如此）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孔安国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在各种释义中，神农均赫然在目。先秦以来，炎黄史迹被广泛载入经、史、子、集。《炎黄汇典·史籍卷》搜集记载炎黄的史籍达186种，摘录字数约65万字，“内容丰富，数量可观，作为远古帝王，与别的同类人物相比，可称为首出。这种现象足以说明中华民族自始就将炎黄二帝看作自己的人文始祖。”《炎黄汇典·史籍卷》前言，吉林文史出版社。
神农氏的简历，《资治通鉴外纪》作了扼要记述：“神农氏姓姜，长于姜水。以火承木，故为炎帝。”他因首创原始农业，使先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又善于教化人民，以致“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各地氏族、部落纷纷来归。夙沙氏叛不用命，该氏族之民“自攻其君而来归”。以致神农氏疆土“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在位一百二十年（一说一百四十年）。传位七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克、帝哀、帝榆罔。“自神农至榆罔四百二十六年”。（一说五百二十年）。司马光着，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神农氏异称甚多。有的学者搜集列出：炎帝、烈山氏、厉山氏、有炎、农皇、地皇、人皇、赤精之君、赤帝、南方之帝、伊耆氏、大庭氏、魁隗氏等十余种《国学基本从书》，商务印书馆。其中多为颂称。至于“炎帝神农氏”这一称谓，先秦典籍中都把炎帝和神农氏看作两个人，汉以后自《世本》起，出现“炎帝神农氏”的称谓，并沿袭使用。对此颇多争议。有的学者认为：炎帝与神农原本非一，他们的合并是学术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王仲孚：《神农氏传说试释》，台北文海出版社。王符在《潜夫论》中认为：神农为世号，炎帝为身号。《新编诸子集成》（第二册），世界书局。这些都可作为对“炎帝神农氏”这一称谓较为合理的解释。
炎帝所处的时代，是在隧人氏之后，黄帝、尧、舜之前的一个时代。《尚书大传》：“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作。”这个时代处于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型时期，相当于考古学的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所处的年代，距今约六七千年至五千年之间。先秦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较为充分地反映了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氏族，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成功地创建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先民们从采集植物果实、渔猎鱼蚌和走兽，向大自然攫取性的经济，过渡到进行植物栽培、动物驯养的生产性经济；从终年风餐露宿，食肉饮血，难得温饱到辟地而耕，殖养田园，食宿无虞，安居乐业，并可腾出时间从事文化活动。这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伟大突破性变革。炎帝及其后裔在四五百年之间进行的这场农业革命，在中国人类170万年历史《中国通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进程中，是发展最快、成效最显、贡献最大的一个时期。这种突破性的发展，中外古今都有。马克思、恩格斯曾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我国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45亿元，再增加到2008年的30万亿元。2008年一天创造的财富量超过1952年全年的总和。中国新闻网，2009年8月11日。我国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中国的崛起是当代全球最重要的事件。炎帝创建的以原始农业为特征的辉煌的姜炎文化，于时隔六千多年后的今天，在我国辽阔的原野上依然显现出它的余辉。
炎帝神农氏氏族起源于陕西渭水流域的姜水，这已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周谷城、白寿彝等史学界泰斗都有炎帝诞生地在渭水流域的明确论断。宝鸡炎帝研究会：《宝鸡：炎帝故里姜炎文化发祥地》，《光明日报》2006年8月11日。着名历史学、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说：现在宝鸡城南门外就临着渭水，过渭水南不远处有姜城堡，堡西有清姜河，堡东有个很大的神农庙。姜城堡附近又有很好的彩陶遗址。“这些全像是渊源有自，并非后人的臆造。”他认为，现有文献、考古、民间传说的材料，“足以证明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
炎帝氏族在渭水流域的故乡，即着手发展原始农业。在宝鸡附近发现的北首岭和福临堡仰韶文化遗址证明，姜炎族的先民们已经过着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繁衍加快，先秦文献中常出现“生齿大繁”之类的表述。现有土地已难以承载不断增殖的人口。同时，中原沃野千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非常适宜农业生产。因而姜炎氏族的大部分逐渐向东迁移。“他们的路途大约顺渭水东下，再顺黄河南岸向东。因为路线偏南，所以他们建国有同苗蛮集团犬牙交错的地方。姜姓在东方主要的建国为申、吕、齐、许。”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申、吕均在今河南西南部，许在今河南许昌境内，齐在今山东北部。也有学术着述认为：姜炎氏族中有些先民向西往黄河上游及甘肃地区和四川西北部发展，有的仍留居宝鸡及秦川地区。宝鸡炎帝研究会：《宝鸡：炎帝故里姜炎文化发祥地》，《光明日报》2006年8月11日。这也合乎事物发展规律。在此前后，也发源于陕西的黄帝氏族的主要部分也逐渐东移。“黄帝氏族东迁的路线大约偏北，他们大约顺北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跟着中条及太行山边逐渐向东北走。”
