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
炎帝是双重象征符号。一是历史象征符号，他是中国由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时代的转折性标志，是农业文明的开创者，缔造者。“神农氏”这个称号表明，人们尊他为农业神。
二是精神象征符号，他代表了中华民族早期的观念和行为特征，即变通求存，探索创新，自强不息。
作为历史象征符号的炎帝，比较受重视，其文化资源的价值也在被深入开发和利用。而作为精神象征符号的炎帝则重视不够，研究不深。
一、昔人已乘黄鹤去
炎帝神农氏早已逝去，留给我们的只有无边的猜想：当时人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白虎通》：
“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新语》：
“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
狩猎活动长期延续的结果，是可猎的动物减少，已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人们面临如何生存下去的大问题。强烈的求生本能促使人们寻找新的食物，探索新的生存方式。广阔的植物世界成为人们寻找食物的主要对象。“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些话表现了人们在创造农耕文明时所面对的困难危险和不屈不挠的开拓精神。
炎帝传说中的一系列人类活动，都是为了建立农业文明。这些活动背后的精神内涵有三点：
第一，变通求存。求生存，求发展，是人和一切生物的本能。当生存遇到困难时，人为了活下去，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寻找新的生路。强烈的生存欲望和原始生命活力推动着人们求变求新，变革图存，逐步放弃狩猎生活，开始农耕生活。
第二，探索创新。从狩猎转入农耕，从吃动物到吃植物，人们进入到一个陌生的领域。什么植物能吃，什么不能吃，根、茎、叶、果实哪一部分能吃？如何把能吃的野生植物驯化培育成农作物，如何耕种、收获、加工农作物，用什么工具进行耕作？这些问题都得从头开始摸索解决。稻、麦、菽、粟等每一种农作物的发现、栽培，都是了不起的发明；耒、耜等每一种农具的使用都是了不起的创造。正是这一时期先民的探索创造精神，才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农业文明的地区之一，也为后世奠定了生存的基本物质基础。
第三，自强不息。农业文明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人在自然面前显得脆弱无力。面对水灾、旱灾和疾病等许多威胁和困扰，人只能依靠顽强拼搏的精神去战胜困难。羿射九日、大禹治水、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体现了这种可贵的自强不息精神。
变通求存、探索创新、自强不息就是炎帝精神的核心。这种精神在早期典籍中留下了一点痕迹，如：
《易·乾》：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易·系辞下传》：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大学》：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炎帝精神造就了中国的农业文明，但在农业文明成熟之后，炎帝精神却渐渐远去，我们华夏民族进入了一个相对停滞和创造精神匮乏的时期。
公元前8000年，中国已有了稻谷栽培和制陶技术。
公元前2900年，中国已有了养蚕和丝绸业。
公元前2200年，中国有了青铜工艺。
公元前300年，李冰父子建造了沿用至今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指南针和纸的发明以及万里长城的修建也在距今2000年前。
以炎帝为标志的农业文明初期，中华民族有着很强的创造性和探索精神，许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而在近两千年里，中国人的创造性似乎日渐衰退，除了火药、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无从谈起。
炎帝精神已乘黄鹤远去了。
二、此地空余黄鹤楼
炎帝精神为我们造就了农业文明，以农耕代替狩猎，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随着农业文明的逐渐成熟、稳定，这种生存的形式和手段被目的化，人的生存与发展这个根本目的反被遮蔽、淡忘。于是，以人为本变成了以农为本，人为了农而存在。手段和目的被倒置了。作为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变得神圣起来，人反而成了土地的附庸。重土、安土、恋土、故土难离、入土为安演化为一种民族心理。三千多年前，周人的祖先古公亶父对土地的看法还比较明智，当戎狄为夺取周人的土地而欲发动战争时，古公亶父为避免战乱伤害民众而选择迁徙。他说：“土地者所以养人也，不以所以养而害其养也，吾将去之。”《孟子·梁惠王下》。古公亶父强调人是目的，土地是养人的手段，不能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于是，他带着民众去岐山下开拓新的生存空间。
农业文明在几千年间，由成熟稳定走向停滞僵化。农业的耕作方式一旦定型，变化很小。老牛拉犁，春种秋收，年复一年。二十世纪初和两三千年前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由这种超稳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相应的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
物质文化是以一家一户个体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为基本生活方式，以温饱安宁为目标的田园生活模式。由于土地和气候是相对稳定的，农作物和耕作方式也几千年来基本不变，所以物质文化表现出稳定、凝固的特征。
制度文化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几千年来，皇帝是俗世的最高权威。天下的百姓都是帝王的臣仆，没有权利，只有义务，没有自由，只有服从。层层地方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和主人。这种政治体制伴随农业文明产生，夏商周是雏形，秦代完成定型，“百代都行秦政事”，是世界文明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最稳定的政治体制。
