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个父母会有这样的担惊受怕——去自己孩子的学校还需要叫上警察护送才能从学校脱身；也没有哪个父母会有这样的遭遇——因为某个人无凭无据的肆意诽谤，而被学校老师和管理人员拒之门外。尽管有人可以在这里肆意诽谤，而我这个当妈的在北港小学却没有说话的自由，直到姑娘们回到学校，摆脱了父亲的控制，她们称为“绑架”，我才有了发言权。2001年3月26日，我接到凯蒂电话，说她在学校。她去过学校办公室，想用那里的电话给我打电话，但被校长拒绝，她当即放声嚷起来，说她被自己的父亲绑架了。她被“软禁”在房间里，没有电话，也上不了网，根本联系不上我。她还说，她被父亲交给了一些她根本就不信任的人，她要给格伦达·塔克律师打电话。凯蒂就是这样，说话从来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戴尔将她们送了回来，我不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春假期间本是由我监护女儿的时间，但是他故意带走女儿们，不让我们母女见面。一连两个周末，他剥夺我监护女儿们的时间，但是他自己却根本不和她们在一起，一天都没有。他私下里明明知道白伦·巴克是一个虐妻狂，他还是把女儿们交给他看管。白伦2001年娶的这任妻子，已经不是1997年他曾拳脚相向的那个女人了。那时，戴尔跟他私交甚好，彼此又是同事，甚至，在1995年之前在塔萨尔的时候，戴尔还曾是他的上司。当初我跟戴尔复婚的时候，他就非常支持我，他很清楚我非常爱孩子们，但他还是听从了戴尔的使唤。不知道戴尔到底跟他讲了些什么，反正他想法子说服了白伦，不要让女儿们跟我有接触，总之戴尔的诡计是得逞了。凯蒂被迫过了19天与世隔绝的生活后，戴尔又把她带回了北港小学，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认为凯蒂会对此事善罢甘休，默不做声，或者以为她不会想办法给我打电话？显然，他错看了他的小女儿。
我就料到他会在这一天把孩子们带回来。我想他自己应该很清楚，这一次我可是要动真格了，绝不跟他闹着玩了。3月23日那天，我还是没有女儿们的半点音讯，于是我走进了法院，手里拿着打印好的诉状，径直来到四楼，准备递交法院。我在诉状上将绑架一案的来龙去脉解释得清清楚楚。为了解救我的女儿们，我在上一周就约好了我的私人教会顾问维多利亚·热德林，并叫上我的一个教友陪我一同前往，为保险起见，还联系了俄克拉荷马郡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保驾护航。我离婚后的遭遇，维多利亚都知根知底，了然于心。我早前加入了大都会浸礼会教堂单身教友团，这家教堂就在我家门前那条路的上面。自从我跟戴尔争夺监护权以来，维多利亚和她的室友凯瑟林马丁就一直是我的坚强后盾，始终跟我站在一起。
她们不但为我祈祷，还在我出庭的时候陪我一起去法院。12月5日，由于法庭的失误，我输掉了官司，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而那天刚好是维多利亚的生日。
她肯定地说，那一个生日是她有生以来过得最糟糕的生日。我希望她是对的，因为我希望在她以后的人生中不会再有这么糟糕的生日了。她们俩是我和我家人的精神支柱，力量的源泉。一想到那句老话“养育一个小孩要发动全村的力量”，我就想起了我的教会大家庭。凯瑟林身材娇小纤细，为人耿直又机敏聪慧，但她也能干出与其娇小外貌完全不相符的事情来——喜欢在镇上开着她性感的小敞篷车飙来飙去，一头长长的褐发在空中恣意飘舞。要不是凯瑟林的智慧与敏捷，我早就失去了信心，无法抗争下去。是她支撑着我，不许我停下维权的脚步，因为她最了解我女儿们的心，她知道她们的归属应该在哪里。
在3月23日那天，有人认为姑娘们是在史蒂芬郡同贝拉的父母待在一起，可是贝拉、贝拉的父母，以及她的前夫都极力否认这件事。我此前就认识贝拉的前夫，当时他也是为了儿子在和贝拉打官司，我还为他写过一份证词，帮他争取他儿子的监护权。有记录证明，俄克拉荷马郡郡长艾伯纳西治安官用他自己的手机联系过了戴尔。他责令戴尔将姑娘们送回漫步道家中，并促令戴尔就绑架指控向警察投案自首。可戴尔回话说他宁愿“搞死自己”，也不愿让“姑娘们再次见到妈妈”。仅凭这一点，艾伯纳西中士完全可以就此写出书面证词，作为以后起诉戴尔的呈堂证据，也有助于四个月后在法庭上推翻柯尔敦法官的先前的裁决。
信念，信念就是这样一点点地铸就而成的。我一直在车道上守着，看着那栋房子，我曾经打算住在那里，将孩子们养大成人。如今我却不得不对一个让我们的婚姻走向尽头的男人一忍再忍，而且还得无奈地坐在门外，听长官跟我说，他只能将情况记录在案，除此之外他也毫无办法。当然，我知道我不能逼着这位代理治安官凭空把女儿们变回来。我必须保持冷静，不仅因为这是文明之举，还因为我心里明白，信念的威力要靠上帝才能发挥，我唯有相信上帝才是。在我们无法改变现状时，信念就是我们必须拥有的法宝。我们不能控制生活，强迫它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想要它怎样就怎样，但是我们可以满怀信念，相信一切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相信上帝可以改变局面，不论发生怎样的遭遇，他都能帮我们解决，并为我们减轻苦难。在《圣经·旧约》（《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十二节中写道：“不知道我们眼下该怎样做，但主啊，我们的眼光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你。”
