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信念，圣人摩西带领众人勇往直前，上帝都为他们分开了海水；凭借信念，施洗约翰[9]靠蝗虫充饥，上帝让蝗虫成为美味；凭借信念，罗伯特·E·李签署了投降宣言，结束了南北战争，虽然为此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但换来的是和平协议的签署，血腥内战的结束，让梅森-狄克逊防线[10]南北两边的人们不再因为各自根深蒂固的道德、伦理及信仰差异而兵戎相见。凭借信念，我请求上帝找到我的孩子，保佑她们平安无事，因为劳拉的一个小伙伴告诉我说，她有整整一个星期没去学校了。
离2001年春假还有一两个星期，既然还没放假，劳拉又没去学校，这说明她病了。我打电话去问她爸，因为有来电显示，他知道是我打的，所以根本不接电话。
我又想尽一切办法去找律师，但是无论我怎么说，我的律师都对此无动于衷。以前女儿们常用朋友家的电话跟我联系，我也很欣慰她们有这个好习惯，但现在很久都没有接到她们的电话了，我只好决定打电话去学校问问。
劳拉跟我儿子在同一所中学读书。儿子读8年级，劳拉读6年级。校长认识我，而且深知劳拉目前的境况。不仅仅是我跟劳拉的老师、校长、护士以及辅导老师提过劳拉所遭受的那些非同寻常的遭遇，而且她的朋友们也不断跟人说起劳拉的情况。几个和劳拉贴心的朋友，都去找过校长，找过辅导老师，跟他们报告说，她父亲摔她的作业本，哪怕一小时前还允许她出去玩，但依旧以贪玩为由将她撵出房门。她们不但担心劳拉的人身安全，而且也关心她真正的想法，因为劳拉曾经对她们说过，她其实想和妈妈一起生活。她还说，她害怕她父亲会伤害凯蒂。虽然父亲可能也会伤害她自己，但对此她几乎从来不提。她一直都是，永远都是最关心她的小妹妹。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每次受到攻击，凯蒂都奋起反抗，她会朝来犯之人砸碎砖块；要是被人揪住了马尾辫，她就连挠带抓地挣脱对方的控制；当她更为激烈的反抗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她甚至把对方的钻戒丢到马桶里放水冲走。
3月13日上午，我走进库柏中学办公室，跟罗纳德·格林博士反映情况。我很敬佩他，因为他不但处事冷静，而且善于倾听小孩的心声，不单方面以谁的父母之言而妄下定论。身为一校之长，仅听片面之词自然是很难作出判定的，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在我的这个事中，我反映的情况就导致了各种莫名其妙的结果。我们永远都别想知道戴尔·史蒂克雷会干出什么来，他可是个十足的破坏分子，根本就没法想象他会使出什么花招来。在法庭上他也会用这些话来指责我，还会伪造文件来对付我，但是法庭却偏偏不加验证就采信那些伪造的文件。
还有仅仅因为他足够冷静，轻轻松松就能取得警察的信任。所以，我担心校长们也会信他的胡话。法院曾经派出一名临床医学专家和一名收费昂贵的精神病专家，对我观察了好几个月，终于他们在法庭上证明了我身心健康，并且与小孩的父亲相比，我更具为人父母之道，生活习性更稳定温和。为公平起见，他们也证明说戴尔也有一定的管教儿女的能力，但是他把孩子交付给贝拉照看，从这点来说，他缺乏判断力。观察报告还说我爱争辩，戒备心强，好斗又好胜……是的，那又如何呢？我就是这样，为了我的孩子们，我豁出去了！
虽然有了这份报告，但还是有个大麻烦，就是法官不愿意就监护权归属问题进行改判，因为一旦改判就意味着法官上次作出的判决有失公允。虽然精神病鉴定专家已经证明，戴尔是个大骗子，一个心理变态的骗子，他曾几次试图操纵心理测验结果，但是法官就是想等到奇迹出现，或等到孩子们长到14岁，到时候法院别无选择，只能听从孩子们的意见。可当时是2001年，劳拉才11岁，凯蒂仅仅10岁。格林博士见到我时，他一脸怜悯的神情。他也做了父亲，是那种对妻子“忠贞不渝”的父亲。
但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场合，他不能表现出他个人对我的同情。他了解劳拉一直没来上学这一情况，但对劳拉的处境，他不得不屈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法律，而偏向于有法定监护权的家长，而当时拥有监护权的是戴尔一方。他其实很清楚我的为人，他知道我这个妈妈是怎样教育鲁本的——我无时无刻不清楚这孩子的去向，鼓励鲁本完成家庭作业，坚决地支持他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也非常关心他的进步。格林博士还从鲁本的报告中得知，他的妹妹们被她们的父亲带走了，不许她们跟我或任何其他人联系，因为凯蒂受虐一事还悬而未决。鲁本已经跟他的辅导老师提起过那天去医院和虐待儿童报告的事情，还很肯定地跟她说，公众服务部门已经介入此事了，并且警方报告上所说的事情全都是真的。辅导老师也跟格林博士谈了这些情况，但是就劳拉现在的去向问题，他给我的答复很简单，他也不知道劳拉现身在何处，但是，一旦有她的消息，他就会和公众服务部联系，再要公众服务部的工作人员通知我。但是我也知道，他会想办法让鲁本知道他妹妹们的下落。
