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外号则取自书家的性格特征，如北宋书画家米芾的“米颠”。据说他观看名人书画入迷时，往往情不自禁地发起“颠”来。有一次，宋徽宗命米芾用御案上的端砚书写一幅大条屏。
米芾书毕，即捧砚跪请曰：“此经臣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止。”意思是请皇上把这方端砚赏赐给他。米芾果真获得了“御砚”，手舞足蹈地拜谢后，不顾砚中之墨，抱砚急步退出(《春渚记闻》)。又，芾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吐音清畅，所至人聚观之。再传，他每见奇形怪石，整衣冠拜之，呼之为兄，甚至抱石而睡。由于米芾性格豪放，举止颠狂，时人谓之“米颠”。诸如张旭的“颠张”、怀素的“醉素”、“醉僧”，都为根据性格特征取的号。
也有的诨名得自书法家书写的内容。如北魏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芳，《北史》说他书法精美，好钻研，尤对汉代石经颇有心得，常为庙宇书写经文，人们就送给他“刘石经”这个外号。
还有的诨号反映了书家对时政的态度。如华阴(今属陕西省)人杨凝式(873～954年)，有文才，善书法。书学欧、颜而有超过之气。用笔奔放有力，结体奇异，有破方为圆，削繁就简之妙，自成风格。唐昭宗时为进士，历仕梁、唐、晋、汉、周，官至太子太保。后苦于政治动乱，佯狂自晦，以装疯、装病，心疾致仕。居洛阳，人号“杨风(疯)子”。
书法家得诨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些诨号，寓庄于谐，雅俗共赏。如同其书法作品，在书坛上广为流传。
书法家改名的寓意
书法家中有不少因事而易名者，改名后其本名反被湮没。究其易名原委，颇有趣味。
文征明(1470～1559年)，善真、行、草、隶，尤以小楷、行书最工。他原名壁，字征明，因文天祥弟文壁变节投元为耻乎，自四十二岁遂以字行。四十四岁后“壁”名不再使用。(清叶廷王官《欧波渔话》)有的书家易名，反映了主人于某时期对社会的态度。如沈尹默先生(1883～1971年)，原名君默，为讽刺国民党政府不许百姓谈论国事，去“君”下之“口”，更名“尹默”。其实，他未沉默，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时，曾与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编辑《新青年》杂志，撰写了不少富有革命激情的新体诗，不仅开口了，而且还是呐喊。
书法家易名寓意也是多方面的，如鲁迅先生，他不仅是我国文坛上的一名主将，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愈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郭沫若《鲁迅诗稿序》)鲁迅本姓周名树人。
一九一八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时，用了鲁迅笔名，以其外祖家姓鲁合迅行之，寓疾速之意，鞭策自己更加勤逸，足见其志之高。又如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唐醉石先生(1885～1969年)，原名源邺。他自幼爱石，每遇佳石，把玩不已，如醉如痴。曾自谓：“石是自然之物，虽不能语，然质坚挺，处劣境不卑不屈，却有自甘寂寞。”故易名“醉石”，以表心迹。
艺坛泰斗张大千先生(1899～1983年)，童年时跟随母亲、兄长学习书画。后从日本回到上海，从学于南北二派大师李瑞清和曾农髯，兼收并蓄，融会二家之法。又上溯三代，下继五朝。对黄山谷的放纵体势尤能化神入境。故其书凝重、奇逸刚健，兼有南北而又能出新意的自家面貌。因他画名撼天下，书名一度被掩，实际上，他的书法与他的画同样具有精湛高超的艺术修养。他原名正权，二十一岁时，对佛学发生兴趣，到江苏松江禅定寺削发为僧，是时逸方丈给他取名“大千”。后来，他虽离开法门，但记录着他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大千”一名，着称于海内外，成为我国艺坛上一个不朽的名字。