戴尔怎么又想到将凯蒂送去学校了呢，真不知他脑袋里在想什么？原来上帝让我最后一次怀孕的时候，就是为了造出一个和我脾气性格一模一样的孩子——一个小小的我。她绝对不会让父亲在绑架了她之后，还能逍遥法外；她也绝对不允许别人阻止她上网。生活的意义对于这孩子来说，似乎就是为了侵入未知的世界。在她这个年纪，她已经完全可以和贝拉硬拼对打了，而这就是问题所在。戴尔当时是要离开俄州一段时间，而他又不能冒险让贝拉和她刚出生的孩子摩根，受到凯蒂这个“小魔鬼”的伤害，所以就把她软禁了起来。而这个“小魔鬼”果真就站到学校门厅里拼命尖叫，直到有人把她拖到一边，让她给我打电话。想想吧，潘西先生现在也没辙了，只能像格林博士那样……听孩子的！
3月23日，星期五，就在凯蒂在北港小学门厅里尖叫之前，我正好到了法院四楼的办公室。那里的人都是西装革履，而我却穿着一条“莱德”牌牛仔裤，上面裹着一件套头毛衣，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一般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不用穿着正式地去莫勒先生办公室上班。其实在我给莫勒先生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打扮得很正式，直到他和我之间有了点分歧之后，我才有所改变，开始正装上班，而有几次我这么做，就是想让他知道，我可能有个午餐面试。此时此刻我就站在职员的办公桌旁边，手里拿着诉状；身边挤满了律师，看来这是找个好律师的绝佳时机，一百个人里面你总能抓到一个的。想想看凯蒂又是怎么成功的？于是我也大声地问道：“有谁知道哪个厉害的律师，我现在就要！我前夫绑架了我的孩子，而且还极度藐视法庭，谁可以给个建议，给个名字给我？”
这时从左边闪出一个男人，当时他在跑自己的案子，准备继续上诉，他声音洪亮，非常干脆地说：“安尼塔·桑德斯！”话音刚落，整个房间的人就开始窃窃私语地议论开了。这房子又长又深，本来是交头接耳的私语很快就变成了热闹的嘈杂声。我把安尼塔·桑德斯这个名字写了下来。“你看需不需要我帮你打电话给她？”这时从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有几次她在法庭上把我打得一败涂地。”
就这样，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给我讲了起来，看来这个安尼塔·桑德斯真是个传奇人物。我一时间欣喜若狂，但是很快又回过神来了，要是我出不起律师费，那岂不是浪费她的时间。“可是我根本没钱交律师费啊，”我跟最后一个愿意帮我打电话的人说。“我没听说她要收钱啊，”
他说。活到这把年纪，还从未有过如此让我感到意外惊喜的消息。他继续讲着关于安尼塔的事情，最令人振奋的是，她特别乐意对付那些替为非作歹者进行辩护的律师，她一定会狠狠地修理他们，打得他们昏天黑地。他跟我讲，还有一点让安尼塔名声在外的是，她接受用物品抵律师费，要是我有什么东西值这个律师费的，她也许会同意帮我，至少，应该看在小孩的分上帮我。于是，我让他拨通了电话。
2001年3月24日，星期六上午，我和朋友约瑟夫·汉密尔顿去拜访安尼塔·F·桑德斯，她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个凶狠可怕的怪兽。实际上，安尼塔跟我差不多高，而且肯定比我瘦。也不是一脸尖嘴獠牙的样子，想必这位怪兽的爪子也被藏起来了。我迅速把她的办公室瞄了一圈，也没见到她收藏任何球类，至少没看见传闻中她最喜欢的那种收藏品。我倒是觉得安尼塔看上去挺友善的。
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喝饮料，甚至还让我们品尝她的拿手好菜意大利面食色拉，这道菜完全是她自己搅和出来的，完全没人帮忙，对此她非常得意。她还提到她的女佣已经辞职走人了，于是我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可以趁机跟她来个交易呢；至少我当时有这么个想法。哪怕是求她，我也愿意。安尼塔的策略很简单，只要求我把一切经过写下来，从我和戴尔最后一次闹翻写起，一直写到我走进的她办公室的那一天。简单是简单，只是根本做不到。
我跟她解释说，这个案子光最重要的部分就足以写出一两卷来，你想象不到会有多啰唆——但内容绝对是真实的。
她想要了解这个案件大部分的关键信息，尤其是绑架前后的每一个细节。我手上拿着艾伯纳西长官开的情况说明，安尼塔认为这份文件不仅说明我前夫简直愚蠢到家了，而且其内容的详细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她说她从未遇见过这样的警官，竟然如此耐着性子，把整个过程都一五一十地记了下来。这个人肯定是被戴尔给惹急了。我觉得这没准是件好事，我的前夫不光让我一个人讨厌他，现在也成为了众矢之的，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针对法庭的策略也同样简单。2001年3月26日，安尼塔作好准备，向法庭提请紧急裁决令，以这次绑架作为案由请求马上翻案，对上次的裁决进行改判，并将女儿的完全监护权永久性地判归我。这一次可再伤不起了，会不会又出什么岔子呢……那辆货车，就是那辆货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