凯蒂在“北港小学”念书，最后一次离婚前，我家几个小孩都在这里上过学。“北港”的校长完全是小人得志，非常自以为是，那份傲气比乞力马扎罗山还要高。按我来说，他就是普特兰市最差劲的校长之一。他和我没办法相处融洽，因为这位校长大人完全中了戴尔的圈套。虽然戴尔嘴里讲的是一派胡言，但是他懂得克制情绪，保持冷静，所以这个校长就上了他当，选择相信他。说真的，他的演技的确比我高多了。我就不善于拿捏自己的情绪，也不会装可怜，但戴尔就特别善于来这一套。他跟人说我有过乱伦的遭遇，还说我是因为吸毒和酗酒，才被剥夺了孩子们的监护权。他会啧啧地在这位校长面前嘲笑我说，作为一个女人，竟然被命令离开孩子，永远不得和孩子们说话，这可真是奇耻大辱。他还会捏造事实，说我精神崩溃，情况很不稳定，绝不能把孩子交给我。所有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一派胡言，可是在这位校方最高领导人的眼里，我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威胁孩子的危险人物。唯一让我颜面尚存的是，凯蒂的辅导老师从一个熟人那里了解了我的实情。她是莫勒先生的朋友，她向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打听我的为人。我尽力为自己洗刷冤屈，跟校长解释，戴尔不但诋毁我，而且他才是扔掉凯蒂家庭作业的元凶，制造淤伤的罪魁祸首。
但是这位校长完全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去“北港”小学就是为了打听凯蒂的下落，而校长潘西先生却反过来当面质问我，我的孩子到哪里去了？我觉得也许是有人已经联系过凯蒂的朋友了。我请了一位警官来帮我，让他留在外面的车里等着，有需要的话就叫他。那天他并不值班，只是我请他跟我一起来，万一有什么状况，就帮我一把。
潘西先生俯着身子，撑过桌面对我说，他觉得认识我很丢脸。对于我的人格品质，他根本毫无所知，另外，我要求他当场拿出法庭裁决的证据来与我对质。我要他拿出证据来，任何证据，只要是能说明我受到过那种限制，禁止我和孩子们在一起。他却反唇相讥说：“孩子们真正的家长已经跟我说了，你是如何对待她们的。”说到这里，我想真正需要门外那位警察来保护的不是我，而是潘西先生，因为此时此刻我恨不得双手掐死他。
后来戴尔又去“北港”小学校访过几次，有一次在他去过之后，我跟学校的老师和管理人员之间又闹了些摩擦。
好像他已成功地请到了劳拉5年级的老师蕾雅·威尔科克斯夫人在暑假期间帮劳拉补补课。相当有趣的事，戴尔答应请威尔科克斯做家教时，我已经拥有姑娘们的监护权了。我记得一年前她曾在法庭上撒谎，对于劳拉的下落做过伪证，并且无凭无据地相信戴尔的话，所以我不会让她做劳拉的家教老师，更何况，那时我也已经毕业并获得文科教育学专业的文凭。所以我想，比起这个涉世不深，经验不足，只受过普通教育的老师来说，我更懂得如何教育我的孩子们。她后来打来电话询问家教的事，我当时就在电话里取消了约定。戴尔作这些安排完全是自作主张，根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据我所知，劳拉在5年级的时候就没学到什么知识。现在她读6年级下学期了，很快就要升7年级了，可她对标准语法、文学、社会学、数学、历史一点都不懂，而这些都是威尔科克斯夫人应该教会她的。当然，威尔科克斯夫人可以反驳说，劳拉上课不专心，总是哭哭啼啼的，完全没办法融入这个班。她提过建议，让劳拉留级。在女儿们读二三年级时，几乎所有老师都认为，应该让她们留级，因为她们的表现很不积极。但是，我了解我的女儿们，我知道她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表现不积极，学习不好的确是个问题。但是你能责怪她们吗？她们在家里被毒打，法律管不到她们，我这个一再忍耐的母亲也没法保护她们，这样的孩子怎么可能积极地去上学？让我惊讶的是，她们全都熬过来了。回想起2001年的那些日子，那些她们被自己的父亲绑架的日子，或者说“未经允许就被带走”的日子，我肯定她们也是靠自己的信念才挺过那些日日夜夜的。在那段时间里孩子们就是被自己的父亲抛弃在熟人那里。而这些人又被封了口，不准泄露她们的行踪，以至于我们母女不得相见。这一切你能想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