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体现群众的意愿，为群众谋利益，而且要把这种群众观点转化为自己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遍布陕西的红色文化资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爱国为民的忠诚精神。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多次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他们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路线，被“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批评为犯了“流寇主义”、“稍山主义”的错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处理，谢子长曾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刘志丹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创建人，但在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后，刘志丹被排挤出了领导层之外；1935年刘志丹被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逮捕，张秀山、髙朗亭、朱子休、黄子文、张文华、刘汉武等都被诬蔑为右派反革命，加以逮捕，习仲勋、张策、马文瑞、刘景范、张仲良、黄罗斌、杨森、王聚德等一大批领导干部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起来，受到了残酷的人身迫害，并且面临着被挖坑活埋的危险，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心生怨恨，而是相忍为党，顾全大局，表现出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精神。
陕西红色文化中爱国为民的忠诚精神还表现在延安时期，我们党鲜明地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形成了明确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及其完备的理论形态。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还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①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大家要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对技术精益求精，做好本职工作，像白求恩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又鲜明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着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时刻关心人民疾苦，悉心倾听人民的呼声，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尽力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在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践行的行为准则。
在陕南苏区，由于苏区各级党组织坚持不懈地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由于苏区广大党员、干部传承了中华民族历来勤劳朴素、克己奉公酿德，自觉地保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由尸苏区持续不断地开展反腐肃贪斗争，并且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所以，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尽管掌握着苏维埃政权各方面的权力，但是，他们没有高居于人民群众之上作威作福，滥用职权牟取私利，而是与群众艰苦与共，患难相依，赤诚地为广大人民谋利益。
5.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
在西北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中，陕甘边特委领导的红二十六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陕北特委领导的红二十七军、陕北革命根据地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特别是谢子长同志和刘志丹同志不论就革命情谊或个人关系都是亲密无间的。没有以刘志丹为领导的陕甘边根据地和以谢子长为领导的陕北根据地的广大共产党员在革命斗争中不计名利得失的真诚合作和互相帮助，就没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红四军入陕后，陕西省党组织也给予积极的支持，1932年11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发表《为欢迎红四方面军来陕宣言》，号召工人罢工，给红军送枪械；士兵哗变；农民武装起来，打白军，剿民团，抗租、抗捐；知识分子罢课、罢教，欢迎红四方面军。12月1日，中共陕西省军委发布《欢迎红四方面军来陕士兵斗争纲领》和《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告士兵警察书》。号召国民党驻陕士兵和警察行动起来，“反对开往前线去进攻红军丨”“举行革命兵变投人红军丨”“斗争起来欢迎红四方面军与廿六军！”“反对克扣军饷，反对拖欠军饷，立即发清欠饷，要求改善待遇，拒绝执行反动上级的命令”。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红四军所到地方的党组织给红四军的战斗以积极的支持，发动群众，有力地配合了红四军在陕南的斗争。
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二十九军积极配合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人汉中地区后，中共陕南特委和各级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大力进行接应工作，当向导，送茶饭，抬担架，护伤员，补充给养，输送物资，动员群众参军，保证了红军顺利过境。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中共陕南特委原在镇巴、西乡、南郑、勉县、宁强等县的组织和力量，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做出了贡献。在红四方面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进行谈判，达成以“互不侵犯，共同反蒋”为中心内容的秘密协议过程中，中共陕南特委给了多方面的配合和协助。红四方面军和十七路军达成秘密协议后，中共陕南特委和十七路军中的党组织，以南郑为起点，先后建立起三条通往川北苏区的红色交通线，把一大批物资和粮食，特别是军事情报，通过红色交通线送往红四方面军；同时，还护送一批领导干部和革命青年到川北参加革命斗争。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陕甘边特委书记兼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立即召开会议，动员干部和群众慰劳红二十五军，并亲自带领干部到永宁山去迎接红二十五军。刘志丹把部队带到永坪镇，亲自发布了欢迎二十五军的命令，动员全军虚心学习红二十五军的先进经验，增强团结，协同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永坪镇，受到西北党政军民、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红二十五军和西北红军合并成立红军第十五军团后，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为政治部副主任；红二十六军改为七十八师，杨森任师长、张明先任政委；红二十七军改为八十一师，贺晋年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虽然在合并的过程中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把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说得一无是处，认为刘志丹等执行的路线有严重的问题，要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政治斗争，要进行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但是，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王世泰、贺晋年等原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一些高级干部，还是服从了新成立的中共陕甘晋省委的领导，接受了新的工作，并且同原红二十五军齐心协力，共同战斗，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战役的胜利，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作好了准备。
(二）陕西红色文化的价值体系
“价值观念是人们在追求和实现生命价值过程中，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方式所形成和制约的、主导自身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基本准则。”陕西红色文化的价值观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陕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对自身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意义的认识和评价，它以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信仰、理想和追求为表现形态，它是在中国革命特定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利益和需要的反映，决定着它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