更有趣的是，上海写牌匾出名的唐驼先生，是以其生理特征易名的。他初名宋衡，年幼习临欧阳询《九成宫》，寒暑无间。因不注意写字姿势，致使背部微曲。嗣后，人以驼呼之，他喜以驼应。
“不癖于此，必癖于彼”
癖，嗜好也。“不癖于此，必癖于彼。”(宋·王履《画楷序》)明末清初书法家郑(1622～1692年)，字汝器，号谷口，寻求汉碑成癖。
他只要耳闻哪里有汉碑，即使跋山涉水，也要设法求得。据《江宁·上元县志》载：南京牛迹山六郎桥附近的茅君别院内，有块立于西汉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的汉碑，甚是珍贵。为了不让他人摹拓，主持院事的道士，将其藏于密室。郑谷口得知后，不畏艰难，登山求访，道士见他求知情切，态度诚恳，“破例”让他摹拓。据说他为访山东、河北汉碑，倾尽家资。孔尚任在《郑谷口隶书歌》中道：“汉碑结癖谷口翁，渡江搜访辨真实，碑亭冻雨取枕眠，抉神剔髓叹唧唧。”他潜心研究碑上的书法，沉酣其中三十余年。故其书法“觉古趣可挹”，尤其是他的隶书，“朴而自古，拙而自奇”，被誉为“一时名手”(梁山献《评书帖》)。
清代印人汪启淑(1728～1799年)，字慎仪，号秀峰，又号訒阉，安徽歙县人，侨寓杭州。家富藏书达数千种，尤酷嗜印章，凡金银、玉石、玛瑙、珊瑚、象牙、铜磁、水晶、或蜡黄、青田、昌化、寿山以及黄杨、檀香、竹根等各种质地印章，一经落眼，就被迷住，直至到手。据《清稗类钞》载，有一次，他在好友钱梅溪家，见一枚鼻纽古铜印，启乐不可支，当即求索此印。钱未应允。启淑不顾五尺男儿之躯，“扑通”跪在钱氏面前，久久不起，梅溪无可名状，只好笑而赠之。由于他对印章如醉如痴的追求，共集周秦至元明印章之数，为当时之冠，自称“印癖先生”。后来，他将这些藏印编选成印谱，达二十多种，为传扬我国的印学起了重要作用。
砚，也是书法家珍爱的宝物之一，为之倾倒成癖者，也大有人在。清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1683～1748年)，善诗、书、画、篆刻外，好收藏，尤嗜砚台，遇有佳品，即使“典衣质裘”
，也在所不惜。共蓄砚千余方。金农(1687～1763年)更有意思。有人劝他积钱购田致富，他却拒之，并曰：“予平昔无他嗜好，唯与砚为友。”他背着祖传的砚台，游食四方，笔耘墨耨，以卖字画所得之钱搜购名砚。当他攒得一百零二方佳砚时，自谓“百二砚台富翁”。黄山谷为获龙尾名砚。居然在“陆不通车水不舟”的情况下，不畏艰险，步步穿云，越过重峦叠嶂，到“龙尾”搜罗美砚，还为后世留下《砚山行》名篇。苏东坡也是位“砚癖”，每得佳砚，不是作诗讴歌，便是为砚题铭作传，雅兴始终不衰。东坡还癖好竹子，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的名言。
古代书家中一身兼数癖者，要数米南宫。他既是“书画癖”，曾有“胁易名帖”的美谈。又是“砚癖”，有“捧砚跪请”的记载。还是“石癖”，有与石同睡的轶闻。此外，他还“好洁成癖”。有一次，米芾向好友曾祖夸耀说：“我购得一方稀世宝砚，旦夕摩娑，百年不厌。”曾祖道：“米公虽博识，但所得之物真赝如何？”米芾取砚请曾祖过目。曾悉知他爱洁如癖，随即洗手后接砚，米芾很是高兴，曾详视砚石，赞不绝口，并曰：“未知此砚发墨如何？”米芾忙叫左右取水以试。水未到，曾氏正兴浓，一时忘了米芾的忌讳，朝砚堂吐了口唾沫研磨起来。
米芾见状，很不高兴地说：“你为何前恭后倨？此砚已不洁，我存之何用？你取之！”曾以为米一时气恼，而米坚决不要，使曾后悔莫及，传为艺林佳话。好洁成癖者还有元代的倪瓒(1301～1374年)。他不仅绘画造诣高，书法“从隶入，辄在钟繇《荐季直表》中夺舍投胎，古而媚，密而疏”(《徐文长集》)。名书上说他“盥濯不离手”。俗客来访勉强接待，客走必洗涤，传为佳话。更有趣的是，他每天叫书童把书斋四周的梧桐树刷洗一遍，还亲自站在一旁察看，直至树干洗净无垢，才放心离去。有人善意地嘲讽他为“倪迂”。
“迂”者，拘泥固执，不切实际。而倪瓒并不介意，依旧如此。
古代书法家的癖多姿多态。今日谈癖，或有志于事业者，或有利于文明建设者，成“癖”不足为怪；而对玩物丧志者，则嗤之以鼻。
常熟老人计告状赚张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