俑坑还有其他众多的怪异现象，如：一号坑内一个车轮，不在俑坑底部，反而是在高于坑底很多的二层台之上；坑内有几个过洞之内，本来不应该有战车，却出土有车上的铜制构件；坑内的车子，全部都被砸碎；在这里还发现了应该是三号坑内的铜殳。二号坑内已发现的11辆车中，没有1辆是完整的，有9辆车的车轮已经“不翼而飞”了。三号坑的车被人砸成了碎片，车前的陶马，已是一片瓦渣，本来应该在陶俑手中拿着的铜殳，被人捆成了一束，放在俑坑边壁；坑内有车，但车轮也不见踪影了。据说，俑坑里还发现了几口大尺寸的木箱子，箱内无任何的器物。
很多器物都已被认定是“入侵物”，而那一些同样处于怪异状态的、更多残缺不全的兵器，也何尝不是外来入侵者们进入俑坑并在坑内遗留的“物证”！因为，一个竣工验收合格的俑坑，作为陪葬之用的兵器，应该是精心制作、完整无缺的，如果入葬之后，遇到灾难性的破坏，出现被压、被砸情况，但所有的残断部分，都不会无故地消失，经过拼接和整合，还能恢复它的形象，还能看出它原本属于“原配”兵器的特点。任何人都不可能拿残次兵器给主人当陪葬品，这些“没头没脑”的兵器，肯定不是俑坑的“原配兵器”，而是“外来者”遗留在俑坑之中的器物。
俑坑里面，那么多“有剑尖，不见剑身”，有“铜剑销头，未见其他部分”，有“折断的铜剑头，而不见剑身”的现象，还没有任何一位考古学家，对它进行过科学的探讨和研究，甚至对这些“怪异”现象，采取一种刻意回避的态度。如果，一定要认为它们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也应该作一番起码的、必要的解释才对啊！考古工作，犹如侦破古代的“大案、要案”，人们在办案过程中，千万不能忽视案发地点的“怪异”现象，越是“怪异”，就越有问题，越是“怪异”，就越是破案的切入点。秦俑“定性”真相的全面揭开，必须从这些“怪异”现象中，找到重要突破口。
白居易在《折剑头》这首诗里，对残剑的精彩描述，值得人们回味。诗中说：“拾得折剑头，不知折之由；一握青蛇尾，数寸碧峰头。疑是斩鲸鲵，不然刺蛟蚪；缺落泥土中，委弃无人收。”元稹在《和乐天折剑头》中也有“闻君得折剑，一片雄心起，风云会一合，呼吸期万里”的诗句。它的意思是，在一个地方，偶然发现了数寸长的剑尖子，它虽然不能称为兵器，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在一种特殊岁月中，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年代，还是能去斩鲸鲵、刺蛟蚪，是能派上各种大用场的。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却被长期地冷落、深埋在地下，委弃于一层层的泥土之中。
说一千，道一万，有关“吕不韦戈”本身，到底是俑坑的“原配兵器”，还是后来在特殊情况下，进入俑坑的“入侵者”带来的兵器，这才是弄清“秦俑真相”的核心问题。经过对秦俑坑出土的“吕不韦戈”，以及其他兵器的“怪异”现象，进行一番系统、科学的考察、研究之后，人们终于找到了众多的“吕不韦戈”确实不属于秦俑坑“原配兵器”的证据，完全否定、推翻了它作为“秦始皇兵马俑”定性基础材料的各种可能性。说“吕不韦戈”不是秦俑坑原配兵器的几个理由，或者说“吕不韦戈”与俑坑无关的依据，都在哪里呢？请大家认真地考虑以下的问题。
俑坑中的“时间年轮”
众所周知，科学家只要测定海水的盐分浓度，就可以计算出地球存在的年龄；在南极厚厚的冰层里，只要找到一条条明显的冰层线，就可以推算出冰层的实际年代；任何一颗大树，只要根据横断面上的一个个同心圆，就可以看出树木的年龄。在考古领域中，运用这种“定年”方法去确定的年代，应该是最可靠、最精确的。俑坑的俑是陶质的，里面既无冰、更无树，到哪里去寻找这一类年轮才好？难道在秦俑坑之中，真的就找不到一点记录年代信息的实物资料了？显然不是，俑坑底部的铺地砖上，长年累月沉积下来的一层层淤泥，就是一种特有的“时间年轮”！
1975年第11期《文物》杂志发表的《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说：“俑坑底部普遍覆盖厚度约0.15米～0.20米，可分为10～14层的淤泥。”在袁仲一先生1990年12月出版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中说：“一号坑的底部普遍覆盖着厚0.10米～0.44米的淤泥，约可分为10～14层。”虽然淤泥厚度发生了变化，但淤泥的层数，却仍然是10～14层。而在1988年10月发表的《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中说，有的地点淤泥厚度，已经达到0.50米～0.70米，但不见有淤泥层具体的数字，不知是未注意观察，还是另有其他的原因，不可能任何地点的淤泥，一律都是10～14层吧！
