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该说江西的红色文化资源不如陕西丰厚，江西的红色文化资源主要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资源，而陕西却拥有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各个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延安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全国独一无二，陕西的红色文化资源得天独厚，陕南苏区的红色文化资源也享有很高的声誉，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更是中国革命由弱变强、最后走向胜利的历史见证。然而，江西在红色文化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方面却远远走在陕西的前面，江西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红色歌谣，关于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多部影视剧在央视播放，每年一度的江西红歌会和江西红色文化博览会更是提高了江西红色文化的美誉度。因此，陕西应该加大对陕西红色文化的宣传，首先要制定全省统一的“陕西省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规划”，摸清陕西红色文化资源的家底。其次，陕西省委、省政府的宣传及文化工作部门要制定鼓励优秀红色文化作品产出的政策措施。文化产业是创意产业，如果能够通过创作者艰苦的脑力劳动把陕西的红色文化资源推向市场，不仅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而且能够产生比古代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更好的社会效益，因此，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将能够有效地推动陕西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三）加强和改进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工作
1.坚持对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保护原则
要切实维护革命旧址、革命纪念建筑等特有的历史风貌，给人以“身临其境”、庄严肃穆的感受，切忌“修旧如新”，富丽堂皇，以致画蛇添足、弄巧成拙。对由于历史原因己经不复存在的革命旧址和革命纪念建筑，需要复建的，要经过充分论证，保持革命文化景观良好的文化生态。
旅游资源开发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获得这三大效益的前提是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在保护的原则下进行适度合理的开发。
红色资源的保护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保护资源本身革命历史文化的本真性，这是游客的内在需求，游客看重的不是胜地、遗址的现代化，而是革命历史文化的本真性。而且，红色资源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原原本本的反映革命先辈当年浴血奋战的奋斗历程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而不是对其进行杜撰，更不允许对其更改。二是保护资源赋存的环境，红色资源赋存的环境大多在人烟稀少的地区，由于人少，所以对自然环境改造与破坏的比较少，所以红色资源赋存的环境多是保留着原始风景的地带，这就要求开发前一定要进行科学的规划，以保护先行，避免为追求单纯的经济效益，而对资源赋存的优美环境进行掠夺式、破坏式的开发。红色资源本身的遗存有不少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标语、口号、故事等，也有很多是散落在民间，如重大事件、会址的发生地很多是民房，因此，对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要有特殊的保护标准，更要研究探索多种保护形式。
2.做好全省革命遗址普查后的保护和汗发利用工作
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安排，正在开展对全国各地的革命遗址的普查工作。陕西革命遗址的普査工作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负责进行，普查的革命遗址主要指重要的革命历史文化遗址，包括党的重要机构旧址，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旧居、活动地，重要事件、重大战役战斗遗址，具有重要影响的革命烈士事迹发生地或墓地，能够反映重要历史活动、进程、思想、文化的各种遗迹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兴建的各类纪念馆、展览馆中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纪念设施也属普查范围。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革命文物的抢救维修和保护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集中资金、保证重点、讲求效益。特别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和历史价值的，或由于年久失修已濒临毁坏的重要革命旧址、革命纪念建筑和革命烈士纪念建筑，要作为重点加以抢救保护。对财政比较困难的老少边穷地区的重点革命旧址、革命纪念建筑和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的抢救维修，要在经费安排上给予倾斜。要加强革命文物保护、维修经费的管理，做好重点项目的审计监督，确保专款专用。要明确地方政府和革命文物使用单位对革命旧址、革命纪念建筑和革命烈士纪念建筑负有保护和维修的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切实可行的方式加强指导和监督，使其真正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使用。
3.建立健全政府保护与社会保护相结合的保护体制
红色文物的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人民生活、旅游、教育等方方面面，加上其产权、管理权和开发权分属于不同的职能部门，只有以政府为主导、以法律的强制力为后盾，才能协调好各方面的复杂关系。同时，由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分布较为零散，有的位于非常偏僻的荒郊野外，而政府的人力、物力、财力又很有限，这就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红色文物的保护。要妥善解决红色文物保护与当地经济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矛盾，充分调动人民群众保护红色文物的积极性、主动性，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与红色文物保护工作，建立健全国家保护与社会保护相结合的红色文物保护体制。
二、宣扬陕西红色文化精神及核心价值，实现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创新力
（一)陕西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
陕西红色文化精神反映的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各个时期陕西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广大军民感人的精神风貌。陕西红色文化精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军民在三秦大地上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特有的优秀品质、思想作风和精神风貌。陕西红色文化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为“追求理想的献身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爱国为民的忠诚精神，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
1.追求理想的奉献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马列主义成为他们的信仰，社会主义成为他们追求的理想目标。理想和信念，是人生的奋斗目标和动力源泉，它决定着人生追求和人生道路，支配着人的道德情操和行为准则。“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①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成功地吻合了中国人民求均、求富的大同理想。追求大同，求均、求富，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是一种古老的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意识，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理想，融合了中国广大民众生活世界中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基本要求，因而在其传播的过程中，民众不仅接受认可了它，而且重新建构了民众的心理，内化为自己的信仰，成为一种精神支持力量，它激励着无数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而英勇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主力离开鄂豫陕根据地后，国民党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清剿。红岩寺区苏维埃干部和群众，为掩护红军和游击师的伤病员，100多人被杀，39户被杀绝，一家被杀2人以上的40户。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程家盛、副主席阮英豪，牛耳川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许祖德、瓦沟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张智仁及其子张永有、二峪河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易恩兴、马家山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向大富等200多人被杀。但根据地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积极支持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同国民党军的“围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程家盛牺牲后，其妻倪世莲历经艰险，将程家盛交她保存的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铜印，在建国后交给了人民政府。