“山西南部诸姬姓国家的分布，芮、骊戎、鲜虞、蓟的建国，或者可以指示黄帝氏族东迁时的路线。”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总之以炎黄氏族为主构成的华夏集团“发祥于陕西省的黄土高原上，在有史以前已经渐渐地顺着黄河两岸散布于中国的北方及中部的一部分地方。”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
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同氏族部落之间先后发生了以争夺土地为目的的不幸战争。先是炎帝族同黄帝族的阪泉之战，结果黄帝“三战而后得其志”，击败了炎帝族并吸收其参加部落联盟。不久又发生了黄帝部落同东来的蚩尤为首的九黎族的涿鹿之战，蚩尤战败，于是诸候“咸尊轩辕为天子”。阪泉、涿鹿在何地？是在河北的北部今涿鹿县东南，还是在山西运城盐池附近。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关中（陕西渭河流域一带）、晋西南、豫西三角地带的黄河冲击平原及河谷，土地肥沃疏松，更是早期先民们发明、发展原始农业的好地方。”“于是，为争夺三角地带的战争便先后发生了。”参与争夺地域的各方，“绝不可能离开三角地带，率领部众到千里之外的河北去决一雌雄。”此说似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战后“以炎黄联盟为民族融合的核心，像滚雪球一样，逐步发展起来。”“华夏就是兴盛的中原大族。这个称号随着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化，到战国时，由于各族间的界线大都泯灭无存，遂取代了炎黄之族而成为中原民族融合体的通称。在这个基础上又随着民族融合的进一步扩大，到汉代演变成了汉族。”张玉勤：《神农、炎帝、黄帝关系辨》，《山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
在先秦文献中，有的人名常常又是氏族、部落的名字，而且往往为这个氏族、部落的后裔沿袭使用。炎帝就是这样。这个问题是由引用先秦文献中最早记述炎帝、黄帝出身的《国语·晋语四》引起的。该文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少典同有氏成婚后生了黄帝和炎帝两个儿子。研究远古历史的学者，早就对这段文字作出解释，认为它的原意是：少典和有是两个氏族，它们通婚后，派生出黄帝和炎帝两个氏族。司马贞在《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中说：“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淮南子·卷十五》也明确指出，被黄帝击败而融入黄帝部落的是“神农之末世也”，就是说，是炎帝第七代世袭者榆罔，他也自称炎帝。我们知道炎帝的后裔都沿袭炎帝的称号，有些问题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神农氏只能在一个地方诞生，而另一个诞生地则无疑是他的另一个后裔，也袭称神农氏。在随县厉乡的神农氏诞生地，当系该氏族南迁之后的一个后裔。”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有的学者认为炎帝族在东迁南下时曾到达“今河南省西部南阳、内乡一带，或直到湖北省随县境。”唐嘉弘：《炎帝传说考述》，《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在远古传说中，祝融氏族原属华夏集团，但他的后裔却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和江西的大部分地域居住的苗蛮集团中处于异常显赫的地位。说明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华夏集团的影响逐步向南扩展，推动了南方以稻作为主的原始农业的发展，而南下的华夏族的先民也必然会同化于苗蛮的风俗习惯。所以我们说黄河、长江都是孕育中华民族诞生成长的摇篮。
炎帝倾情造福民生的卓越功勋及其深远意义
“民生”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在传统理念中，民生是指人民大众的生计。孙中山对民生所作的较为经典的解释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孙中山全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作为施政的重点，推动民生的不断改善。
在民众的生计中，必需的食物供应是人们生存的第一要素。“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范子计然》卷中。人类获得食物，大体上经历了渔猎社会、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几个阶段。游牧社会优于渔猎社会，人们驯养放牧一定数量的动物，加之采集植物果实，可免除冻馁涉险之害。但是，正如《白虎通义》所说：“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耕种。”
我国考古学家依据发掘的文化遗存，认为在距今一万年前就发现野生谷物的种子，栽培的谷物出现也比较早。但是，作为比较完整、系统的原始农业，则自炎帝神农氏开始。我国农业经过刀耕火种、耜耕和犁耕，逐渐进化为现代农业。刀耕火种是人们有意识地把一片草地或小树林纵火焚毁，用以开垦农地，并可增长地力。然后用尖头木棒或石器在地里挖成一个个小洞穴，植入种子，听其生长，既不松土，又不施肥，待地力耗尽（约三年左右）又另辟耕地。神农氏首创的“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易·系辞》下。开辟了农业耜耕的新阶段。耜，古代的一种农具，类似犁上的铧。耒，也是古代的一种农具，形状像木叉。“耒耜”也作为农具的统称。人们用木制或石制的耜翻松土地，改变土壤内部的团粒结构，能起到增加肥力的作用。当时翻耕的土地比较浅，从出土文物验证，只有三厘米左右，但这却是一个突破性的创举，为日后发达的耜耕、铜制或铁制的犁耕，乃至现代的机耕提供了范例，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进入耜耕以后先民们可以在几块耕地上轮流倒换种植，不必经常流动到新的地方去开荒，这也为形成聚落创造了条件。
在炎帝之前，农业耕作的工具已在缓慢地进步，进入耜耕以后，随着生产的需要，农业工具也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和发展。“垂作规矩准绳、耒、耜、耨、铫”。《齐民要术》卷一引。原注：垂，神农臣。据考古学者的研究，当时有石制、木制、骨制的多种农用工具，其中有砍伐树木、开辟耕地用的石斧，翻土用的石铲（耜）、骨耜，中耕用的石锄，点穴播种用的角锥，收割用的石镰、石刀，加工粮食用的石磨棒和石杵等。农业工具的进步，对炎帝首创的原始农业无疑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