袁仲一先生在《秦兵马俑》一书中说：“二号俑西北角有一大型扰坑，面积近100平方米，扰坑底部是陶俑、陶马，上面堆积着厚度约1.50米的一层层淤泥。根据淤泥的情况判断，此扰坑内众多的陶俑、陶马，曾较长时间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袁仲一先生的《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中又说：“每下一次大雨，坑内即进一次水，也就留下一层淤泥。当时一年内下了几次大雨，今天已无法得知。但总的说来，俑坑从修成到被毁坏，其相隔的时间不长，否则坑内会有更多层次的淤泥。”坑内淤泥厚度的资料，是比较真实可信的，但他作出的那个判断和结论却是错误的。
0.44米厚的淤泥，可分为14层，平均每一层淤泥厚度为3.14厘米。照袁仲一先生的说法，这0.44米厚的淤泥，就是“每下一次大雨，坑内即进一次水，也就留下一层淤泥”而形成的，那么这“14层淤泥”，就意味着：当时是“一年内下了14次大雨，否则坑内会有更多层次的淤泥。”问题就出在这里：在陕西地区哪一个地方“每一次大雨，就能形成3.14厘米淤泥”的？在现代的气象学中，降雨量是有明确的等级之分的：24小时的降雨量，大于25毫米时，称之为大雨；大于50毫米时，称之为暴雨；大于100毫米时，称之为大暴雨；大于250毫米时，称之为特大暴雨。
难道每一次下过25毫米～50毫米的“大雨”，就能使俑坑涌进一次水，而且还能留下一层3.14厘米(31.4毫米)厚的淤泥吗？不用说下了25毫米～50毫米的“大雨”，就是下了50毫米～100毫米的“暴雨”，也不可能在俑坑内，沉积成31.4毫米厚的淤泥啊！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天上落下的，不可能是“雨”，天上倾泄下来的，一定是泥多水少的土块了！在秦俑坑的附近地区，处处都是沙石滩地，24小时内的25毫米～50毫米“大雨”，几乎全部都要被渗入地下，不可能形成地面的径流，更不会变成强势洪水冲进俑坑。所以，袁先生的“大雨”之说，实在不可能让人信服、理解和接受。
人们从《陕西省志·水土保持志》一书提供的有关资料上看到：“当落淤3厘米时，每亩洪水量为103.7立方米；落淤30厘米时，每亩洪水量为1637立方米。”经过折算，当落淤3厘米时，每平方米的落淤地面上，至少应该保证有0.1557立方米的洪水量，它需要有155.7毫米的降雨量。由此可知，要在俑坑内形成一层3厘米厚的淤泥层，需要有一场155毫米以上的“大暴雨”才行。但要知道，这种雨量不是年年都有的，更不可能在一年之内，经常不断地出现。如果袁先生不能找到陕西地区，一年之内下过14次“大暴雨”的史料记载，那么他的观点完全就是错误的。
临潼属于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全年平均降雨量553.5毫米，降雨量大多集中于每年7月～9月这3个月的时间之内，大、中、暴雨的总降雨量为253.8毫米左右，占全年降雨量的45.9%。暴雨的频率是2～3年一遇，急雨（每小时降雨量达30～60毫米）、大暴雨、特大暴雨的频率更小，平均3～4年一遇。在《临潼县志》中也有明确记载：这里的气象特点是“春夏连旱，3年一遇；百日大旱，3年一遇”，说明临潼地区的“大旱、大涝”，是以3年左右时间，交替出现的。就是这种3年一遇的规律，这种旱、涝交替的周期，才有足够的时间，去形成一层干涸的淤泥层。
如果像袁先生构想的那样，俑底这厚44厘米、可分为14层的淤泥，是一年左右时间，分别下了14场“大暴雨”后，在俑坑内淤积而成的话，不用说历史上不存在有这种14×155毫米雨量的记载依据，即使真的有过这种极端雨量，在整个俑坑内部空间，也全部都要被洪水覆盖，那么在一个封闭的俑坑里面，一年的时间就很难将水分排出俑坑；水分不能向外排除，哪里能够使泥水分离；泥水不能分离，哪里能够形成干涸的淤泥层。淤泥是干燥一次结一层，一年之内干燥一次，意味着一年只有一层淤泥。所以，袁先生的淤泥一年有“14层”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临潼大暴雨的“频率”是3年一遇，旱、涝交替的周期也是3年，当它与“14层淤泥”结合一起的时候，“时间年轮”的全部构成要素，都已得到了落实。这样，根据淤泥层实际的层数和每一层所必需的沉积时间，人们就能够准确地计算出，形成俑坑44厘米淤泥至少需要42年的时间。再加上建造整个俑坑的本身，还需要10年的时间。从俑坑竣工之日起，到俑坑受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和破坏，使坑顶出现大裂缝、大裂口，导致“大暴雨”洪峰冲进俑坑内，也需要时间。因此以俑坑焚毁年代为准，向前推移50～60年时间，就是当年俑坑建造的最准确时间。