“价值体系是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下由价值观念所构成的体系。价值体系实际上是价值观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它作为对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内在反映的精神力量，笼罩着整个社会生活，主导和制约着人们追求和实现生命价值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陕西红色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共产党人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价值观念的集合，是与当时陕西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社会价值体系相对立的价值体系，它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集中反映。
建设陕西红色文化软实力，关键在于以红色文化精神引导人、鼓舞人，而陕西红色文化精神的根本就是陕西红色文化的价值体系。陕西红色文化精神是陕西红色文化的价值观、价值体系的表现，革命前辈们正是有了正确的价值观，在革命斗争中才表现出了“追求理想的献身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爱国为民的忠诚精神，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
我们把陕西红色文化的价值体系概括为“民主、共富、进取、尚荣”。
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中国革命之所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深深地吸引和感动了他们。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思想史上第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的思想武器。“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没有民主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也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它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的广大劳苦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它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价值观，也是陕西红色文化重要的价值观。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统治阶级掌握着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资源，拥有着庞大的社会财富，广大民众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经济上处于赤贫的地位。“共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实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实现“共富”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价值观。在陕甘边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中，根据地的各级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都设有土地委员会，没收地主及富农剥削部分的土地分给雇农、贫农和土地不足的中农，同时给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维持基本生活。陕北特委在陕北根据地也开展了土地革命，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地主、豪绅统治的经济基础，解除了反动政权强加于人民头上的田租、赋税等负担。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更是把土地革命作为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在陕西各根据地实行的土地革命政策，体现了共产党人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建立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
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积极“进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伟大的民族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使古老的华夏文明几千年延绵不断，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并且历经磨难而日益强大。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进取的价值观，使其具有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虽然中国革命敌人的力量异常强大，无数革命者倒在敌人的屠刀下，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而是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净身上的血继续前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先后15次遭受破坏，多次进行改组、重建，正是因为有了积极进取的价值观，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精神始终不减，革命的火种始终不灭。
中华民族是一个明荣知耻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历经多少沧桑巨变，我们的民族总是坚守着一份对于真善美的崇高而纯粹的迫求。公忠体国、为民立命的志士仁人，死而后已、舍命为人的忠义之士，温良恭俭、勤劳质朴的贫民百姓，他们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明荣知耻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尚荣”的价值观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人格，在同敌人的斗争中，他们经受住了金钱名利的诱惑，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甘受苦难、清贫、折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泰吉，在领导麟游起义、参加渭华起义失败后，流落在河南南阳为富户当长工，继续进行革命宣传，被反动当局逮捕送南京监狱关押。他在狱中吟诗“南京被押已巳年(注：1929年），蚤虱围攻何足怜，翻身消灭尔丑类，革命精神炼愈坚。”王泰吉出狱后在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被国民党十七路军委任为骑兵团团长，但他并没有贪恋国民党的官位，而是积极与党组织联系，请求恢复其组织关系，并在耀县领导了骑兵团起义。1934年，王泰吉被人出卖，再次被敌人逮捕。在狱中，敌人对王泰吉以金钱和官位进行利诱，但王泰吉丝毫不为之动，最后被敌人杀害。
陕西红色文化“民主、共富、进取、尚荣”的价值体系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共产党员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反映了他们要改变旧社会，建立与其价值观和价值追求相适应的新社会的强烈愿望。价值观具有历史继承性，每一个时代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论是它的物质特征，还是它的精神特征，都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①“民主、共富、进取、尚荣”的红色文化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精神动力，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建立，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上的当家作主，“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此，红色文化价值体系仍然是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的精神动力，红色文化的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体系，尤其是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经济多元化引起了社会思想的多样化，陕西红色文化的价值体系能够引领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鼓舞人们冲破各种艰难险阻，追求正确的价值目标。
(三）加强陕西红色文化精神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和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