观念文化则是因循守旧，排斥变革创新。哲学家讲“天不变，道亦不变”，百姓则“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安守本分，谨守祖制，耕读传家，重农轻商。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改。一切新异的东西都遭到本能的排斥。所以，从商鞅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两千多年间没有一次成功的政治变革和观念变革。
农业文明的过度成熟和稳定，使人们误把炎帝为求生存而选择的农耕这种形式当成人类生存的唯一形式，似乎不可变更，无可替代。当初创造农业文明时的那个出发点和目的，即人的生存与发展，被这个迷人的创造成果农业文明遮蔽了，当初用农耕代替狩猎的那种变革创新精神被人淡忘了。人们只牢牢抓住农业文明这个形式，这个先人创造和驻足过的“黄鹤楼”，把它偶像化、神圣化，人的生存似乎是为了守护这个形式。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的一句发问让人深思：“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
在失去探索创新精神之后，农业文明这个“黄鹤楼”成了我们的唯一依赖。
三、不信东风唤不回
西方列强用军舰和炮火打开中国大门，那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挑战。从传说中神农尝百草、教民农作开始，中国的农业文明延续了将近一万年。炎帝实现了狩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这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带来堪称辉煌的农业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现在，我们面临农业文明向工业和信息化文明的转型。在人类文明的这个转折时期，世界必定发生大洗牌、大动荡、大调整，文明的格局出现大变化。现有的民族、国家，有的会衰弱、灭亡，被历史淘汰。有的会发展、强盛，占据主流文化，拥有支配地位。在今后的一百年、一千年里，中华民族的命运如何，这是炎黄子孙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一万年前，炎帝面对生存困境，成功实现了社会文明的转型。今天，我们依然面对如何更好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能否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与信息化文明的转型，关键在于，变通求存、探索创新、自强不息的炎帝精神能否得到继承、发扬、光大。然而，炎帝精神沉睡得太久、被忘却得太久，能否唤醒？民族复兴的梦想能否实现？这是当代中国人难以回避的沉重话题。
人类的童年，因无知而充满好奇心，想象和探索的欲望非常强烈，加上生存发展的本能需要，就有了上下求索的无穷动力。炎帝就是人类童年的代表。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者无畏。炎帝时期的人类，其弱点是无知，对自然和社会都所知甚少。其优点也是无知，因为无知，想象力有无边的空间，没有任何限制和束缚，探索也没有任何界限，危险和成功并存。在漫长的农业文明中，人慢慢长大，但同时也被规范化，模式化。人生成为凝固不变的程序，一切都是现成的，规定好的，一切幻想都被视为幼稚，一切探索创新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禁止。在发达而成熟的农业文明里，中国人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完美的、牢固的茧。我们必须破茧而出。
要想破茧而出，就要强化人的发展意识，打破迷信，激活思维。
求生存、求发展、好奇心、表现欲，这些都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然而我国长期的农业文明造就了太多但求温饱、安于现状、不求发展的人。安分知足的观念抑止国人的发展欲望。现在急需唤醒人的发展意识，强调每个人都有追求个性和才能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力。发展欲望是内在动力。如果个体的发展欲望都得到强化，那么民族的活力、生命力就大为增加，凝聚起来，就能大大推动文明的转型。
迷信是我们破茧而出的阻力。我们的迷信很多，不是指迷信鬼神，而是迷信过去、迷信西方、迷信理性。人类自认为积累了许多知识，掌握了许多真理。这些知识和真理不过是跨向未来的台阶，如果当作不可触犯的戒律，不容置疑的圣经，那就成了横亘在探索未来道路上的障碍。不论西方的，还是理性的科学的东西，凡是现存的都只是验证了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任何已有的知识在开启一扇门时也同时关闭了更多的门。只有打破对它们的迷信，才能点燃探索的激情和勇气。
人的思维有巨大的潜力和多样的形态。惯性与惰性常常会抑制思维活动。激活沉睡的思维潜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需要制度保障、文化氛围和教育模式的改变。给人们提供开放、民主、自由的思维环境，扩大思维空间。避免一种思维方式挤压其他思维方式，从而造成单一化的倾向。目前就存在着理性思维（或曰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挤压直觉思维、灵感思维的现象。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形象思维、直觉思维等方式，正在受到“科学理性”霸权主义的排挤打击。此种局面必须改变。
从晚清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就呼唤变通求存，变革创新。为民族的自强和复兴，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一百多年过去了，有志之士从未放弃这种努力。这使我们想起宋人王令的两句诗：“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