谢子长在魏野畴、李子洲等人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在陕西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陕北地区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谢子长先后参与领导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又到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工作，虽然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使谢子长的革命意志毫不动摇，反而使他认识到要取得革命胜利，“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这个教训fi经很多了，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谢子长不仅自己献身于革命，还教育和带动全家投身革命，成为一个革命的家庭。他家中先后有11人参加革命，在1932年至1936年短短的3年多时间里，就有8人为革命英勇献身，他们是谢德惠（子长大哥，曾任中共安定县西区第一任区委书记）、谢占元(子长二哥，1934年牺牲于狱中）、谢绍安（子长侄儿，曾任红二十七军四团团长）、谢绍斌(子长侄儿）、谢福成(子长侄儿）、谢财娃(子长侄儿）、谢福玉(子长侄儿）、谢玉梅(子长侄女）。面对敌人的暴行，谢子长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曾经说敌人想多杀害我家几个人，逼迫我不革命，根本办不到，敌人的暴行只能促使我革命到底！”表现了谢子长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髙的革命理想。
2.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陕西红色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在陕西这片热土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渡过了难关，迎来了陕西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陕西党组织成立之前，在北京高校读书的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杨钟健、刘含初等人，在天津高校读书的武止戈、邹均、屈武等人，在武汉、上海高校读书的王尚德、雷晋笙、严信民等人，回到陕西传播新文化和马列主义，在关中，在陕南、陕北偏僻的村庄都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和身影，他们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甚至以牺牲生命的代价，换来了陕西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在陕西开创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在陕南苏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过程中，国民党对苏区实行物质封锁、交通封锁和邮电封锁。苏区物质产品非常缺乏，军队供给和人民生活非常困难，面对严竣的经济形势，苏区共产党人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创业精神，进行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为革命斗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人力、物力保障。
党中央在陕北时期，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我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实行极端残酷和野蛮的“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固派也先后调集80多万大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穿的是补丁衣，吃的是糠菜饭。许多战士由于饥饿引起营养不良患上夜盲症。寒冬腊月，冰天雪地，不少干部战士依旧着单衣，打赤脚，晚上无被子盖。中国共产党、广大军队和人民面对“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这样的问题，毅然行动起来，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克服困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于渡过了经济严重困难的岁月，并经受了艰难困苦的磨炼，更加坚定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曾用“愚公移山”的故事，形象地说明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具体体现，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结果。
3.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
中国革命肇始于中国的南部和北部的京津地区，那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富庶之地，拥有较好的革命基础。然而，陕西位于中国的西北，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反动统治又非常残酷，陕西却成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再生之地，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红都，中国共产党人在陕西这块热土上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足以改变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活剧，给陕西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陕西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结出的丰硕果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中国革命发展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中国革命发展阶段问题上，坚持“一次革命论”，反对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在中国革命对象问题上，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等对待，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反对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方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红二十五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西后，红二十五军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在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地区和汉中、安康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发展革命武装力量，进行了艰苦的武装斗争。今天，位于陕南青山绿水间的红色政权旧址、遗物，展现了红二十五军和红四方面军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精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方许多革命根据地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陕西共产党人在不能得到党中央及时指导的情况下，根据陕西革命斗争的实际，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西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独立自主地探索陕西革命道路的结果，在遥远的中国西北实践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它体现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主的陕西共产党人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领导全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重要时期。毛泽东率先垂范，他一边利用一切机会搜集马列书籍，发奋攻读，一边引导全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理性自觉。
4.爱国为民的忠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